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与国共合作(1925-1928)

1925-1928年间,莫斯科中山大学虽在名义上一直是中国国民党的大学,但国民党学生仅占在校生一半左右,其余学生则全是中国共产党选派。国共两党在校内均有自己的组织,也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合管理。共产党组织将国民党工作视为党团员在莫斯科难得的革命实践机会,全面"包办"国民党旅莫支部工作,努力让国民党员成为左派并加入共产党。右派国民党员则建立地下国民党支部与之抗衡。中大共产党学生的国民党工作,与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政策以及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呈现出极为特殊的国共合作面相,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生长点。国共学生在中大学习的一败一成,亦是观察两党师俄的较好视角。     

聂荣臻:从黄埔军校到南昌起义

正1925年6月底,因为国内大革命急需懂军事的干部,正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学习军事的聂荣臻,接到中共旅莫支部通知,要中国班结束学业,尽快回国参加大革命。当时在中国班学军事的共有26人,聂荣臻是中国班的党支部书记。接到通知,他立即做回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给每个学员做结业鉴定,又组织全班去听了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季诺维也     

非基运动与民国上海大学师生群

民国上海大学对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具有重大影响。不仅促成运动在1924年8月的"复活",且使其在同年底发生从宣传到行动的重要转折,推动该运动成为一项全国性运动。相当一批非基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具有上海大学师生和中共党团员的双重身份。非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共借助上海大学这一革命平台成功领导的一场社会运动。上海大学的个案集中显示了由师生关系和社团组织两条路径共同形成的革命性、开放性的群体对非基运动乃至整个早期中共学生运动的影响。     

国民革命后期国民党党员志愿兵考论

党员志愿兵是国民党组建党人武装的阶段表现形式.国民党中央对党员志愿兵训练、干部委任的"中共控制"现象颇为警惕,担心中共以征募党员志愿兵的名义组织红军,这是党员志愿兵停止招募的主要原因.武装党人与武力党化的错位循环表明国民党始终没能找到驾驭武力而不为其反噬的有效办法.政党对军队的管辖、裁制主要通过军队中政党组织的制度化建立及对军人党员有较强约束力的常态化支部生活来实现,不取决于军人党员数量.     

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

抗战初期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有相当一部分被分发到军队中充任政工干部,正好迎合了中共扩军对政工干部的大量需求,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宏大话语所能充分解释。"新知识分子"加入后,受工作能力、经验资历等因素的影响,大多只能从事基层政治工作,这导致了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触发了整风在军队基层的开展。中共一方面无法完全摆脱阶级话语的窠臼,仍在严肃地批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无法全面贯彻阶级话语的原则,更多是根据现实需要在这两类干部中寻求平衡和进行调解。阶级话语在此一时期隐而不彰,不在中共干部任用中起决定作用,这是与具体实践互动的结果,也符合中共自身"知识化"、"技术化"的需要。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

1942年春至1945年夏,整风运动在中共全党普遍展开。虽然华北各根据地整风的推进迟于延安,但在上级督促及党组织自身建设需求驱动下,运动的重心同样从"学习"转向"审干"。为确保运动达到预期目标,中共在对审干步骤做出设想的同时,兼用思想和组织两种领导方法。与整风紧密结合的审干工作十分重视发动干部进行"自我批评"。经过"反省""坦白",干部的思想意识和作风得到了初步改造。随着对敌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延安的整风发展为"抢救运动",并蔓延至华北各根据地。察觉运动出现偏差后,中央及时对华北下达一系列纠"左"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开展以甄别平反为主的善后工作时亦付出了努力。通过整风审干,中共不仅净化了党的组织,统一了全党思想,还探索出一套战时党员骨干的训练方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好了干部准备。     

我所知道的刘仁静

1927年,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因为学潮问题,认识了在列宁学院的刘仁静.当时,他支持东大同学的"反官僚主义"(反"旅莫支部"的官僚作风)活动,颇有正义感,我们就成了朋友.他比我大7岁,见多识广,因支持东大同学,被学校当局上报共产国际,成了被打击的"反对派".学潮的结果是"各打五十板"--"旅莫支部"被撤销,负责人武和景(即武胡景)等被遣送回国;改善了学习环境(增加俄文教师、在图书馆允准学习马列原著、对中国同学平等讲解……)等.同时也惩罚领头闹学潮上访的人,开革五名同学:两人改送列宁学院学习,三人远遣列宁格勒的军政学校.调到列宁学院的两名同学朱代杰和马员生都与我友好,我就时常去列宁学院访谈,由此也与刘仁静熟知了.     

