约翰·密尔宽容思想简论

约翰·密尔在他的《论自由》中对宽容问题进行了精当的阐述。他首先论述了思想宽容,并把它与思想自由、讨论自由及追求真理紧密结合起来,认为思想宽容是使人类认识逐步接近真理的途径。其次密尔指出了宽容对个人自由、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重要性。密尔承认差异、认同多元、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宽容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力求平衡的自由主义——密尔政治思想中的自由与功利原则

密尔作为推动自由主义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政治思想家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有批评者指出其思想中的自由原则和功利原则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纵观密尔的政治思想,他在努力实现二者的平衡。人的自主性和社会性使密尔摒弃了原子式个人主义,个人在促进自由的同时,对社会进步负有道德上的义务。尖锐的社会矛盾让密尔意识到二者平衡的必要性;功利原则的人性化和务实性使社会进步的同时个人自由也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使二者平衡具有可能性;通过教育、精英人物的示范及重新认识政府的职能使这种平衡具有可行性。     

约翰·密尔与社会主义

国内学界一般把约翰·密尔看做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去试图把握他思想的全貌。实际上,密尔与社会主义思潮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但一些西方学者似乎又过高的估计了密尔思想中的社会主义的色彩。本文拟就密尔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作一简单梳理。     

清除“污名”:约翰·密尔《论自由》文本的形成

在《论自由》这一经典著作中,约翰·密尔使用了"社会污名"这一概念,为什么密尔使用这一概念,原因即在于从1831年约翰·密尔认识哈瑞特开始,两人的关系就一直受到了朋友和家人的非议,遭受到了不应有的"污名化"。为了清除这些"污名",约翰·密尔与哈瑞特在结婚后决意反击,用笔来对那些"污名化"他们的"敌人"进行反抗,借以澄清关系,同时启蒙社会。他们相继写出了《论自由》和《自传》两书,表达了他们期待改造这个社会,实现一个每个人的个体性都能够得到尊重和保护的社会。1859年,《论自由》出版,尽管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但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与好评。借助于对约翰·密尔写作意图和过程这一历史性考察,从而可以将学界通常仅对《论自由》文本展开解析转变为研究这一文本的形成,由此可以找寻到理解约翰·密尔思想的另一种路径。     

19世纪英国围绕性病防治的争端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卖淫的盛行造成性病患者日渐增多,如何防治性病遂引起社会关注。19世纪上半叶,民间团体和教会采用救助妓女、开设性病医院等措施来防治性病。19世纪中后期,为了降低军队性病的发病率,议会先后颁布三部《传染病法》,逐步强化对军事要塞和城镇妓女的医学检查,并试图将这一举措推广至全国。然而,以中产阶级女性为主体的废除派从道德、法律、阶层、性别等角度谴责《传染病法》,并发起废除《传染病法》的运动。同时,废除派还揭露"白奴贸易"的罪恶,呼吁社会关注雏妓问题。在议会内外废除派的共同努力下,《传染病法》被废除,性病防治又回归成为公民的个人事务。这场性病防治争端既展现了英国注重个人自由的传统,又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兴起。     

美国联邦调查局与新左派运动的衰落——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中心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美国新左派运动重要组织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和民主政治改革。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尤其是越南战争不断升级,该组织在60年代中期从追求体制内政治改革转向反战运动和反权威、反体制、反主流文化运动,甚至暴力对抗权力部门。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国家安全为由,借反苏反共的冷战话语和维护美国传统价值信念之名,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实行全面监控,并于1968年启动"反谍计划",通过渗透、误导舆论、心理战、法律骚扰等手段破坏和消解该组织的活动和影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对60年代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走向衰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新左派等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体现了美国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个体性”的思想谱系——以约翰·密尔《论自由》文本为中心的考察

