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召开第23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通告

第23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拟于2020年9月在四川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为“新时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包括:1.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探索;2.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3.外国吏学的理论与流派;4.中外史学交流。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协办。     

面向新世纪的史学理论研究——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2005年8月23日至26日,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云南昆明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与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六十位史学理论工作者参加了研讨会,收到参会学者论文及摘要近五十份,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中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和“西方史学流派及其理论特征”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讨论的丰兽学术观点综诛加下。     

关于召开第23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通告

第23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拟于2020年9月在四川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为“新时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包括:1.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探索;2.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3.外国史学的理论与流派;4.中外史学交流。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协办。有意参会的学者可与第23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筹备组联系。     

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转型与创新 --试论旧课题的改造和新课题的建立

以往中国历史学轰轰烈烈的专题讨论,不仅凝聚了史学界的绝大部分精力,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或历史解释系统。它决定着中国史学的研究与编纂,塑造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当前的史学学术转型无论如何不可能回避这些旧课题。从史学学科体系的角度看,改造旧课题,将其转换成为新课题,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史学学术转型的突破口。     

五四时期史学：走出经学的羁绊

一、进化史观的传入与经史地位的变化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或隐或显地受到经学的束缚与支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 ,中国史学完全依附于经学而毫无自身价值可言。事实上 ,中国史学也一直受到来自官方的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与重视而成为古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格局 ,即客观地反映出了这一点。历史上形成的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既十分密切又错综复杂。就史学而言 ,长期以来更多的是被动地受到经学的影响。例如 ,周予同在谈到古文经学对史学中史书体裁的影响时说 :“纪传体 ,…     

再论世纪末史学反思宗旨和雷戈的历史观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来说，世纪末史学反思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史学反思的目的，从史学本身的发展角度来说，是为要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史学，刻意去创立什么“新史学”。雷戈先生的历史观在本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所谓“哲学主义的历史”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的否定基础之上的；其带有神定论色彩的衰退史观，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

在章太炎的熏陶下,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以北大史学系与国学门为依托,从学科体制方面积极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他们一方面秉持章太炎具有近代意义的“六经皆史说”,主张“捐除经学之名”,缘此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垄断地位,促进了史学的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还充分弘扬了章太炎“以新理言旧学”和“熔冶哲理”的学术精神,号召借鉴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史学,并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条理系统,由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50到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     

《新史学通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史学通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运用于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之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贡献。该刊通过对一些重要史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倡导辩证的分析方法,提倡历史主义,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常、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总结《新史学通讯》的成就,对于回顾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和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均具有借鉴意义。     

“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昆明举行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和云南大学历史系联合主持下,“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于2005年8月23日到26日在昆明成功召开。参会的60多位代表就唯物史观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就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达成共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自李大钊开始传播唯物史观,此后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显示出自己建构研究中国历史体系的规模和力量,因而20世纪把中国史学推向了新阶段。建国后1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成绩仍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得到坚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领域以及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1958年以后教条化严重泛滥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挺身而出进行抵制,一批熟悉历史考证的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使史学达到新的境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批判和反思极“左”路线危害,解放思想,史学出现了开拓进取、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史学理论杂志创刊20周年笔谈——高扬唯物史观理论旗帜的20年

20年前,《史学理论》的诞生,是中国史学界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全面和系统地探索史学理论的重要标志之一。史学理论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首先是理论上的成就。1924年5月,李大钊著《史学要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坚实基础。本期发表几位学者的笔谈,意在进一步加强和推动史学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这是对史学理论杂志创刊20周年最好的纪念。[编者按]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海外视角——评《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当前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受到海外学者的强力诱导,但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是一个例外。其实,从事此方面研究的西方学者并不乏人,费文恺、史华兹、哈里森、刘广京等皆其代表。海外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也曾一度兴盛。然而,这些成果译介引进到国内的却寥若星辰。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①一书在中国大陆的面世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德里克是一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领域研究有素的学者。他的研究集中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史学。1980年伊格尔斯领衔主编的《历史研究国…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国史研究的贡献

邓小平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仅批判“四人帮”极“左”思潮,还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本来面目,还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研究国史,创造性地提出了研究国史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和国史研究提供了思想武器。     

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先生的成名作,它以坚实的证据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康有为所力主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一学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超越了今古文窠臼,而是一本“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的原则,彻底破除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并冲破了“六经皆史”说之樊篱,达到了将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的目的。围绕《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其相关问题,钱穆与顾颉刚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这一讨论虽仍牵涉到今古文经学的一些老问题,但与清末康有为、章太炎之争已大为不同,非为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经学争论,而是史学层面上的正常学术讨论,“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无论是钱穆的信而有疑,还是顾颉刚的疑而有信,最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皆有益于近代新史学的成长壮大。     

原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1990年,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整体合并”,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执政及其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了。由于这一失败,民主德国的历史科学,特别是其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被攻击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工具”和“马克思主义教条”而加以全盘否定。这种做法是十分片面和武断的,它不仅忽略了原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忽略了这一史学流派内部的观点差异。因此,有必要通过深入研究,对原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具体分析。     

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

以吴晗等为首的史学研究会曾一度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坛,在本土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它将社会经济史设定为研究重心,尤其注意从社会、经济方面解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它奉行民间本位的治史立场,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物的历史境况,并采取通俗化的表述策略;它遵循实证与诠释并重的致知取向,兼顾史料与史观;它主张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借取理论和方法阐释中国历史,使史学研究手段得到大幅度更新。其新史学应属于比“马克思主义史学”指涉更广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它的出现,标志着唯物史观派日益走向成熟。     

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

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