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币制改革述评

为了促进银行业快速发展 ,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后就尝试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币制改革 ,希望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尽管政府与上海银行公会在币制改革的目标、原则与措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但二者的合作却占据主导 ,也正是因为二者的合作 ,近代中国币制改革的许多具体措施才得以实施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民国时期政府对银行公会之管理——以上海银行业业规修订为中心

民国时期的银行公会作为银行同业组织,在维护各地正常的金融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银行公会毕竟主要代表了银行业的利益．如何加强对其的规范和管理。是政府监管当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主要根据上海市档案馆藏相关档案,对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三次修订业规和报备的过程进行疏理．并作出初步的评述。     

中共建政初期同业公会与产业发展之关系:以上海机械工业为中心(1949—1956)

解放后,上海机械工业同业公会面临强势国家介入下的重组,国家权力由"不在场"而登上前台,公会则由同业组织异化为政策工具。然而,早在解放前,公会曾主动请求政府实施类似加工订货的反市场政策,但旧政权无力施行。因此,解放后以加工订货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实现了公会的期望,符合行业利益。然而,随着国家可以直接与厂商打交道,公会的经济职能逐渐弱化,本身也趋于解体。该案例表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可以一致,同业公会的消亡并不一定与产业的衰败相伴随。     

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1929—1931)

192 9年至 1 93 1年 ,上海银行公会不甘被强制改组为同业公会 ,联合钱业公会以及平、津、汉等地银行公会 ,奔走交涉于各方之间 ,要求国民政府颁布银钱公会单行法规章 ,但在强大的压力下最终遵行法规组织起同业公会 ,又改组原公会为银行学会 ,这得到了金融业的赞同 ,也为国民党当局所认可。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大体上继承了原银行公会的组织制度、全部会员银行乃至社会地位。银行公会改组风波对上海金融业所产生的冲击 ,还只是外在的 ,间接的。     

明代北京的房号税——兼及明代其他城市的几种房屋税

明代以房屋作为课税对象的税收,最重要的是北京城市的"房号税",又称"房号钱"、"房号银",简称"房号"。北京之外,其他个别城市也有房屋税,如南京的"房钞"、杭州的"间架税"等。明代后期,嘉兴、南京等一些城市废除了总甲、火夫等役的实役制,改为按房屋征税,这属于由徭役演变而来的房屋税。总体来看,在明代,房屋税并不是一项普遍性的税收,不仅局限于城市,而且开征的城市数量不多,所得收入也很有限。到崇祯年间,因财政极端困窘,朝廷试图在全国开征房号税,但效果很不理想。     

中国实业银行国币券改作交通银行法币券

1935年11月3日,民国政府财政部公布了施行法币政策的布告,宣布从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注：后在1936年1月20日,财政部公布．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除上述银行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第一段]     

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业规修订述论

上海银行业自1920年订立业规后,先后于1933年、1936年以及1948年对业规进行了三次修订。本文从业规修订及报备过程这一特定角度。考察和探讨政府监管当局对银行公会的管理,提出必须完善监管本身的规则,并注意把握监管的适度性问题。     

民国时期中国实业银行国币券改作交通银行法币券

1935年11月3日,民国政府财政部公布了发行法币的布告,宣布从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后在1936年1月20日,民国政府财政部公布,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除上述银行外,曾经民国政府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额即以截止11月3日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情限期逐渐以法币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未发行之新钞及已发行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     

近代上海钱业习惯法初探

近代上海钱庄业具有很高的行业信用,是与其习惯法密不可分的。钱业习惯法主要体现为各种行业规则,加入钱业公会的会员必须遵守这些规则。这些行业规则通过各种途径向外界扩散,成为公认的规范市场秩序的有机环节。在弱政府的环境下,上海钱业公会是以习惯法进行自我治理的同业组织,体现出一些西方学者所谓“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制度特征,可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典型案例。     

中国通商银行与“宁波商帮”

中国通商银行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一家商业银行,也是我国首家获准政府批准发行钞票的银行,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银行业的开始。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发行钞票,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政府取消其发行权为止,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期长达38年之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发行钞票历史最长的商业银行。而中国通商银行与“宁波帮”舟山籍人士有直接关系,其中以朱葆三、刘鸿生最为密切。     

几张鱼目混珠的中国农工银行壹圆券

中国农工银行是由原大宛农工银行改组,于1927年2月正式成立的。该行为商办,开办目的在于以农工银行扶助农工业的发展。开办资本金为1000万元(实收500万元),是为民国时期一家重要的民办商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特许发行银圆兑换券,该行的第一版银圆票在1927年开始发行,发行的主币面额为壹圆(图1、图2)、伍圆、拾圆三种,辅币面额为壹角、贰角、伍角三种。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中国农工银行的纸币发行权被取消,该行发行业务由中央银行接收。最近见到了几张“特殊”的中国农工银行壹圆券(图3、图4、图5、图6)。这三张壹…     

