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志于道——“华夷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基于历史文化认同,中国古代社会的众多民族经过长期不断的交融,为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华夷之辨(夷夏之辨)"观念也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华夷之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旨在用礼仪文化构建"大一统"的"天下"秩序。广义的"华夷之辨"包括"严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两方面的内容,为儒家所提出、阐发和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华夷之辨"观念不但从未被淡化,而且还为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和奉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历史文化认同。所有这些,与恪守"士志于道"行为准则的儒士群体的付出和牺牲是分不开的。文章通过考察宋辽金时期不同政权下儒士群体对"华夷之辨"的实践活动来明晰上述认识,以增进对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深入理解。     

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下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的演进特征

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谐演进的主旋律。历代王朝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统治思想基础,千方百计地于边疆民族区域传播儒家思想与文化、移风易俗,以达天下儒家文化认同,实现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天下一统,然入主中原的历朝统治者又常以正统自居,鄙视边疆民族、区隔华夷,导致历代王朝所施行的边疆民族文教举措常常受到局限而未能达到统治者所预期的理想效果。"大一统"、"华夷之辨"与"羁縻而治"的华夷观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过程中交织运行,致使历代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呈现出一体性、稳定性、多元性与局限性的总体特征。     

谭嗣同“华夷之辨”思想的演进

“华夷之辨”是近代思想界争论的焦点。从谭嗣同不同时期论著中所体现的道器观、体用观等等思想的变化,可看出其“华夷之辨”思想的演进,而这种演进过程正是近代“华夷之辨”思想演进的缩影。     

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探析

孔子民族观的出发点是明"华夷之辨","华夷之辨"的首要标准是文化。在华夷之防方面,孔子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在处理华夷关系上,孔子提出"修文德以来之"的民族怀柔政策。在宗教观方面,孔子除了提出"敬天法祖"这一基本信仰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这是孔子宗教观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儒家宗教观的核心。孔子民族观与宗教观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表现出了强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意识。它提出的“圣王同祖“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精心编排的历史王朝的统系,反映了对中国古代政治统绪的认同意识;它宣扬华夷各民族同源共祖的民族一体性,强调夷夏民族一统,是对中国古代夷夏观念和民族认同意识的重大发展;它通过对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的历史考察和对汉皇朝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反映与颂扬,体现了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地理的认同意识。     

清季历史教科书的双重认同

自清季开始,历史教科书成为立足民族国家立场书写王朝历史的重要载体,其中尤以对清代历史的叙述为典型。清季的历史教科书,既突出王朝特性,又具有民族国家色彩,力求实现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认同目标,但这也导致教科书编写中出现某些不协调。教科书编者尽力在文本中平衡王朝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消解两种认同的内在张力,着力凸显两种认同中共通的“大一统”理念,利用“大一统”理念组织历史叙事,使之承担起构建民族共同历史、为民族国家建设铺路的使命。     

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即在法理上,中原王朝并不认为天下有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国家。这一观念自先秦时期奠定之后,影响深远,即便是由传统的"蛮夷之邦"入主中原的王朝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政治观念。但是,天下观在其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却不得不每每面临诸多强大对手的挑战。因此,每当此时,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就有了一定的边界含义。不过,真正近代意义上的边界出现于清朝。即当清朝面临沙俄这样从未接触过的具有全新文明的强大对手的挑战时,近代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才最终形成。换言之,只有当中国面临的对手足够强大,或者说其文明受阻于强敌时,天下观才转为国家观,有边无界的状态才得以消解。     

浅谈孔子的民族观

孔子民族观的出发点是明"华夷之辨",明"华夷之辨"的标准是文化而非民族血统。在处理华夷关系上,孔子主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和平共处原则,同时也主张"修文德以来之"和"用夏变夷"的怀柔同化政策。孔子的民族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孟子、荀子在他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民族观,为以后各个时代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所接受,为统一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

根据明太祖诏令文书,对明朝初年外交观念进行初步考察,明太祖外交观念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广义的天下观上,而是建立在国家观上。尽管王朝初建时,也有天下主身份与形象展现,但是在现实中则更多地定位于大国之君。这说明在明朝统治者的认识中,天下国家已经重新定位:从一元天下到多元国家,从天下主到大国之君。所谓从"天下"缩变为"中国"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从传统帝国天下观到国家观,观念重构的过程,也就是历史转折的过程,标志了传统帝国逐步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趋向。     

从儒家文化看明朝对琉球的外交政策

儒家传统天下观认为：中原是文明的中心．华夏文化处于独尊之位,华夏民族优于周边蛮夷之族。持有此种观点的封建士大夫们坚信：“自古帝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治天下者。”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封建王朝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     

