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元明寺庙壁画图像叙事的农本意识——以新绛东岳稷益庙和洪洞广胜寺水神庙为中心

山西寺庙作为传统村落的文化中心,是民众信仰生活和日常生活的集中场域。新绛稷益庙和洪洞水神庙壁画内容皆以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本土农耕生活、祭祀仪式的真实场景。两座民间庙宇壁画中的农事图像,以特定的空间表现了农事活动的时间秩序,展现了元明时期晋南乡村民众应对农事灾害的行动策略。图像化的农业祭祀活动是特定时代国家意志的民间践行,体现了“以礼行俗”的两个面向,即“礼的民间化”和“俗的实践性”,并且逐渐演变为社会观念和文化行为的象征性表达,由此使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本意识在寺庙壁画的农事图像中得以彰显。     

传统江南棉稻区乡村民众之年度时间生活--以上海县为例

传统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的一大特点即是以农为本,一年之中人们总是以农事节律为基本轴心展开各相关活动。就传统上海县而言,以棉花种植周期为基础,在年度时间生活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忙闲交替节奏,即夏秋棉忙、冬春农闲。而在农忙与农闲期内,人们分别会有不同的活动要从事,从而使各项活动以农事活动为核心,巧妙配合而又有序地分布于年度时间轴上。     

先秦两汉农作物分布组合的考古学研究

正目次一先秦两汉时期主要作物的发现二作物遗存的时空分布与作物的推广三作物组合演变的考古学观察四余论先秦两汉是我国传统农业形成的重要时期,农作物在史前时期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品种,随着种植技术的提高和经验的不断总结,作物的分布地域和内部组合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在秦汉时期形成基本稳定的区域特点,成为传统农业中粮食生产的基础。考古发现的作物遗存     

庄重与欢愉:先秦节庆的社会功能

先秦时期的节庆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集体性参与活动,能够对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施加普遍的影响。因此通过这些活动的规范和仪式,先秦节庆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先秦时期的社会管理者通过对节庆时间、场合、仪式的安排等在有意或无意地对治下百姓进行管理和教化。通过对先秦节庆内容的研究可以发现,先秦节庆的"娱乐性"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转变,即由娱神变为娱人。而人作为娱乐主体的转变与周代思想与信仰系统的转向密切相关。先秦节庆借助对节庆日期和共同祭祀对象等事项的规定,使生活在广阔地域的人们产生了对族群的认同感,华夏族的族群边界逐渐清晰。     

浅谈先秦天文历法与《周易》“乾卦”及“五行”的关系——以“二月二龙抬头”为例

通过确定“二月二”在西周历法中的阴历日期,以此为节点,按照西周实测历法推算出阴历1～6月东方“青龙”星宿在夜空中运行的位置,并与《周易》“乾卦”的卦辞做相互比较,发现天象与卦辞存在实际对照关系。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抽象思维观念,是“五行”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天文历法是古代圣贤对浩瀚宇宙不断思索的智慧结晶!     

《管子》书中的“幼官”和有关节气问题

《管子》书中的“幼官”本指祭官,“幼官图”就是为官方四时祭祀及相关生产、政教活动而绘制的图式。《幼官》和《幼官图》是四时节令制度与五行学说相结合的产物,即所谓“播阴阳五行于四时”。综合考察《管子》书中的时令诸篇及其他载籍中的时令文献,可以考见古代四时节气制度的变化。     

申论子弹库帛书《四时》之四神——战国文献中四时四方神的“天神”“地祇”两系说

子弹库帛书《四时》中的四时神名应释为“青[阳]■”“未〈朱〉明■”“翏黄难”“■(湛)墨■”,与《尔雅·释天》的“青阳”“朱明”“白藏”“玄英”当属同一系统。它们源于天象,在神祇系统中当属“天神”,且已具有明显的阴阳五行色彩。以《吕氏春秋》等为代表的“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本是五行的职司之神(五官),也是“五祀”的祭祀对象,应属“地祇”。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作为“地祇”的“五官”通过五行与四时相配的方式,实现了向四时神性质的转化,并藉由《吕氏春秋》等文献的广为流传,逐渐被认为是四时的正神。因此,目前文献中所见的四时神,究其来源当有“天神”和“地祇”两系之分。     

《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

正时间是万物存续的基本维度,对人类社会而言亦是如此。不过,与物理时间或钟表时间的线性、均质性有所不同,人类的时间观念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反过来或显或隐地影响社会生活。不同人类群体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时间观念亦会不同。中国乡村民众如何依据农事节律来组织与展开其年度生活?这种结构性安排又如何影响民众传统的时间观念,进而影响到整体社会文化?本书正是以民众传统的     

周阐铜牌解读

《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先秦至汉晋时期青铜器》一书公布了东晋时期的一块铜牌。该铜牌虽附释文,但内容不全,晦涩难懂。在利用传世文献等相关材料对该铜牌铭文进行识读的基础上,可以探究铜牌物主,考证其来源。此外,结合东晋时期墓葬随葬品的性质特征,可以认为铜牌系伪制品,进一步的论证可以发现,其作伪内容源自《涧泉日记》。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考——兼论秦汉月令之统一性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一语见于先秦与秦汉文献,青川秦牍、张家山汉简、悬泉置壁书等秦汉出土法律文书中也有相似规定.除道、为桥、修堤等役作重复出现在不同月份皆有其特定的含义和目的.“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相关的律法规定虽与《礼记》、《吕氏春秋》等文献表述不同,但存在相互联系,内容上也具有统一性.这种秦汉月令的统一性可从四时物候稳定、月令制度传承和秦汉律令全国通行三方面得到解释.     