思想家如何组织文本,是思想史研究中的的重要内容。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撰写《论自由》时,便借用和转换了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资源,来组织自己的文本。凭借这些思想资源,《论自由》文本才得以写就,并充满思想的力量。也正是在这种借鉴中,密尔和其他思想家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内在关联和思想谱系。通过系统考察密尔所提及的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内容,梳理这些思想谱系,将有助于把握《论自由》这一文本的组织方式,明晓文本产生的思想渊源,以及理解其思想的意义指向。     

内战前美国女性禁酒报纸与女性的公共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在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随着女性禁酒社团纷纷涌现,女性禁酒改革者开始独自创办禁酒报纸。女性杂志的流行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女性禁酒报纸的问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以《橄榄树》和《百合花》为代表的女性禁酒报纸成为女性禁酒社团的喉舌,也是女性禁酒改革者发声的工具。女性改革者借助禁酒报纸表达她们对禁酒改革与自身公共角色的理解,丰富了禁酒运动中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公共参与的自主性。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改革者以作者、编辑、出版商的身份参与到印刷出版中,行使出版自由来推进禁酒事业的发展、引导公众意见,体现了女性在争取选举权之外的公共参与方式的多样性。     

“秘密法案”的秘密

该法案客观上导致了以安倍为核心的日本政府行政权力的过分扩大和泛滥,使日本的决策体制走向高度集权化 12月6日晚,日本政府强行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旨在严惩泄密行为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在参议院外面,一万多名民众敲着锣鼓,要求废除这一法案。     

法国大革命前夕争取报刊自由的运动

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掀起了持续不断的争取报刊自由的运动.英国诗人弥尔顿发表于1644年主张报刊自由的辩护词,以及1776年弗吉尼亚宣告报刊自由的行动,都激励了法国报刊自由的拥护者.1788年7月5目的法兰西王国行政法院决议给予了报刊一种事实上的自由.此后至1789年7月,法国社会各阶层拥护报刊自由的人士,在该决议的框架内主要通过小册子和陈情书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大多数法国资产阶级人士强烈拥护报刊自由,他们希望完全废除审查制度.1789年,争取报刊自由的潮流极其猛烈,摇摇欲坠的旧制度已无力抵挡.     

论任弼时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岗位上的人格风范

权威的来源有两个方面:权威来自于权力,当党和人民赋予你权力时,你所获得来自权力的权威,这种来源是外在的,而且也是短暂的;权威来源于个人的人格风范,这种来源是内在的,而且是长期的。任弼时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当然要得益于他是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得益于他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但是,仅看到这一方面的因素还不够,还必须看到,任弼时在党内的威信,与他具有的崇高品质和风范有关。     

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英国儿童杂志的二重螺旋——中产阶级女性的压抑和解放

女性应处位置和应扮演角色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第一次成为全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蓬勃发展,迫使社会关注这一千百年来被边缘化的人类的特殊群体。儿童杂志具有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此而言它是中产阶级宣传自身价值观念的阵地。但时代的进步使女性觉醒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儿童杂志作为时代的产物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其中体现出某种女性解放的可能。     

民国时期东南亚中医界对废医案的回应与建构

论文以1929年民国政府废除中医案为研究对象,从东南亚中医界对民国时期废医案的回应、东南亚中医界的自救运动、东南亚中医界对废医案的建构三个方面论述了废除中医案对东南亚中医界的影响。面对国内的废除中医运动,东南亚中医界与中国国内遥相呼应。对东南亚中医界而言,废除中医案,给他们带来获得国家层面上认可的契机。他们所争取的,不是在东南亚各国自由行医的权利,而是将中医纳入体制内管理。同时,东南亚中医界对废医案的关注,也使得中国国内中医界认识到,海外中医的发展对国内中医的处境也有相当影响,二者互相依存,休戚相关。     

中国古典自由思想探源——以郭象政治思考为中心

郭象的政治思想继承了庄子的思考,以建构古典自由秩序为中心,是中国古典自由思想的典范。他以多元有机的本体想象为依据构想政治生活,提倡以多元、自发的自然秩序为政治基础,弱化权力,反对对社会的干涉,并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理解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郭象为玄学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是庄子政治思想的修正与完成。     

