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逼出来的“徽骆驼”

今人一说起徽州来,便总也离不开“山灵水秀”之类的赞誉,但这些世人称羡的山川地理形势,放在百多年前,却是横亘在徽州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厄。被胡适先生美称为“徽骆驼”的徽商,就是被这灵秀的山水给逼出来的。     

清代养济院孤贫救助标准的调整——以直隶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根据地方志资料研究整理了清代初年直隶各地养济院孤贫救助标准的调整情况,指出清初养济院孤贫救助标准经历了三次调整,直至乾隆初年才基本固定下来。通过论述,作者认为国家经济状况是影响官办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扩大慈善组织的资金来源渠道是突破这一限制的关键。     

也谈“准族徽文字”——读《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

《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一文提出的“准徽族文字”的概念不一定准确 ,有些族名归入“准徽族文字”既不可取 ,也没有必要。     

“三色徽之争”与大革命中的女性

1793年的"三色徽之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性别政治的转折点。该事件源于市场妇女对限价政策的不满,经济利益的矛盾导致了女性革命阵营的分裂。双方冲突通过三色徽佩戴问题表现出来,随即引发了对女性政治权利的争论。性别角色的混乱被视为政治失序的根源,这类话语在卢梭等启蒙哲人的思想中找到了依据。在革命政治危机的推动下,性别政治成为主导话语。女性俱乐部被关闭,妇女退出公共政治舞台,该事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     

清代黑龙江站人社会地位与群体意识

清代黑龙江驿站服役的站丁及其家属——站人,由于共同的出身来源和清政府的歧视性政策,社会地位较为低下,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自己独有的群体意识。这种意识也从另一方面起到了凝聚站人群体的作用。随着站人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站人的群体意识逐渐减退,最终走向消亡。     

浅谈清代铸钱体系中的“卯”

在清代银钱货币体系中,清政府将制钱作为主要的货币调控手段,独揽铸造权力。在具体的铸造过程中,清政府“分卯鼓铸”,山将“卯”作为铸钱过程中的铸造数量与成本控制工具。呵见,“卯”在清代货币铸造中具有重要地位。     

清代尚贤硃卷所见蒙古旗人的社会生活

本文利用近年出版的最新史料 ,以东北蒙古旗人尚贤会试卷为主 ,论述了清代 30 0余年尚贤家族的社会生活。通过尚贤家族与汉族多次联姻 ,由游牧为主向农业生产转变 ,凭借积累财富培养子孙受教育等大量事实 ,对清代东北蒙古旗人社会生活及其变迁 ,从新的视角做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加快建立和完善海东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思考

当前海东地区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尚处于探索和完善之中,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体系,要提高认识,不断加大社会救助工作力度;要加快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要增加投入,完善救助资金筹措机制;要协调配合,逐步完善社会救助工作;要拓宽思路,从根本上脱困;要广泛动员,推进救助工作的社会化。     

民政专家唐钧接受本刊专访 “现在的救助制度没帮对人”

2012年12月末一个寒冷的下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中国社科院一间会议室见到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唐钧。64岁的他身穿黑色毛衣,染过的黑发遮不住鬓间隐隐的银丝。在此之前,他刚刚接受了另一家媒体的采访,神色略显疲倦。近期公众对社会救助持续不断的关注,多少让他有些意外。外界异乎寻常的重视,与这个格外寒冷的冬天有关。入冬后,发生在城市中生     

清代那些穷凶极恶的“吃货”

中华美食固然是一朵奇葩,但是,有些美食的做法、吃法,却令人不忍闻睹,不妨让我们随着文字“穿越”到清代去看看那些另类又穷凶板恶的吃法。     

浅谈清代旗人的“奢侈”与“贫困”

在清代旗人生计问题的研究讨论中,旗人自身的奢侈行为无疑被认为是造成旗人贫困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对旗人奢侈原因肤浅的讨论却很容易让我们把旗人奢侈现象简单归结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而忽略清朝统治者针对旗人制定的政策对旗人奢侈习惯所产生的影响。深入探究旗人奢侈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问题,有助于对清代特殊政策对旗人影响的深入理解。     

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市为个案

建国初期,中共在广州构建了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在短短的4年内,广州市通过它救助了大量的失业者和城市贫民,基本上遏制了由于新旧转轨带来的社会危机,为新政权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救助理念和救助过程上,它体现了以往社会救助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我党的诸多特色,诸如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隐隐约约闪烁着以统一调配为主要特征的计划时代社会政策的影子.     