山西党团组织早期领导人李毓棠

<正>李毓棠,又名李叔荫、李叔应,字艾亭,是山西党团组织最早的领导人之一、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共太原支部的第一批成员,对山西早期革命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00年6月23日,李毓棠出生在山西忻县(今忻州市忻府区)温村乡王家庄一个富裕家庭,家里开有作坊。李毓棠在村里读完小学后,于1918年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李毓棠在省立一中读书期间,结识了高君宇、王振翼、贺     

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召开“三严三实”专题学习研讨会

<正>6月30日下午,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召开"三严三实"专题学习研讨会,会议以"严以修身,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把牢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为主题。党组书记、主任李秋洪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唐中克、邓敏杰、秦邕江,副巡视员王艳珍及各处室副处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会上,王艳珍、吴辉军、韦晓、莫声光、黄家接结合各自(分管)工作实际,紧紧围绕学习专题进行了重点发言。他们在会上指出了广西地方志系统存在     

1928-1929年中共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以日方档案资料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遭到破坏。1928-1929年是中共的在日组织重建和发展时期。在东京的支部遭受重创后,中共在大阪重新进行了党员登记,对党员及地方支部进行重新整编。通过诸多形式,在中国留日学生、华人华侨中间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播撒革命火种,大力发展党员。中共党员经过多方努力重新开展地方支部工作,领导和建立了一批社会科学研究性的社团组织,通过散发宣传物品、创办机关刊物等方式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宣扬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与日本共产党也存在某种联系。1929年10月3日,日本政府在全国各地同时行动,速捕了大批中共党员及留日学生,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再次遭受严重破坏。     

革命与性:晋察冀根据地村干部“男女关系”问题的由来

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之际,村干部的男女关系问题是大量存在的。但这类问题不能简单以干部腐化论之,如果将其放在乡村社会的背景下去考察,即可发现非婚性行为是固有并长期存在的,这与当地的男女比例失调有一定关联;加之战争影响与中共革命动员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抗战期间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曾发动了反淫乱运动,以图杜绝乡村的男女关系问题。但是在1947年至1948年的晋察冀土改整党当中,中共发现村干部男女关系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一问题成为村干部被中共整体负面化的一个例证。但是整党运动的实际进程证明,此次整党,村干部问题被严重高估,具体到村干部的男女关系问题也是如此。熟识当地情况的干部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相对温和的解读,并被中共决策者所接受。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卓有成就。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使中共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部的同时,得以放手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促进干部群体的气质变化及整体提升。和中共革命实践通常都环环相扣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管齐下、交相作用,内的自觉是基础,外的规训是手段,形成动态而非静态、固化而不僵化的干部养成路径。抗战时期,是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改造全党的关键期,"三八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深深烙印。     

柳北游击队的日日夜夜

正1949年5月,中共融县工委将各地武工队和战斗队的番号统一起来,称为"桂黔边人民保卫团",团长兼政委莫矜,副政委谢之雄,政治部主任林润葱。团以下辖3个大队,共500多人。9月10日,中共广西省农委决定,将"桂黔边人民保卫团"更名为"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莫矜,副政委谢之雄,政治部主任林润葱。当年12月,中共柳州地委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柳州军分区将"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     

抗战时期豫北天门会与中共秘密交通线

豫北天门会是民间一种抗匪保家性质的秘密结社组织,抗战时期曾奋起抗日保家,后不得已伪化,但经中共积极团结争取为人民武装团体。中共利用天门会"合法"身份,建立了通过其辖区,连接冀鲁豫和太行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此交通线在抗战时期护送了来往于两地间的大量干部,对传送文件、运输物资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对浙江干部的保护

正毛泽东视浙江为第二故乡,对浙江的干部比较熟悉。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浙江的干部多有指示或批示,予以保护,体现出一代伟人对浙江干部的关爱。"江华要保"江华原名虞上聪,1907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49年5月初,江华从东北奉调入关南下,8月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市长,9月兼任杭州市     

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

国共三年内战时期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对中共的领导力和控制力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农村基层干部整改就是其应对这一考验的重要一环。干部整改体现的民主建政愿望、群众意志、反贪廉政诉求、阶级站队做法,鲜明指示出中共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理想和要求。其过程和结果,既是中共非同一般的控制力的集中反映,同时又提示出作为正向执政道路迈进的政治力量,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其理论准备和实际经验都尚在积累,对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基层社教运动的多重面相——南京大学“四清”运动亲历者口述历史

正"四清"运动是1963年至1965年在全国城乡展开的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在农村开展的社教运动包括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务,所以将其称为"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在后期转化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故前者又称"小四清",后者称"大四清"。1964年10月,南京大学的师生积极响应中央通知,文史哲3个系61、62级全体学生和部分教师、机关干部组成了470人     

柔石走向龙华的一曲悲歌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的告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与公共租界工部局联合进行大搜捕。连日来在三马路东方旅社、天津路中山旅社等中共的秘密据点,先后逮捕了参加中共会议的31名干部。柔石、李伟森、殷夫、冯铿、胡也频(称为左联"五烈士")与李云卿、苏铁、刘后春等8人17日下午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首先被捕。19日上午,公共租界的法院开了一次走过场的庭,就把他们"引渡"到市公安局。公安局又分别对他们进行了拍照与审讯。     

中共早期五四纪念及其内在理路

中国共产党早期五四纪念经历了个体自主参与到党团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共创立前,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瞿秋白、谭平山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着力推动五四纪念,并为其增添了民众动员的新语义。中共建党初期,随着时局恶化及革命诉求增强,除倡导"到民间去"、"打倒军阀"的纪念话语外,还将其付诸实践,以青年团领导学生发动民众,从事救国运动。至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国共合作背景下,进一步充实五四纪念话语,积极宣传"国民运动"、"民族运动",开展对民众的革命动员。中共早期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与纪念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五四阐释的基本范式,既体现出中共对中国革命对象、领导权与主题的认知和探索,也是其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宣传团体"向"群众的行动的政党"进化的见证与写照。     

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二大上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在之后的十五年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和不断拓展,十五大上正式将这个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深刻论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