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被虏人与明代的海防军

１５世纪初的明永乐年间,日本海盗集团（倭寇）入侵中国,大肆进行掠夺。沿海军民或被杀戮,或被俘获并转卖至日本。针对倭祸的蔓延,明朝政府极力筹划海防,组织御倭。在此背景下,辽东总兵官刘江于永乐十七年（１４１９年）奉命出击,大破倭寇于望海（今辽宁金县东北）,使倭祸稍息。在被掳的军民中,有的后来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被送归,有的还被安排在被俘前所供职的沿海卫所,继续为海防而效命。     

明代浙江巡海副使、备倭都司、备倭把总设置考

巡海副使、备倭都司、备倭把总,其最初的设立时间相关正史缺乏记载,而嘉靖及以后的许多论述都认为创立于洪武年间。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证,证明其为正统及以后才陆续设立,其设置大背景即是正统初期倭寇入犯增加,造成沿海形势一度危险。巡海副使、备倭都司及备倭把总的设立,使得海防管理更加细化,沿海防卫能力得以增强,也确保了相当时期内沿海形势的基本稳定。     

明代铜山水寨迁建考

明代沿海防御体系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学、军事学等信息,是研究明代建立的以水寨为核心的陆防海、海陆并防的海防体系以及衍变脉络。东山县的铜山地理位置险要,居福建南部海疆门户和闽粤陆路交通咽喉之要塞。本文通过对铜山水寨迁建历史的考辨,以期进一步了解福建的海防体系。     

永安守御千户所城与大士阁

明初,倭寇猖獗,不断侵扰我国沿海地区,百姓深受其害。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中央朝廷诏命沿海备倭,在全国沿海海防要塞设置卫所,筑城镇守,防倭寇侵袭,保境安民。明崇祯十年（1637年）《廉州府志·备倭》载：“皇明洪武二十七年七月,始命安陆侯吴杰、永定张金宝等率致仕武官往广东训练沿海卫所以备倭,     

试论明朝初年的海防

明朝初年,封建统治者为了防御倭寇侵略,巩固明王朝统治,采取“陆聚步兵,水具战舰”的海防政策,在中国沿海岸线设卫所,建城堡,屯重兵,打造战船,委以重将,率舟师巡海防倭。实行以陆防海和陆、海并防的措施,在中国万里海疆建立起较为严密的防御体系,改变了以往中国历代统治者重陆防而轻海防的局面。明初中国沿海防御体系的建立,对保卫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起了重要作用。当代有识之士指出：“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以往人们多注重陆疆问题而疏于海疆的研究,这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我…     

明清时期雷州半岛诸州县佐杂与海防布局的变化

明清州县佐杂官员在雷州半岛的布局和海防角色分为四个阶段。洪武初年,巡检与卫所互相配合,扼守海岸要地并进驻海岛;明中叶至清初,巡检的海防作用大幅削弱,或驻地内缩,或被裁撤,或从军事要塞转而进驻港埠墟市;雍正朝开始,佐杂分防被重新纳入海防体系之中,县丞扼守海岸要地,巡检恢复驻守近海岛屿;清末,为防范法国在粤西沿海扩张,调整了半岛东侧佐杂布局,并强化了西侧涠洲岛的驻守。这一发展脉络折射出雷州半岛为中心的粤西地区海防地位的变化:从明代东南沿海倭乱的尾梢,转变为清代面对越南和近代西方势力东来的前哨。     

明代海防与长城军事聚落时空演变比较研究——以南直隶海防与宣府镇长城为例

明代沿海防御体系和长城防御体系在军事聚落的时空演变方面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南直隶海防和宣府镇长城是海防和长城防御体系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防区。南直隶海防防御沿海倭寇,护卫南京城;宣府镇防御北部势力入侵,护卫北京城。二者均为明朝防御体系中的军事重地,防御等级相近,具有可比性。通过对其军事聚落的数据梳理、分析与对比,探讨其在防御体系建置、空间布局、规模方面的时空演变过程,并结合历史因素分析各自的形成演化原因,由此得出两防区虽在统一的防御思想和军事制度指挥下,又形成各自的特点:海防军事聚落布局开放、规模灵活多变,长城军事聚落设防严密、等级分明。研究可为揭示海防和长城两套防御体系的内在特征提供参照。     

李成梁与戚继光

大明帝国到了晚明时期,饱受“内忧外患”、“南倭北虏”、“夷”军突起的困扰。在抗倭御虏防夷的战争中,东南戚继光与东北李成梁脱颖而出。二人齐名于当时,史称“南戚北李”。     

烽火岁月——荣成博物馆馆藏明洪武十一年铭文铜铳赏析

铜铳是元明清时期用于海战的重要军事武器,荣成博物馆馆藏的明洪武十一年铭文铜铳应该是靖海卫用于海上作战、防备沿海倭患以及海运的海防水军兵器,也是目前威海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明代碗口铳。该铜铳的出现,再次印证了荣成在明初重要的海防地位。     

明代安东卫城建置年代考

安东卫城创置于明代,系山东东南沿海要冲,今山东省日照市安东卫街道尚存其遗迹。明清时期曾数修《安东卫志》,然皆散佚。光绪《日照县志》中所辑康熙十二年(1673 )《〈安东卫志〉序》是仅存的卫志资料,①该序称“安东卫地隶青齐,距淮临海……其地为海防守冲要地,南北孔道……日照者,山东之首冲,故安东卫尤为要地”。②可见,在明代山东沿海防倭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考索史籍,发现对该城的建置时间,或曰明洪武十七年(13 84)创建,或曰建于明洪武三十一年,或曰置于明弘治三年(14 90 ) ,或曰建置无考,莫衷一是。明嘉靖《青州府志》称:“安东卫…     