略论清代汉人的“满化”

清代一部分汉人特别是八旗汉军自编入旗籍始就不断满化,他们摒弃汉姓,改从满姓;习国语骑射;改从满俗。经过200多年的演变,这些汉人在民族心态和政治立场上已经心向满人,并自称满族。     

清代的“榨汁机”

榨汁机在中国古代称“榨床”,使用史可上溯到明代。南方地区主要用来榨甘蔗汁,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珍赏》中称其为“甘蔗床”。     

试论清代前期铺商户籍问题——兼论清代“商籍”

清初承继明朝户籍制度 ,一般经商之人无专门户籍。康雍年间 ,由于商役在制度上的废弛 ,“摊丁入地”的实施 ,封建徭役基本被废除 ,因此商人役籍意义上的户籍就不可能也无必要再单独设立了。然而 ,清代有“商籍”一说 ,而且该籍在国家典籍文献中被列为四大户籍之一。其实此“商籍”与以役籍为中心意义的军、民等籍有根本区别 ,它是政府专为盐商在行盐地区参加官学学习和科举考试所设的资格凭据 ,并不涵盖盐商之外的其他商贾。此外 ,为了索取和管理需要 ,清政府对其他商贾也设有一些必要的户籍管理措施。     

清代前期“丁”的实质

历史学界关于清代前期“丁”的争论由来已久 ,不少学者认为“丁”代表 1 6岁至 60岁的成年男性。何炳棣根据明清两代户口调查制度的变迁 ,指出清代前期的“丁”是一个纳税单位 ,与人口无关。然而 ,直到今天 ,何炳棣的观点并未被所有学者所接受 ,有不少学者仍在不断重复前何炳棣时代“丁”的定义 ,并造成研究中的错误。何炳棣的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 ,他的论证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根据省一级的而非县一级的零星数据 ,进一步证明清代前期的“丁”即纳税单位 ,与人口无关     

清代后期西方人笔下的西安城——基于英文文献的考察

清代后期前往西安城从事传教、考察、游历、行医等活动的欧美人士数量众多,其日记、游记、调查报告等是复原清代后期西安城社会生活、城市景观的重要参考文献。在西方人笔下,清代西安城作为中国西部之都,城高池深,人口众多,各省移民和多民族人口聚居,城区布局严整;作为西北商贸集散中心和亚洲商道节点,西安城贾通八方,商业繁荣,贸易额巨大。相关英文文献的深入发掘和研究,不仅有益于复原清末西安的城市面貌,更可藉此了解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世界对于西安城的认识与评价。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是指纂修者基于主观考虑而对方志类目和内容进行的筛选和取舍。“加法”表现为故意的夸张、粉饰或增量性的描述,“减法”则表现为有意贬抑、淡化甚至删除。造成如此“加”、“减”的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方志本身具有的教化功能;纂修者的主观偏好、认知程度;不同派别的纂修思想;社会变迁对修志活动的客观要求;政治因素的干预。     

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四川在全国舆论中处在较为边缘的位置 ,被时人视为国中之“异乡”。外省人士对四川了解不多 ,已有的认知也多为负面的。这一形象既与四川混乱的政局及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有关 ,也包含了想像的成分。旅居外省的四川人一方面致力于改善四川的政治、社会面貌 ,另一方面又努力消除外省人对四川的负面印象。本文考察“国中异乡”现象形成的原因及旅外川人围绕此问题发表的言论 ,希望在重构这方面社会心态的基础上 ,从“地方史”的角度探索 2 0世纪上半期中国“国家统一”问题     

“吃人”的社会

近代中目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人人“都是吃人的人”。“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贵吃贱,大吃小一仁吃下,强吃弱,就是中日“吃人和被吃”历史的全部,也是中国文明之进化的劣根性。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及其“吃人”的本质,中国社会政治和伦理的惨无人道,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