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国会审议民国八年度国家总预算案探析

安福国会成立不久,就不断要求政府尽快提交年度预算决算案。在国会的压力下,1919年6月11日,总统徐世昌正式提交民国八年度国家总预算案。在总预算案审议过程中,焦点问题是军政费用支出,主要是军费、总统府、财政部等机构经费。国会审议结果,不仅军费削减二成,其他各项支出均有减少,政府预算总计减少二成多。在民国财政史上,政府年度总预算第一次正式被立法机构审议通过。安福国会不仅非常重视财政监督权的职责,而且在审议过程中也体现出一定的专业水平。虽然民国八年度国家总预算案最后并未严格实行,但是国会积极行使财政监督权,促进预算民主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论明治宪法中议会预算审议权的形成

1889年的明治宪法是一部以天皇大权为中心的专制宪法,议会的权限有限,但是由于它被赋予了重要的预算审议权等财政权限,促使战前日本天皇制的政治体制中竞产生了政党政治。那么,宪法的缔造者——伊藤博文为什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权力赋予议会？有学者认为,伊藤博文等人对“宪政及各类政体的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是重要原因。而本文则通过对近世以来日本地方上存在的租税协议惯行、明治维新后地方民会和府县会的预算审议权以及宪法发布前政府及民党的宪法草案内容等进行分析,认为议会拥有预算审议权等财政权限已是当时普遍的基本的认识,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伊藤博文不可能逆社会潮流而动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

根据“内债”这一概念的科学界定,北洋政府所发内债总额应为992725449.868元。以往学术界在对北洋政府内债政策的考察和评述中,偏重于揭露其封建性、殖民地性和破坏性等消极作用,而对近代中国内债的两重性分析显得极其缺乏。事实上,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效果的:首先,北洋时期大量国内公债的发行,进一步突破了中国古代惯用的捐输、报效等封建落后的筹款方式,而采用借债的方式应付政府的紧急财政需要,这在财政手段和财政观念上都具有进步意义。其次,从内债的用途上讲,北洋政府所发行公债总额中的1.96亿银元(约占总债额的20%)用之于交通事业建设、教育事业和水利、赈灾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再次,北洋政府所发公债加速了银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再由银行资本投资工业资本,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北洋政府元首们的最后归宿

北洋军阀是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世凯死后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     

辛亥革命时期清廷的战时财政运筹

战时财政是一种非常态财政,辛亥鼎革期间,为配合战争机器运转,清廷被迫放弃预算财政轨道,转入停办其他新政,筹措所有潜在财源,力顾国防的战时财政状态。在部库与省库均近乎告罄的情况下,部省极力筹画举借外债,但先后格於列强的中立政策,不具成效;统兵将帅与北省督抚极力献策发掘内款的各种方案,却依然难遂人愿。因部库窘困,清廷针对战时请款不得不流於敷衍,空言指拨,而无实际,战时财政运筹由此陷入绝境。它折射出财政改制面临巨大变故后,国省财政应对乏术,内外疏离趋於显性的极端态势。     

制度设计与实践的背离——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初探

北洋政府在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文官考试令>基础上,几经修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文官考试制度.以往的研究多注重于北洋政府文官考试法规与制度,甚少关注其实践过程.就文官考试内容而言,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取代了八股经文,故参加考试的考生多为饱蘸新学之人.但因近代学堂对新式人才的批量生产,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导致文官考试竞争异常激烈.录取后的考生虽大多能得到实习安排,但期满后却难被委以实职,这反映了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严重背离.     

借鉴西方经验建立我国公共财政体系

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要借鉴西方经验,从完善税收制度、改革政府预算、加强财政资金管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方面入手,在我国建立起市场型公共财政体系。     

被遗忘的贡献者：一战华工回国安置问题研究

论文梳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华工从战时到战后的有关去留问题;北洋政府安置回国华工的官方举措及其实施困难以及华工回国的实际境遇与抗争活动;并探讨了一战回国华工并未因其身份和贡献享有善待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华工多被遣返回国。北洋政府制定并推行《安置回国华工章程》,但地方政府在妥善安置被遣回原籍的华工方面,面临诸多实际困难。其间以梅钧为代表的旅法华工团,向山东省政府发起请愿,要求妥善安置归国华工,并与山东省政府展开博弈。此次博弈以梅钧离开青岛而结束,华工安置问题基本不了了之。大多数华工回国以后,并未因其身份与贡献而享有优待。他们穷困潦倒的结局是北洋政府时期普通人生计艰难的缩影,他们的弱势地位与无力争取应有的权益是他们被遗忘的根本原因。     

一部学术品位较高的佳作——《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评介

张连红博士所著《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已于1999年11月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考察和全面论述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著作。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共分七章,其中第一、二章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并从制度层面探讨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     

简析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

语言、文字的统一从来都是民族统一的重要象征。中国文字虽然早在秦汉时期即实现了形义上的一致,但谋求读音的统一,推广一种全国通用的“国语”,却直至民国时期才提上议事日程。国语,指由历史形成或政府规定的一种标准语,也就是全国通用的共同交际语。在我国,国语即普通话。民国初期,随着各项初创工作的全面展开,政府也把统一国语作为开国的重要举措,并由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前承后继地进行了若干年。本文试图对这一运动产生的背景、经过及其作用作一简浅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对新体制下乐都县财源建设的思考

实行分税制,这不仅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它对于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提高地方政府理财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国家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分税制又给地方财政带来新问题和新矛盾,首当其冲的是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县一级的地方政府、财政要在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预算管理的同时,深入调查,吃透县情,结合本地实际,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培植财源增长点,进一步深化完善财政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以解决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财政体制改革及财政收入情况分析     