从《粤闽巡视纪略》看清初的龙门岛

康熙二十二年(1683)杜臻奉命巡视粤、闽,考察沿海地理坐标、海防设置、海洋岛屿等,著成日记体的《粤闽巡视纪略》,对研究清初海岛观提供参考。从杜臻海疆视野着眼,结合龙门岛海防与海的互动,探究清初海岛情状,以及海岛文化的概貌。     

明万里海防图之全海系探研

《全海图注》是山东巡抚宋应昌编绘的海防图。全海系包括此图注与受其影响而绘制的《筹海重编·万里海图》,及以后者为基础绘制的《虔台倭纂·万里海图》。该图系具有三个突出特征:营兵制的职官系统;港澳标注着停泊各种方位风向、数量不等的船只,或至周边的距离;沿海则保留着部分卫所。全海系背后隐藏着绘图者对当时海防思想的抉择。     

《防海新论》与同光之际海防大讨论

德国人希理哈的《防海新论》可能是近代输入中国的第一本外国军事理论作。由于这本作所探讨的内容正切合中国海防建设的现实需要,故而引起清廷一部分官员的高度重视。他们在1874—1875年的海防大讨论中,一方面吸取了中国第一、二次鸦片战争被动挨打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接受了希理哈的海防观念,提出了比较先进的海防建设计划。此次海防讨论虽然最终未能达成共识,但我们仍应肯定希理哈《防海新论》译介到中国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筹海图编》与明代海防

明代中叶以后,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加以朝贡贸易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私人海上贸易飚兴,促使中国人海洋疆域意识强化。当时以《筹海图编》为代表的著述,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标志为中国东南海疆版图之内,归入防倭抗倭之海防区域,这表明明代海洋疆域的观念与岛屿的历史主权已经紧密相联。     

莆禧古城墙

莆禧古城墙,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莆田市沿海南部,秀屿区湄州湾北岸。城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主要为防倭患、抵御倭寇侵犯的防御性海防工事工程。城墙中设千户所署,中为公所,东、西为百户所,所前有仪门和谯楼;城东有城隍庙、观澜亭、旗旌庙、鲤山寺;城北有天妃宫、太极殿及城墙外的八卦井等;城内还有书院、谷仓、旗楼、署所府第和税课所等;城墙北门外设有广一里——周长三里许的练武场,练武场内设有演武台及将台各一座。     

明初福建倭寇研究

明初洪武年间,福建多次遭受倭寇劫掠,直至永乐年间倭患才逐渐平息。为抵御倭寇骚扰,福建沿海各地建造大量海船,同时设置卫所、水寨,构筑海防体系。永乐以后,福建海防体系开始败坏,统治者多次整治也无济于事,最终使得嘉靖年间倭寇肆虐福建。     

从《贤博编》看明代文人叶权的海防思想

嘉靖、万历之际,由于倭寇、海盗在东南沿海一带活动猖獗,海防遂成为明朝中央、地方军政官员和学者普遍关心的大事,一时间涉及海防问题的著述大量涌现。除了海防类专书、综合性兵书以外,一些明人笔记保存了不少颇有价值的明代海防史料,民间学者叶权的《贤博编》即为重要代表作之一。文章研究了叶权的籍贯和晚年的移居问题、《贤博编》的成书过程以及叶权对嘉靖以来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猖獗原因的分析,并对叶权关于东南沿海的海防问题所提出的相关建议进行了客观评价。     

抗倭战史回顾

一般认为,抗倭开始于元末,明万历年间结束。 第一阶段:洪武年间(1368-1398)。外交途径无法解决倭寇问题,明朝决定实行海禁政策。洪武十三年(1380年),日本官府牵连胡惟庸事件,明朝断绝了与日本官方的关系,开始在沿海建设大规模的防务工事,先后派汤和、周德兴防倭。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日本南朝已经被北朝所并,南朝浪人与海盗商人相勾结,倭寇之祸益烈。但由于此时明朝国力强盛,防御有方,终洪武之世,海禁严格,海防晏然,倭寇并未酿成大祸。     

《虔台倭纂》的形成:从“地方经验”到“共有记忆”

《虔台倭纂》是基于对嘉靖 "倭患"的深刻记忆,面对万历时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现实危机,编纂而成的一部以 "防倭御倭"为主要目的的私人著述。通过对该书编撰群体及成书过程的分析,不难发现早在 "壬辰之役"之前,江西地区就已形成了较为深厚的关于 "日本"与 "倭寇"的地方知识储备。这部分来源于嘉靖年间曾任职于 "倭患"猖獗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江西籍官员,对"倭寇"相关问题的介绍与传播。江西籍官员对东南沿海地区平倭御寇斗争的参与,极大强化了两个地域间的内在精神联系,也成为其塑造、强化自身地方荣誉的一种重要方式。于是,本为 "倭患"地区自身的历史经验,也日渐成为某些"非倭患"地区予以认可、接受的一种共有的历史记忆。     

明代广东海防防御性军事聚落空间布局研究

明代在广东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海防体系完备,针对战事路线调整沿海布防,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布置高效的军事层级,基本适应了当时海防作战的需要。以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时间点,在此前后广东沿海卫所大量增置,城池得到修造加固,自东往西形成以八个沿海卫城为中心的防御格局。从聚落分布的地点来看,聚落在空间分布上与自然地理因素紧密相关。卫所大多设于沿海水陆交通要隘、海口、湾澳,半岛、海岬对峙之处。根据陆地形势,形成线状、环状结构,并有明确的分巡信地。广东海防军事聚落按照一定的组织方法,占据重要节点,分段控制沿海防线,节点之间设置各级军事聚落。网状的联动防御整体、完备的军事信息传递系统和三路分守的高效防御划分,体现了明代军事聚落的普遍防御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