略谈“国学”概念中的中、西文化关系问题

大家都知道,“国学”这个名词是梁启超、章太炎、邓实等人从日本引进来的。日本则是从欧洲学得“民族国家”观念之后,针对自己的情况创造这么个词。中国人把这个词引进之后就顺带把“民族国家”观念也引进来了。“民族国家’砚念中的“国家’,和中国原有的“天下’砚念中的“国家”,涵义很不一样。“民族国家”观念中的“国家”核心内容是“土地”、“人口”、“政权”三要素,“天下观念”中的“国家”,除了这些之外,涵义较为广泛,还包括：     

试论历史正统观的起源与内涵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它最早发轫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正统理念,“攘夷”是其主要表现。“攘夷”必须“尊王”,王不尊则夷难攘,尊王则要强调天命。于是,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的王权正统成为正统观的核心内涵,表达君权神授天命观的“历数”、“正朔”等政治概念及春秋战国时代的“尊王”旗号集中反映出这种正统意识。民族正统与政治正统理念必然反映到文化思想上来,也必然需要文化思想来支持和传承,维护民族正统与政治正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由此应运而生。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包含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三种内涵。     

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的理论与实践

福泽谕吉既是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个征韩侵华论的积极倡导者。这种“矛盾”性,取决于他要着力完成的两大任务：一是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化国家;二是以武威“大东亚秩序”来取代札教“华夷秩序”。前者诱因于西方“条约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理念;后者催生于颠覆东亚“朝贡体系”进而取中国而代之的百年夙愿。两大任务的显隐交替和互为前提,解释了《文明论之概略》与《脱亚论》之间的表层矛盾和内在关联。     

江户时代日本人“华夷观”的变迁

江户时代日本人“华夷观”的变迁郝秉键“华夷观”是儒教世界传统的国际秩序观念。它以“孔孟之道”为价值标准,将整个世界划为华夷两极,“内夏外夷”为其文化分界,“贵华贱夷”为其基本精神,“用夏变夷”为其终极目的。千百年来,这一观念虽然屡受挑战,但直至西势东...     

“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的延续与更新——以康有为、刘师培对《春秋繁露》两事的不同解读为例

晚清最后十余年,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成为各派人士特别是学术、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夷夏之辨”命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康有为、刘师培通过对《春秋繁露》中“晋伐鲜虞”和“郯之战”两事的各自解读,展现出不同的夷夏观。观念的背后,则是经学传统的各自继承与阐发,以及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特别是民族国家认同理论的不同影响。分析康、刘的解读,可了解“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在他们那里的延续与更新,从而对思想观念导源于学术资源这一思想、学术史上的通例,以及这一通例在某种情形下的变化,有更清晰的认识。     

嗟吁击鼓兮，祈甘霖——岷县十八湫神崇拜

以“九州”、“九服”划分世界的“天下观”为中华帝国行政之基础。族群杂居的岷县（古岷州）地处远离中华帝国政治中心之“雍州”,从异域到边疆,中央王朝以卫所、屯垦、赐姓、羁縻等手段管理之。此外帝国统治者深谙意识形态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作用,利用本地民间信仰——十八湫神崇拜的民间基础和“日常性”,于信仰符号和意义中强化“礼”的主流文化认同。汉藏因共同信仰的神明——“分巡圣母”而产生族群间的交流与互惠,国家则将民间信仰视为帝国边疆管理之“利器”。而民间社会为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开始有意识纳入“规范”,在仪式层面模仿国家,于是神的膜拜即成为国家观念的外化表现。     

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华夏民族与国家的演进和互动走着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由此形成古代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传统及民族意识中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深层价值结构,同时也导致古代中国独特的政治地缘与民族地缘的特征。它使中国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上呈现重要特点:即族别上的兼容性、民族统一与国家安全的一致性、文化的开放性。近代以降,传统家天下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受到严峻挑战,其认同观念面临断裂和重新阐释、再塑的问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仁人志士积极探索民族国家的重建途径,创造性地提出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统一的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近代中华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新的一致性。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总目录

边疆理论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马大正(1.1)舅甥关系、贡赐关系、宗藩关系及“供施关系”——历代中原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形态与实质张云(1.6)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方铁(2.1)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李方(2.10)华夷衍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以《史记》有关记述为中心于逢春(2.21)“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李大龙(3.1)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张文(3.16)边政研究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     

“观念与秩序:中国古代天下秩序建构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9年3月30日,由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观念与秩序:中国古代天下秩序建构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新乡市召开。来自国内近20家高校、科研院所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古代天下观念的形成与演变、天下观念与华夷秩序、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与王朝政治、中国古代天下观     

中国传统地理观念对早期现代化的阻力

中国古代由于地缘的孤立和中华文明长期居于东亚文明的中心地位,使得中国传统地理观念一直具有浓厚的“自我中心”色彩。这些传统观念在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始后遇到空前的挑战。传统地理学中中国中心观、华夷族类思想和风水观念等渗入社会思潮,沉淀于民众心理,障碍了国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影响了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淡化了国人的危机意识,对早期现代化起了极大的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