动向

重点OECD报告指中国公共支出严重缺乏透明度日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报告指出,过度依赖于预算外支出使得中国公共支出严重缺乏透明度,同时公共行政支出所占比重过高,这两方面是中国政府在财政方面面临的重要挑战。报告指出,从政府支出的公开数据来看,中国政府支出规模并不过度,但从另一方面看,政府却以各种形式控制和支配了大量预算外支出;而在其他国家,这些资源通常是由民间和非政府部门支配或是严格纳入政府预算的。根据OECD的数据,2004年纳入官方统计的中国各级政府预算内支出,占GDP的20．3％;预算外支出,主要是地方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和其他方面的支出,分别占GDP的3．3％和3．4％,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大量没有被官方统计和认可的制度外支出。     

北洋政府废约外交述论

北洋政府在其统治时期,曾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权益,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外交活动,但过去史学界对此问题探讨不够,笔者不揣浅陋,拟作此尝试。     

论北洋时期限制通俗讲演社会效应的因素

通俗教育讲演所为北洋时期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其宗旨是开启民智,使一般人民养成国民资格。1915年后,各地公立讲演所的涌现可以被看作是北洋政府建立现代国民意识尝试的一部分。但地方性公立讲演机构多由当地财政支持,资源有限,除少数大城市外,多数基层讲演所的日常运作面临诸多困难。本文试图以个案分析为切口,根据现存吉林县立讲演所档案考察基层讲演机构日常运行状况,分析限制通俗讲演发挥其社会效应的因素,解释讲员素质参差不齐、讲演内容陈旧、基础设施匮乏、运营经费紧张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并考察其如何制约着通俗讲演事业的发展。     

1925年安徽反帝爱国运动评述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反帝运动随之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南方各省)蓬勃展开。安徽地处长江中游,是北洋政府统治的前沿阵地,也是广东革命政府势力积极发展的地区之一。由于国共两党的著名领导人陈独秀、柏文蔚等均来自安徽并在皖省有相当的影响,北洋政府的临时执政段祺瑞也是安徽人,这就使得安徽的政治情势更为复杂。国民党“一大”决定,安徽的党务工作由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由于上海执行部为国民党右派(即后来的“西山会议派”)所把持,他们     

惯性与变迁:北洋政府时期的公司股息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的股份公司在股息分配方面,依旧普遍执行"官利"制度,显示了这项受"非正式约束"支配的"正式制度"的强大惯性.官利之制虽然是创业者向投资者的妥协,但毕竟不合世界实业通例,企业家等有识人士在对其予以评判的同时,也力求进行改革.不同的变革方案与实施措施,汇聚成北洋时期官利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显示了制度变迁的渐进性.     

北洋政府政制的变乱及有关问题

北洋政府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８）是中国现代政制史上制度变动最混乱、最频繁、最无常的时期。体制由西方引进移植来的民主共和制初息变为复辟之帝制,再忽变为“变异”的“再造”共和制,终忽变为执政府和军政府的独裁制;国家元首由总统忽到皇帝,再忽到总统,再忽到执政,再忽到大元帅;政府由责任内阁制总为总统制,又忽为帝制,又忽为责任内阁制,又忽为元首独裁制;国会成立了被解散,而后又成立,而后再被解散;总统之争,帝制之争,内阁之争,府院之争,国会之争,法统之争,约法之争,宪法之争,地盘之争,南北之争,在短短的…     

“借口”:中国城市资本高度集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现象,本文从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出发,发现中国城市存在着高度积累,特别是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持续投资增长的现象,在分析投资、投资效率与大型事件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官员晋升竞标赛和财政分权预算约束条件下的制度机会主义行为假设,认为大型事件不过是政府构建的一个有利于在城市体系下,通过打破传统的政府预算约束,实现资本高度集中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机会主义行为。"借口"模式旨在揭示大型事件现象背后的政治与经济激励,并以2010年广州举办亚运会为例,按政府构建—突破约束—官员晋升的结构,分析了广州市政府构建全社会共识,举办亚运会带来巨额投资促进城市发展实现政治与经济激励的事实,为"借口"模式提供了实证的案例。最后,对"借口"模式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新疆办理禁烟情况史料选北大核心CSSCI

北洋政府时期,新疆地区烟毒泛滥,杨增新执政时一度禁烟,后出于财政考虑,于1928年改禁烟为种烟。同年7月,金树仁上台后又改种烟为禁烟。本组史料反映了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新疆办理禁烟的基本情况。     

明代朝觐经费地方财政化考察

洪武时期,明代国家对地方官朝觐路费明确做出制度规定,但并未对朝觐其他费用做出安排。随着大明宝钞贬值,国家规定给予的朝觐路费津贴变得微不足道,地方官只得另觅途径筹措朝觐费用。明中期以来,朝觐经费被纳入地方财政领域加以解决。朝觐造册等费用从一开始就被作为公费纳入徭役领域,由徭役里甲供办,征收银两;朝觐路费进入地方财政领域以后呈现多途化筹措方式特征,隆庆定例颁定后,朝觐路费也被大规模编征均徭里甲银,与朝觐造册、工食等经费合流,成为地方财政收支固定项目。朝觐经费地方财政化演变过程与明代赋役制度改革进程大体一致。在继续深化赋役改革的趋势下,朝觐经费转至地方官库支取赃罚银成为改革趋势。明季国家为筹军饷,一再裁扣地方财政经费,朝觐经费被大幅度裁扣上解以充饷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