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争夺燕云地区的策略探析

燕云地区归宋朝所有是宋金联合的基础之一,但在双方联合的过程中,由于宋朝政治上的软弱、军事上的无能以及策略上的失误,促使金朝将双方阶段性盟约视为终止性盟约,并利用既占地区地理上的优势,对燕京形成钳型围势,终于实现了占领整个燕云地区,与宋朝划河分治的目的。     

六合宋城

宋城墙在六合县城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鉴于战争、灾害等原因导致典籍缺失、文字讹舛,历代《六合县志》在宋城问题上均语焉不详,导致后人只能窥其冰山一角。一、筑城宋朝六合县城墙建设分三个阶段,即绍兴、乾道、绍熙及嘉泰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绍兴元年（1131）至隆兴元年（1163）。     

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

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赵永春一＂语录＂释义宋辽、宋金对峙时期,双方外交往来十分频繁。当时规定,每年正旦（阴历正月初一）,双方必须互相遣使向对方祝贺,称＂贺正旦国信使＂,简称＂正旦使＂或＂贺正旦＂;皇帝生辰,对方亦必须遣使祝贺,称＂贺生辰国信使＂,简...     

关于宋金交聘“国书”的斗争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聘使往来十分频繁,并且在不断交往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交聘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交聘礼仪。诸如:使节出使携带什么样式的“国书”;使节进入对方境内,接伴使按何种礼仪接伴;到达对方京城或出使目的地,馆伴使按何种礼仪陪伴;如何设宴、巡游、用乐、朝见、进国书;对方皇帝以何种礼仪接受国书;使节回国,送伴使按何种礼仪送伴等,都有一定的礼仪规定,甚至使节的立、坐位置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些交聘礼仪的规定,代表一定的等级,因此,宋金双方都十分重视交聘礼仪,并围绕着交聘礼仪问题,展开一系列斗争。本文不想对宋金关于交聘礼仪的斗争做全面探讨,只想就宋金交聘“国书”过程中的斗争,略加论述。不当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辛稼轩《美芹十论》作年确考

《美芹十论》是辛弃疾最重要的一篇政治军事论文,对研究辛弃疾的政治倾向和军事思想,或对研究隆兴和议前后战与和的消长态势,都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然而,《十论》的作年却至今仍是一个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历来凡有三说:其一是《宋史·辛弃疾传》在记载辛弃疾乾道六年召对延和殿一事时,连带书及“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似乎《美芹十论》就是此时奏上朝廷的.《宋史》的辛传叙事杂乱无章,前后史实多颠倒舛错,不足为据,所以,对于这种说法,人们向来不加重视.其二是明初黄淮、杨士奇编辑的《历代名臣奏议》收录了《美芹十论》,文前有“宋孝宗时建康府通判辛弃疾进”13字,其后唐顺之的《荆川先生右编》也如此标著,实即本之《名臣奏议》.其三是清人辛启泰辑录的《稼轩集抄存》,在《十论》题上冠以“乾道乙酉进”(即乾道元年,1165年)5字,其所编《稼轩先生年谱》便也将《十论》系于乾道元年.     

伪证

<正>南宋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高宗授意秦桧,秘密与金朝媾和。那年的四月,高宗下诏令,将宋金前线的"三大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至临安(今杭州)行朝奏事。其实,他是准备夺去三大将的兵权,为和议铺路。韩世忠与张俊的驻地距离临     

完颜宗翰对宋政策述论

宗翰对宋的政策经历了联宋灭辽、建策攻宋、确立灭宋总目标、以和议佐攻战几个阶段的演变.在金太祖时期,他赞成金太祖联宋灭辽的策略,后来积极主张攻宋,并确立了灭宋总目标,一心要在灭宋后另立傀儡政权帮助金朝管理原来宋朝的土地,到了1130年以后,随着宋弱金强的形势逐步向宋强金弱方面转化,金廷内部开始有一些人逐步产生了与宋议和的思想,宗翰则抱着灭宋总目标不放,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的对宋策略,至死也没有完成向"以攻战佐和议"方面转化,在有关与宋议和的问题上,他的主张与金熙宗等人有所不同.     

吴鼎昌与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

1919年的南北和议,吴鼎昌因得到皖系、安福系及徐世昌的支持与认可,被推选为北方代表。作为北方代表团的决策者之一,吴鼎昌多方周旋并争取南北双方妥协,努力推进和议的筹备。在1919年公债、国会等和议具体问题上,吴鼎昌尝试游说北方向南方作出一定妥协,但在遭到皖系反对后,采取强硬态度试图迫使南方让步而未果,最终选择了终止和议的消极方案。南北和议的失败,主要是促进和议的诸多因素没有形成一股占有优势的、推动和议的中心力量,终因均势的多方意见不可调和而破裂。1919年南北和议,不仅仅是对中国旧军阀势力对比发生的变化产生了影响,也是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催化剂之一。     

赵鼎集团的瓦解与洛学之禁

赵鼎集团的瓦解与洛学之禁高纪春建炎、绍兴初年，宋高宗从“是元而非熙丰”、“尊洛学而黜王学”的态度出发，极力支持旧党势力，推崇程氏洛学，导致了洛学派旧党官僚势力的崛起与壮大。但是随着绍兴八年宋金和议时期的到来，事情的发展却日益走向了他个人意志的反面—...     

