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研究”反思：以太平天国与客家的崛起为话题

本文说的“客家”,不是对世间客居人群的泛称,而是一种学术专名,用以特指历史上在赣闽粤边区化育成型的汉族新兴民系。客家学大师罗香林曾经指出：“客家是五代后新兴的民系,自赵宋至元,为婴年时期,自朱明至清初,为童年时期,自嘉道至现年,为少年时期,……嘉道以后,世局日     

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太平天国战争研究——评梅尔清《浩劫之后: 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

<正>《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与19世纪中国》(What Remains: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下文简称《浩劫之后》)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梅尔清(Tobie Myer-Fong)的新著,也是目前海内外太平天国战争史研究的最新著作。①全书以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最为剧烈的江南地区为主要舞台,共7章。第一章"战争"(War),反思迄今为止海内外关于太平天国战争史的研究,指出不管是中国本土还是海外学者,多采取政治史的研究视角,或者关注其对于中国革     

边疆地理名称与晚清川藏边务——以“川边”、“西康”概念为考察中心

晚清是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地理发生巨大变动的转折时期。随着边疆危机日趋深重,晚清时人逐步意识到慎重命名地理名称的重要性。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生成、运用,经历了"炉边"、"川疆"、"川边"等名称混用,以"川边"为过渡性名称,到弃用"川边"、强调"西康"名称的过程。地理名称的变更与晚清川藏边务密切相关,特别是对"边"、"藏"界域之争的有力回应。探讨边疆地理名称多歧性、竞争性,则是本文将历史地理学研究与概念史方法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国家、媒体及女性作家间的多层“战争”——以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为中心

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是侵华战争时期日本表现最为活跃的两位女性作家,其曾于1938年作为“笔部队”成员来华,之后分别创作了《波涛》《女人的教室》等作品。通过探究此类作品得以问世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日本女性作家的“性别”既是日本军部及媒体有意利用的“标签”,亦是作家本人着意凸显的个体特征。若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作品中所建构的“铳后女性”形象,可以透视日本女性作家如何诱导广大日本女性积极协助侵略战争的内在机制,进而追究其应当承担的战争责任。     

军国主义与日本社会大众——评木坂顺一郎著《“一亿玉碎”——15年战争与民众对战争的支持》

今年1月,日本右翼势力公然在大阪和平纪念馆集会,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这使笔者想起1992年12月5日也是在该纪念馆,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木坂顺一郎先生所做的     

“大东亚战争”时期日本殖民主义政策面面观——《艺文》第1卷第6号读解

1941年末，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大东亚战争”，翌年3月始，又举办一系列“满洲”建国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此间出版的《艺文》杂志第1卷第6号，鲜明地反映了该特殊时期“满洲”日本殖民主义政策的面面观及殖民地民众的思绪。     

论先秦句尾语气词“矣”、“已”之微殊——以《孟子》为例

先秦句尾语气词“矣”和“已”都用于强调完结语气。从《孟子》中的使用可见,它们的细微区别在于“矣”除了用于陈述句,还可以用在感叹句、疑问句和祈使句中,并且它表示的完结语气还多了将来完成的用法;而“已”的完结意味更加明显,只用于陈述句,它所强调的完结语气包括过去完成、现在完成和虚拟情况下的完结。     

历史的文学书写——读陈平原《“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梁启超及“史学革命”的另一面》

作为以文学研究著称的陈平原先生,以其文学研究的视角来展现"史学革命"中的"文学书写"一面。经笔者阅读思考,暂将文章分解、重构为三部分,即"‘文界革命’的影响"、"述学文体的经营"及"文人习气与史家的文章技术"。以上三者围绕史学革命中的文学层面逐层递进、展开,我将对此进行解读。     

理论与实证：五十年来清代以降鱼鳞册地权研究之反思——以“太湖模式”为中心

清代至民国鱼鳞册南北各地均有遗存,研究者对其开展地权研究,并和民国时期的地权状况作比较,推论出地域经济社会的长期特征,如“太湖模式”、“关中模式”等。新的研究表明,“太湖模式”运用鱼鳞册开展研究时,在一些关键概念的理解和数据统计等方面值得商榷。“太湖模式”所用苏州鱼鳞册业佃分写的形式难以断定是田底田面权的分离。从土地占有状况来看,清代前期苏州存在大地主应是事实。鱼鳞册是十分珍贵但又存在较大缺陷的地权研究资料,在鱼鳞册地权研究中,应高度重视对鱼鳞册的考辨及其关键概念的准确理解。     

