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1921年英国对待关余问题的态度

1918-1921年英国对关余问题的态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8年9月广州军政府打算武力夺取广州海关至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英国的态度是：赞成按一定比例向滇、桂军阀控制的广州军政府拨付关余,但反对军政府武力攫取海关的企图;广州军政府分裂后,将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掌管,反对将关余分别交给广州军政府中的不同派别;不支持北京政府独享关余;反对北京政府撇开列强,控制关余的企图;军政府分裂后,赞成支付属于北京政府的关余;反对由徐世昌提出、得到美国赞成的用属于广州军政府的关余收买南方舰队的计划。第二阶段,从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到1921年4月列强强行解决关余问题未能成功。英国的态度是：执行敌视孙中山的政策,仍不同意向广州政府拨付关余,对孙中山夺取海关的计划进行武力威胁;不直接与广州政府打交道,以免造成对其承认的印象;准备抛弃孙中山解决关余问题;支持北京政府得到所有关余;后来态度有所变化,赞成关余用于治理西江;最终欲在损害广州政府利益基础上强行解决关余问题,但未能成功。     

南方政府截取关余事件与英国的反应(1923-1924)

20世纪20年代广东革命政府收回关余运动对列强产生了强烈冲击,对英国更是如此。关余事件中,为避免南方政府将反帝矛头指向英国,英国外交部尝试采取相对保守与稳妥的政策,希望在不放弃原有对华政策,即承认北洋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由列强共同出面对北洋政府施压,促其就关余问题与南方达成某种妥协。然而,英国外交部的建议遭到其他列强和本国驻华使领的反对与冷遇,其试图通过谈判来解决关余的努力最终未获成功。     

“照会”与中国外交文书近代范式的初构

在乾隆年间清政府逐步形成了外交文书的“天朝体制”。此项体制长期受到来华西人的挑战。鸦片战争后 ,英国等列强以武力和不平等条约为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 ,“照会”等近代外交公文范式初步形成。西方外交和文书体制对中国外交文书体制的硬性干预和强制替代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价值体系在中国的强力移植过程。     

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

1929年,藉南京国民政府推动“革命外交”之机,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在东北挑起了中东路事件,意图强行收回中方在中东铁路经营管理上应享之权。此举得到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鼎力支持,蒋并且试图藉机收回全部路权。对此,苏联方面以1924年中俄及奉俄条约为依据,亦不惜以武力相向。蒋则运用外交手段,希冀得到各国列强的支持而获得压制苏联的效果。却不料各国政府多不赞同中方的做法。结果,苏联大举兴兵,东北边防军损失惨重,张学良被迫单独与苏联订立了城下之盟。此举虽令南京不满。蒋却因顾虑到逐渐形成气候的反蒋风潮．而不得不曲予承认。     

一九二三年关余危机与广州大本营外交之嬗变

192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广州大本营发动关余争端,欲以此为契机获得西方的支持和承认,但列强的冷漠和威胁使孙中山的"敏捷外交"陷入破产境地。内外交困的广州大本营,不能不做现实考虑,与苏俄接触。1923年关余危机,最终促使广州大本营的外交发生改变,孙中山放弃一味青睐西方列强的想法,转而开始联俄革命。     

战前日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次大战后,日美矛盾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和出发点。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消长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年代日本外交标榜“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经济往来”,即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初起,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这一国际协调外交迅速向武力外交转化。经“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直至挑起珍珠港事变,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引起日本外交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一战后日美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阿利森事件”是日军伤害西方人士人身安全的典型案例

董为民在《南京大屠杀时期美日间的外交折冲：以“阿利森事件”为中心》一文中指出：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外交官阿利森在调查日军侵入美国产业拖走中国妇女强奸的罪行时,遭到日军士兵的殴打。美国政府就此向日方施加压力,驻南京日军在来自东京的命令下,向阿利森道歉,并将涉事官兵提交军法会议,事件得以解决。然而,在“阿利森事件”中。     