浅论宋金时期河东丧葬习俗

我国传统的丧葬,土葬较为普遍。但在宋金时期,我国却盛行火葬,而且,这种丧葬形式一直持续到元代。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15《火葬》中指出：“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据伊沛霞在《宋朝的火葬》和韩森的《宋代的买地券》两文中的估计,当时全国的火葬在10％．30％之间。而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区,宋金时期火葬亦蔚然成风。     

金宣宗对宋政策之失误

兴定元年（1217年）,金宣宗在三面受敌的形势下,又发动了攻宋战争,不但未能达到拓展疆土、掠取宋朝淮南之地财物以及迫使宋人重新交纳岁币的目的,反而将宋朝推向敌方联盟,造成四面受敌以及“兵财俱困”的窘境,严重地削弱了金朝的抗蒙能力,加速了金朝的灭亡。     

我在太原日军集中营

“太原集中营”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太原城内设立的一所关押被抓、被捕、被俘的抗日军政、民人员的俘虏集中营,其对外名曰“工程队”,而实际是囚犯的苦力队,也是一所人间地狱。 我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1941年间在山西国民党统治的中阳县地区担任国民兵团团副,组织武装暴动,带队     

浅析宋朝燕云交涉失败的原因

北宋末年,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为收复五代时期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与金签订了“海上之盟”。灭辽后,有关领土问题宋金双方进行了漫长而复杂的燕云交涉活动。由于北宋社会腐败透顶,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形成,加之军事斗争的失利及外交斗争的频频失策,燕云交涉最终以宣和七年金将斡离不再度占领燕京及其六州为标志宣告其彻底失败。     

再议南宋纯熙元宝小平铁钱

1985年,在江苏高邮古运河中出土的大批南宋铁钱中,发现了一枚“纯熙元宝”小平铁钱。无论从出土状况,还是从该钱的制形,文字气息来看,都应属于南宋之物。“纯熙”年号,在《宋史》上虽无明文记载,但在当时的笔记史料中仍可寻其踪迹。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一书中就历朝年号典故,有如下记载:“……若隆兴则取建隆绍兴各一字,与唐贞元取贞观、开元之义同。已而嫌与颜亮贞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纯     

北宋靖康和南宋建炎、绍兴时期铜钱监与铸钱研究

<正>北宋末至南宋初的靖康、建炎、绍兴年间,是宋代历史上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靖康二年(1127)二月,北宋亡于金,徽、钦二帝北迁。同年五月,高宗即位,改元建炎,建立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至绍兴初年,南宋朝廷一直在金军的攻势下辗转迁播,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和议后,才稳定下来。在两宋交替之际内忧外患的局面下,钦宗和高宗时期的整体铸钱业却并未完全走入低谷。靖康、建炎、绍兴年间,开炉铸钱的钱监数量较多,所铸铜钱版别复杂。除了靖康铜     

金与北宋战争爆发原因初探

在宋金关系史上,最初,宋徽宗同金朝皇帝完颜阿骨打曾订立“海上之盟”,建立了联合灭辽的“友好”联盟关系。在阿骨打统治时期,阿骨打始终没有进攻北宋的意图,在北宋没能按照海上盟约完成夹攻任务的情况下,他仍然将燕京(今北京)等地交给了宋朝,又特许了原来并没有许宋的西京(今山西大同)一带土地,只是没有来得及     

八路军是怎样抓获第一个日军战俘的?

由于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很长时间里,数万名日军战死,居然无一被俘。为了抓到一个俘虏,中国军队许多官兵付出了惨重代价。有一位营长背起一个半死不活的日本伤兵,     

宋金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特点

随着唐王室的东迁,政治中心随之向东转移,西北地区在全国地缘政治上的地位大为下降,但是至宋金时期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宋时期,西北地区是对西夏战争的最前线;宋金战争期间,它是保护入蜀道路的屏障;金朝末年,又是保护中原地区侧翼安全的屏障,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与隋唐时期相比,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地缘的特点是:地域范围已经大为缩小,区域内的民族与政治关系异常复杂,地缘意义更多表现在军事方面,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地缘经济与文化意义。     

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起源

“小中华”最初是宋人在高丽文宗时期(1046—1083年)赠予高丽的称号,它与宋朝将高丽使馆命名为“小中华馆”这一事件紧密相连.高丽基于慕华思想和抵抗辽金的需要,努力派遣使臣与宋朝结盟,而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高丽使臣高水平的诗文也使宋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小中华馆”诞生在宋丽外交中.这一称谓当时更多地带有外交色彩,还没有成为总体性的文化自觉.高丽末期,以李穑为代表的高丽儒臣在朱子学和元明易代的影响下,对“小中华馆”进行了重新追述和诠释,使之超越了宋丽外交的历史语境,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华夷意识.此后,“小中华”开始升华为高丽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体认,并上升为儒臣士族的政治理想,这反映了新兴的儒臣势力的崛起.因此,宋代的“小中华馆”是后来朝鲜王朝反复强调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     

太原工程队见闻录

我在晋绥八分区汾阳县游击大队工作时,1941年在日军冬季大扫荡中被俘,经过汾阳南杨家庄据点、汾阳大营盘、城内俘虏收容所扣押,受尽日军残暴虐待、摧残、折磨后,于当年2月初,被送进太原市的“工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