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

有清一代,在自身“疆界”、与邻国疆域关系等问题上,中国与越南、缅甸、朝鲜等邻国往往同时出现两种“疆界观”：一是文化上的“疆界观”,是指在文化归属感上的认同与否,即传统的“夷夏之辨”;二是地理上的“疆界观”,是针对领土、疆域等的现实认知。这两种“疆界观”密切相关,对中国、邻国的疆域变化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在这两方面的认识差异,1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与一些邻国出现了观念上的碰撞,19世纪中期又因列强入侵从碰撞转向交融。     

客家研究中的“文明冲突论”——读《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

刘平博士《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下简称为《战争》）一书于2003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深入讨论了咸丰同治年间（1854—1867）广东土客大械斗的起因、具体情况以及历史和社会影响。出版以来即受到许多社会史学家的关注。总的来说,该书史料详实,运用了大量的档案、官书和方志等材料,足见作花了大量的功夫,也体现了作的治史功力。本主要就本书的有关问题并联系当前区域化（包括客家学）研究中的一些情况谈一点粗浅的看法。[第一段]     

浅论中华民族先民的造字智慧——以“鸟”、“乌”为例

语言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才出现的,人们用文字记录语言,把实践当中积累的经验和创造的文化系统地记录下来,传达给不同地方和不同时代的人。语言离不开思维,是思维最主要的表达方式。当然,文字的创造也就毫无疑问地打上了思维的烙印,反映了人类认识的过程和思维水平。中华民族先民创造的汉字符号历史悠久、形体独特、内涵丰富,每一个汉字形体在方寸之间贮存着可以说解的意义信息,一点一画都闪耀着先民的独特思维和创造性智慧。本文仅以＂鸟＂、＂乌＂为例,揭示其背后所蕴藏的造字智慧。     

日据台湾初期的军用“台湾语”教科书——以《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台湾语》为中心

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并强制推行日语教育,以同化台湾民众。据台初期,因为闽南方言带来的语言障碍,日本殖民者不得不学习“台湾语”,即台湾民众普遍使用的闽南方言,并编纂了多部教科书。《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和《台湾语》是当时日军使用的两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其内容具有鲜明的闽南方言口语特点,并包括大量的军事用语,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殖民统治色彩。整体来看,这两本教科书较为粗糙,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声调标记,汉字使用也很随意。可见日本据台初期的“台湾语”教科书主要是为了消除语言障碍,以服务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从本质上说,日本据台初期的“台湾语”学习及“台湾语”教科书,是日本对台实施殖民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入关前“法明崇满”治国理念形成的历史考察——以皇太极治国理念为中心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何以能统治这么长久?以往的研究者常从“汉化论”加以解析,近年美国新清史学派的解释则从边缘视角出发,强调“满洲中心论”,认为清朝统治成功的原因在于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经营,在于其保持了满洲认同、满蒙联合、满人的族群未被“汉化”.作者认为“汉化论”与“满洲中心论”分别凸显了清朝统治的两个面相,在清史...     

以“议”为“记”的范例——解读《昼锦堂记》和《韩魏公醉白堂记》

欧阳修《昼锦堂记》和苏轼《韩魏公醉白堂记》均为以“议”为“记”的范例。     

日本幕末期的“外夷”应对策略——以横井小楠为中心

以1853年的黑船事件为发端,日本进入了思想转换的幕末维新期。这一时期的日本思想界以回应"西力东渐"的挑战为己任,在"锁国攘夷"与"开国攘夷"、"尊王攘夷"与"倒幕攘夷"的思想纠缠中,寻找适合日本的发展之路。其中,幕末思想家横井小楠的"开国论"与"攘夷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浅谈先秦天文历法与《周易》“乾卦”及“五行”的关系——以“二月二龙抬头”为例

通过确定“二月二”在西周历法中的阴历日期,以此为节点,按照西周实测历法推算出阴历1～6月东方“青龙”星宿在夜空中运行的位置,并与《周易》“乾卦”的卦辞做相互比较,发现天象与卦辞存在实际对照关系。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抽象思维观念,是“五行”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天文历法是古代圣贤对浩瀚宇宙不断思索的智慧结晶!     

“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