先秦货币二题

先秦货币二题刘森一、“”的重量及其相关问题“”为先秦时期的一种重量单位之论,目前在考古、历史学界已无争议。但关于“”的重量,由于文献考古资料均未见有明载,故论者颇多,意见亦不一致。兹拟在诸大家研究的基础上,对“”的重量及其相关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时间生活的类型划分及其结构关系——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研究

借鉴现代时间生活分类方法,可将传统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分为生活必需时间、家务时间、工作时间与自由支配时间四个类别,其下又分别包含不同时间类型。四者之中,以工作时间最为紧要,其中的农事时间安排更是在整个乡村年度时间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具体安排与组合过程中,除生活必需时间及家务劳动时间因具刚性、每日性等特点而较为特殊外,其他社会活动时间安排,均以农事时间为核心展开进行,分别依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之不同而依次镶嵌于年度时间线条之上,并表现出非连续性、相对集中性、稳定性及循环往复性等特点。不过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这一结构原则会受性别、经济发展状况、行政力量、活动空间等多用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关注有效课堂，关注有效评价——“‘好’、‘很好’、‘不错”’带给我的反思

本期,我校结合县教委第十五个“教研月”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教研活动,其中我校每周星期二、三为专门的教研活动时间,围绕“有效课堂”分教研组组织了研讨性公开课。在众多课例中,我发现教师存在一个通病：没能把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有效评价与有效课堂结合起来。     

班主任——学生的心理医生

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青春期是不合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青少年会经历“七大混乱”,即：权威混乱,时间混乱,两性混乱,自我混乱,学习混乱,角色混乱,观念混乱。所以他们在这个时期特别需要成人做他们的朋友,给他们心理上的具体辅导与精神的鼓励和支持。作为接触学生时间最多的班主任无疑要成为学生的心理医生。因此,班主任必须全面掌握心理学知识,深入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及思想等各方面情况,掌握学生的心理动态,发现学生在心理上存在的问题和症状,及时进行疏导和治疗。     

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立足于唐以前的考察

依据文献记载,“村”字及具体村的名称最早见于东汉中后期。村的早期形态在先秦时已经存在,庐、丘、聚等是村的三种主要来源形式。南北朝时期是“村”的名称泛化时期,村开始具备社会意义,这是“村”进入国家地方行政体制并成为一级基层组织单位的必要条件。相关材料表明,南北朝时期“村”的具体名称的出现有一定的地域性。而唐代明文规定所有野外聚落统统称为“村”,并规定村为一级行政组织单位,使村的含义有了质的变化,这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鬼方”讨论述评

近年来,随着我省地方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的开展,“鬼方”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省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易经》、《诗经》、《尚书》、《竹书纪年》以至甲骨等先秦文献和资料,都有关于鬼方活动的记载。可以肯定,作为古代时期的一个部落方国,鬼方在商、周时期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那么鬼方是否包括今天的贵州境域,就成为关系到我省文明开发的上限起于何时的关键问题。鬼方包不包括今天的贵州?历来已有不少学者作过记述研究。长期来看法虽有不同,但     

二重证据视阈下后稷史事考索

“后稷”是周族历史记忆中的始祖,在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后稷出生、成长充满着带有原始思维的“神话”色彩,但在周人的诗歌中,又被赋予了独特的政治教化意义。他的事功以农业贡献为主,这在先秦时期的传世、出土文献中都能得到印证,是周人重视农业生产的重要象征。     

试论先秦时期数代"蜀王"的时空坐标

本根据近三十多年来,四川地区众多古蜀化遗存的发现。并结合一些古献资料,研究分析了先秦时期数代“蜀王”生息、繁荣的年代和境域。大体排序出了先秦时期数代“蜀王”的历史发展序列。     

孔子对君子人格理论的建构及其影响

“君子”这个概念,在我国上古时期的文献中已经有了。学界对君子概念的讨论有很多,大家都认为这个概念的内涵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重大变化。因此,《现代汉语词典》在解释“君子”时说：“古代指地位高的人,后来指人格高尚的人。”那么,“君子”这个称谓是怎样由指称地位高的人演变成为道德人格的化身呢？考察我国先秦时期的典籍,我们发现,     

文献资料中的“巫”考察

本文从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的角度,试图考释“巫”字之义,并辅以先秦的古籍文献记录,观察中国古代的巫者有何种特色。经人类学与古籍文献的互相印证,证实“巫”为将附着患者身体的鬼魅驱逐除去时使用的道具。另外,先秦典籍所载巫者与自“巫”字引伸的一种人物“巫”基本含义亦无大差别,其活动可分为交通鬼神、医疗及救灾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