香港的金融业

香港的金融制度的特色就是没有设立中央银行,这一特色使香港的金融制度有别于其他的经济体系。在香港,一般中央银行的工作实际上由政府（如负责管理外汇储备;管理商业银行）或几间选定的银行（例如发行纸币,为政府提供银行服务）承担。在金融政策上,政府可以采用的金融措施并不多。直至香港金融管理局（简称金管局）于1993年设立,它标志着由单一机构执行中央银行职务的进程上迈出重要的一步。金管局由外汇基金管理局与银行业监理处合并组成,负责维持及稳定货币,并对持牌银行、有限制牌照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实行审慎监察以能有效地巩…     

英国都铎王朝的济贫税及赋税精神

为消除持续发生的社会贫困现象,都铎政府通过颁布系列《济贫法》,将教会主导的慈善捐款转变为政府强制征收的济贫税。济贫税是在地方实践基础上创建的新税。它以教会堂区为征税单元,自定税率,定期征收,税款用于救济本地贫困家庭,是一种议会授权的地方税。济贫税的出现标志着英国赋税功能从单纯获取财政收入,向直接用之于民、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治理转变。税款用于国家内政和征收常规化成为英国近代赋税制度发展的原则。     

近代贵州金融业变迁中的省银行

省银行的存在是近代中国金融业中的独特现象。它既属于国家银行体系,但又不是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而是自成系统,与国家银行一样采取总分行制。近代中国的省银行大多都经历了由专门发行货币向参与地方实业的过程,贵州的省银行也不例外。以1935年为间,贵州省银行的发展明显地分为了两个阶段,前期依附省财政,主要业务便是发行货币;后期开始涉足实业,从事于地方经济建设。     

近代民族银行公司第二次发展高潮及其成因探析

近代民族银行公司的第二次发展高潮,为我国银行发展及银行制度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中政府重视银行公司及银行制度的建设、依法加强银行业的监理、督促银行充实资本、引导和鼓励银行合并、培育优秀的银行家队伍等举措,对我国现阶段的银行发展及银行制度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八一三"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

“八一三”沪战爆发,上海银行公会先制订同业暂行办法4条,供国民政府财政部参酌制订战时安定金融法规;随后组织上海银行业遵行《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及补充办法,并对社会各界的反应做出应对。为上海转入战时金融体制做出诸多积极努力。同时,上海银行公会还为限制外汇供应采取一些措施。为支援抗战,曾组织会员行、下属组织及银行业同人认购救国公债,为抗敌筹措经费。另外,还为会员行8月份公债交割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及国民政府财政部屡次进行交涉,并最终获得解决。上海银行公会为“八一三”时期沪市转入战时金融体制及稳定金融做出重大贡献。     

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

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初期,试图通过速战速决。摧毁我国包括货币金融在内的经济体系,并在其占领区强行使用军票等。在其初步企图未能得逞后,从1938年起日本采取利用法币政策,先后通过建立伪银行等,发行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与法币等价行使,套取外汇,以打击、贬低法币的外汇比价,破坏法币币值。在1937年至1941年抵制日伪的货币金融破坏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曾配合国民政府组织会员行拒绝使用伪满钞票、日本新金币等敌伪货币。银行公会还参与制订并组织遵行政府当局的金融政策、法规,在上海租界先后组织会员行拒绝参加敌伪金融机构,阻止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的行使。这也引起日伪势力的仇视。尽管如此,上海银行公会参与抵制日本货币金融侵略,曾收到明显的效果,得到重庆国民政府的认可。     

清朝与南明弘光税策的得失比较研究

税策是一个政权重要的政策之一,它的实施涉及天之下百姓的生活大计,所以其实施的得民心与否至关重要。清初南明弘光政权与清朝共存,其实施的税策各有短长。清朝正在蒸蒸日上,其税策处处以得民心为标准,以宽松为怀,处处显示出恤民诚意,所以也就得民心;新成立的弘光政权,建立在风雨飘摇之中,而且面对农民军和清军两股强敌,要加强国防和军事建设需要要大比军费开支,再加上政府腐败导致军队腐败而引起的军费开支的过滥,所以引来财政的入不敷出,统治者不得不变换花样征收,由此加重了百姓负担,使百姓怨声栽道,最终新政权短命而亡,在其诸多的亡国原因之中,税策的不得力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双方税策的成与败,值得总结,以警后人。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领券制

民国时期没有发行权的银行、钱庄等纷纷向中国、交通、中央等政府银行和其他有发行权的商业银行领券使用。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了法币制度，领券制演变为其它行庄向中中交农四行领用法币。抗日战争爆发后，领用法币合约无法按期解约，先后展期三次。随着发行权的逐步统一，领券制逐渐衰退。     

米、酒、税的三重变奏：20世纪40年代福建禁酿问题研究

20世纪40年代,福建省酒类酿造经历了反复的"禁"与"弛",即战时禁酿、解禁到再度禁酿及战后弛禁、复禁。表面上看是禁止粮食酿酒,实际上与税收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既是米、酒、税之间的此消彼长,也是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各部之间的博弈;既有不同利益群体的各自考量,也有对同一政策的不同解读与执行;既有酿户承受被征且罚的"双重负担",又有战后迫不及待重启"酿造"生活的诉求。追求最大利益驱使各方在米、酒、税的共同变奏与交织中互相博弈,节约粮食政策最终演变为寓禁于罚,米、酒、税的三重变奏也逐渐偏离政策主旨与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