孙中山致威尔逊的三封电函

1914年11月与1917年6月,孙中山曾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出三封电函。这些电函反映了孙中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交思想和当时的中美关系。这三封电函均为英文,迄今未有中译文发表。 一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次年7月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反袁斗争,急需外国援助。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孙中山认为日本和美国是唯一能够援助中国革命的国家。他估计袁世凯政府虽面临严重财政困难,但欧洲列强因财力耗于战争,不可能向袁政府提供援助;如果堵塞袁世凯从日本和美国获取贷款的道路,则袁政府“财源既竭,饷糈     

美国政府与义和团运动再考察

在义和团运动中,美国政府一开始对其严重性缺乏认识,发表的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也与山东义和团运动没有直接关系,系针对列强"瓜分"政策发出的一个倡议。对于义和团运动向津京地区蔓延,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反应强烈,主张与其他列强采取一致行动,并赞成列强的"瓜分"政策。但美国政府始终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并扩大到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将战争严格局限于解救使馆、恢复秩序范围内。在《辛丑条约》谈判中,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也相对友善。东南地方督抚和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国政府之间保持的外交孔道,对舒缓美国政府和公众的焦虑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这场战争并非由"中外双方在交流方面的误解"而引发,主要还是19世纪以来中外民教矛盾和冲突长期得不到妥善合理解决的一个必然结果。     

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波兰的运用

文化外交,在国际关系中作用越来越重要。冷战中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文化外交,即美国政府对苏联东欧人民的以传播美国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外交,是美国对苏东“双轨政策”中的重要一轨,也是美国对苏东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美国对波兰的文化外交为窗口,对美国文化外交的实质、策略、特点进行细致的考察和分析。     

1930年中共推行“会师武汉”计划期间与列强的局部冲突及其影响

1930年红军在长江中游与列强驻华海军的冲突,并非如当时列强政府和后世西方学者所言,是中共盲目"排外"、无端攻击外舰的结果。其根源在于英、美、日等国仇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推行维护其所谓内河航行权和长江利益的政策,干涉中国革命,并不顾中国平民百姓伤亡,从而引起红军和苏区群众针锋相对的武力对抗。尽管红军还缺乏足够的实力与列强争胜,但其不甘屈服的反帝精神,连同舆论界要求维护国家主权的呼声,造成了列强"长江共同警备"设想的流产,使其难以对中国革命实行大规模的联合武力干涉。此次冲突为中共初步确立兼顾党的民族解放理想与现实步骤、结合革命与外交、区分帝国主义者与外国人民的反帝政策,以及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余"产生的时间

出现于中国近代关税史中的“关余”这一概念,其产生的具体时间究竟为何时,目前在关税史研究中还是众说纷纭。一般都认为它产生于鸦片战争后,当关税用来作为外债的担保时;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指一般的关税交出剩余。其实弄清“关余”产生的时间,绝非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它关系到对“关余”性质问题的认识与否。因此,我们不能把出现于中国近代关税史上这个特殊产物的概念简单化了。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中国关税制度完全半殖民地化的一种表现。具体说就是“关余”的产生标志着中国近代关税制度完全半殖民地化。至于“关余”究竟产生于何…     

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与许景澄“卖国”考（1895-1897)

胶州湾事件之前,中德就港口租借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交涉。德国动用了各方人马,推进公私并进的多线外交。清政府倾向于联俄以自保,对德国的无理诉求一味机械回绝,并未足够重视。德国在所谓“和平外交”与“巴兰德—李鸿章”路线接连受挫后,武力占领港口呼声高涨,又值俾斯麦去职后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对华外交日趋强硬。1897年的胶州湾事件,是这一连串交涉导向的结果。其间还留下了驻德公使许景澄主张德国武力占领港口之说,更由此揭示出德国对华新外交政策的内部博弈以及晚清驻外使馆外籍参赞僭越职权的普遍问题。     

艰难的历程：清末滇缅界务交涉之回顾

艰难的历程：清末滇缅界务交涉之回顾秦和平一、问题的提出从１９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被列强用大炮打开了大门，结束了封闭、隔离的状况，融入世界的潮流，随之便面临着现代社会中为维护权利的外交与武力选择问题。所谓外交是指用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主要是通过...     