试析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激进策略

20世纪初,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在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及其女儿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以暴力的激进方式来争取妇女议会选举权的运动,这与早期温和的妇女参政运动截然不同。“要行动,不要空话”的激进斗争方式在英国乃至世界妇运史上烙下了独特的印迹。该同盟采取激进策略,既有19世纪工人激进主义的影响,也是对近50年妇女参政诉求没有结果的绝望反应和对传统视野中维多利亚女性形象的反叛。这种激进的暴力斗争方式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

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是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在工业化的浪潮中,许多妇女走向社会,走进劳动力市场,成为独立的雇佣劳动,从而扩大了眼界,增强了独立意识。在社会政治民主化运动中,她们接受自由主义思想,参与党派活动、宪章运动和反谷物法斗争,甚至独立开展争取妇女选举权、与男性平等的经济权和社会立法权运动,向社会显示自身的实力,不仅改变了轻视妇女的传统社会立法,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且有力地推进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从“出身之争”到“利益之争”——英国护士官方注册运动探析

英国护士官方注册运动是一场由淑女护士发起、在战争诱发下得到各方支持的、争取护理业职业地位得到官方认可的运动。1887年淑女护士发起护士官方注册运动,主张将出身作为护士官方注册的标准,引发了激烈争论。随着一战的爆发和女权运动的发展,护士官方注册运动得到了广泛支持,运动转向各方力量之间的利益之争。政府介入后,1919年议会通过《护士注册法案》,英国护士官方注册运动取得胜利。该运动的出现既源于淑女护士的职业诉求,也与英国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息息相关,同时离不开医学的发展以及公众对规范护士队伍的希冀。英国护士官方注册运动不仅是英国护理业职业化道路上的里程碑,而且是英国女性追求平等职业权利的独立意识的体现,更是现代英国社会发展的缩影。     

1931年妇女争取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权运动述论——以《妇女共鸣》杂志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1931年南京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期间,妇女团体未获得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权,乃以召开会议、成立专门请愿团体、发表通电等方式向国民党请愿,并发表文章阐述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代表选举的理由,掀起了一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收到了一定效果,有十名妇女团体代表列席会议,并有七名妇女当选为国民会议代表。这是中国自实行现代选举制度以来,中央国家立法机关中第一次出现女性代表和列席代表,在现代选举制度史和妇女参政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并为后来妇女参加南京政府举行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开了先河。     

知识即权力?——英国医生的话语建构与发展趋势(1800-1948)

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是英国医生依托专业知识构建话语权力的关键时期。临床医学的进步推动了医生话语权力的塑造。医疗空间的变化造成惠顾体系的瓦解和诊疗方式的转变,确立了医生在医患关系中的家长式权威。医学专业化造成全科与专科的分离,专科医生凭借知识与技术优势后来居上,改变了过去以全科医生为主的行业格局。两者之间在医疗观念与利益上的冲突,加重了行业内部的竞争和分歧,但也让他们认识到了分工与合作的重要性。1948年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建立,是英国工党政府通过国家干预规制医生权力,挽救了知识—权力语境下全科医生群体的日趋衰落,同时促使医生职业在资本利益与人道主义之间做出平衡。从知识—权力话语主导下的家长式权威到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表明英国医生的职业发展呈现出以患者为中心的新趋势。     

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对《红利法案》的否决

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对1817年<红利法案>的否决与美国早期宪政和交通革命关系重大.麦迪逊总统之所以否决<红利法案>,乃是因为他认为由联邦政府主持全国交通建设超出了美国宪法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并且他反对国会中众多议员对宪法的"宽泛解释".该否决阻碍了联邦政府在美国早期交通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最终由各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人企业在19世纪上半期蓬勃兴起的交通革命中担当了主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