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

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既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也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与当时中美日三国外交存在十分微妙的关系,尤其与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直接有关。在这场政治权力斗争中,载沣之所以没有处死袁世凯,固然由于载沣本人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以及慑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但同时与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强力干预有着密切关系。而就几个主要列强来说,它们对载沣驱袁的态度和反应并不一致。其中,因为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妨碍了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日本方面对袁世凯遭罢黜实际上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极不愿意看到袁氏复出;而美国政府由于担心清末新政改革政策发生逆转,同时也为了抵制日本对清政府的控制及与日本争夺中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坚决反对载沣罢黜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期待袁氏尽快复出。在载沣驱袁权力斗争的历史背后,同时也浮现出日、美两国较量的影子。     

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应(1966～1968)

196 6年 7月 ,迫于国际局势的压力 ,约翰逊政府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 ,但该政策提出后并没有得到有始有终的实施。美国学者的一种观点认为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阻碍了美国的外交努力 ,使中美之间失去了一次改善关系的重要机会。然而 ,美国国务院最新解密的外交政策档案显示 ,这一观点的准确性值得怀疑。美国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应有自己的政策考虑 :它为中国这场内乱设定了目标 ,即希望这场运动导致中国政局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 1 96 7年中后期 ,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渐趋稳定 ,美国的期望落空 ,美国政府内强硬派人士拒绝进一步尝试新的对华政策     

哲拉德事件与驻日美军司法管辖权处理

在20世纪50年代美日同盟关系调整的特殊时期,为赢得日本对两国同盟关系尤其是对美国的信任,为规避哲拉德事件可能给美国海外尤其是亚洲驻军地位带来的负面影响,艾森豪威尔政府灵活处理了哲拉德事件与驻日美军司法管辖权之间的矛盾关系。美国政府对此事件的决策过程表明:日本政府对两国同盟关系的新诉求和日本民众对驻日美军犯罪行为的愤怒情绪,是致使美国军方按既定方式处理哲拉德事件并致其复杂化的外部因素;美国决策者们不情愿让日本拥有处置驻日美军问题主导权的心理,是导致哲拉德事件复杂化的主要原因;美国国会议员和社会舆论则是导致美国政府在哲拉德事件上左右摇摆的重要因素。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政府将欧美小国与欧美列强“一视同仁”,宁愿让欧美小国享受欧美列强从清朝攫取的除割地赔款之外的种种特权,也不轻易满足欧美小国提出的符合近代国际惯例的一些要求.这样,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也不断丧权辱国.究其原因,在于清朝以传统的“天朝上国”思想来指导近代对欧美小国的外交;清朝对欧美小国外交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天朝上国”的体制,而不是保护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     

科学家赵忠尧的曲折回国路

正当父亲去世一周年纪念前后,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严重事件。美国又发表了诬称中国科学家“窃取美国核机密”的所谓报告。这前一起事件美国政府解释为“误炸”;后一事件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这使我想起近半个世纪以前,我父亲因所谓“核机密”问题,在从美回国途中,被美方无理扣押、搜查,监禁在日本达47天之久,最后也是企图用“误会”二字来掩盖其罪恶行径的。     

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文章对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进行了系统考察。二战后美国的日本政策与钓鱼岛问题的产生、发展及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政府通过托管琉球与“第27号令”将中国钓鱼岛纳入其托管之下。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又将钓鱼岛的“施政权”作为冲绳的一部分“归还”给日本,为中日钓鱼岛争端打下“楔子”。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上由“模糊中立”到当今小布什政府的“小心介入”,反映了美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立场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