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治理背景下的韧性城市规划：理念融入与实践路径

在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新时期，提升韧性成为空间治理的重要价值取向。本文对30个重要城市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文本进行分析，从应用层次、应用导向和应用维度三个方面揭示“韧性”理念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现状。结果表明，“韧性”理念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已有所拓展，但仍存在不足。基于国土空间治理要求，从应对多风险全周期治理特征的韧性思维全过程融入、响应复杂治理任务的韧性要素多系统融入、迈向协同治理体系转变的韧性主体多模式融入三个方面对“韧性”理念融入国土空间规划的路径进行探讨，为国土空间治理背景下韧性规划的探索提供参考。     

城市犯罪中的非公共空间盲区及其综合治理

城市犯罪中的空间盲区是形成犯罪载体的重要因素。本文在阐明城市犯罪空间盲区的产生机制及其综合治理的任务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非公共空间盲区的防控脆弱性及其外在、内在的防控盲点,提出了治理此类盲区的工作思路,讨论了治理非公共空间盲区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以及提高非公共空间警戒能力的工作途径。成功的综合治理可以对有效地预防犯罪、中止犯罪、制伏罪犯、消减犯罪危害性等起到积极作用,可以为城市犯罪的空间防控作出积极贡献。     

长三角博物馆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在一系列顶层设计中,明确了配合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重大战略,统筹不同地域博物馆发展,加强场馆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目前,构建沪苏浙皖逾千座博物馆的协同发展机制,一方面将使文旅融合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先导,并发挥博物馆的“流量担当”作用;另一方面将整体提升区域内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水平,率先成就全国性文博示范区。然而,当下存在联动广度不足、合作深度有限、协同同质化倾向等不足,原因则包括硬件和软件方面有差距、将“一体化”误解为“一样化”或“合并化”、缺乏全局意识和统筹决策等。鉴于此,我们需要从理念上、行动上、文化上多管齐下,包括以统筹协调为前提,协同与错位发展并举;夯实制度设计,把创新作为常态;凝聚“江南文化”价值认同,培育跨地域共情等。     

城市社会区域体系结构公正配置的空间控制原理与路径

从现代人本主义思维出发,以城市社会地理学原理,即从社会空间结构与社区规划角度,探讨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的质量构成,体现在城市要满足各阶层居民(社会)生活的空间结构上。而城市(社会)生活的空间结构的健全与否取决于生活空间行为的社区体系与场所体系的空间构成上。主要体现在居民以居住为主的生活行为对立的居舍类型的可获性上。由此,不同阶层居舍类型体系是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的区域基础,其空间分布类型的可获性决定对应阶层人群能否获得以居舍为主的生活空间。本文首次从居民选择居住地行为规律以及形成的城市居舍类型空间结构演化的理念下论及城市社会区域空间体系公正配置与空间控制原理。     

试论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及其效应反思——基于城市增长机器理论的分析

面对全球化所营造的激烈竞争环境,199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型,普遍从福利型政府向企业型政府转向,大力实施了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在国内、国际环境转变的双重压力下,以土地储备为重点的城市经营和以大事件为载体的城市营销正被中国诸多城市政府所积极采用,因而城市治理表现出显著的企业化倾向。在实施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的过程中,官商利益联盟共同推进了城市的增长,并各自产生了明显的利益寻租行为。文章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透过城市增长机器理论的视角,剖析了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的形成机制和利益格局,并以南京市土地储备和奥体新城建设的案例,揭示了其所导致的经济、社会与空间负效应。文章认为,城市内生竞争力的提高必须摈弃营销型增长策略的功利模式,推进城市政府从单一目标的"增长型政府"向综合目标的"发展型政府"的转变。     

大一统王朝地方治理研究的新探索——胡恒《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评介

《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一书,以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厅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形成过程、各种制约因素以及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厅制是清王朝为解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这两对结构性矛盾,在各种“边缘地带”实施国家治理的弹性制度与空间。该书推进了清代地方治理和政治地理研究。     

澳门博彩业及其经济地位和发展前景

博彩业是澳门的经济支柱之一,已形成了以幸运博彩业为主的多元化体系。其特殊的管制制度可概括为“合法化,专营化”。博彩业重要的经济地位表现在:1、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2、在旅游业中占主导地位;3、带动相关产业发展;4、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基于“新发展理念”的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推动黄河流域地区高质量发展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是推动黄河流域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黄河流域地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建立整体性协同发展体系,在实现现代化治理体系与协商机制上,走培育创新驱动体系、完善核心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构建内陆腹地城市开放新格局、优化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与保障体系的道路,从而推动黄河流域地区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权威善治视角下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演进机制研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谋求适合乡村内生式发展的有效治理路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权威善治视角,探讨陕西省袁家村发展旅游以来治理结构演变过程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地方权威主义治理主体扮演“决策者”“引领者”“代理人”等多重角色,并在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生角色变迁。(2)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结构从单一主体向“双轨”治理演化。其中,利益相关、产业规模扩张和制度安排为其演化提供了动力与保障。对现实的启发是,发挥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互动作用,将有利于实现目的地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大都市区跨界地区空间演化及动力机制研究

本文结合中央—地方政府管治特征,以临沪地区为实证案例,提出大都市区跨界地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调治理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现阶段发展目标和治理主体均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在区县级地方政府和省市级地方政府以提升地区竞争力为目标的企业型治理下,跨界地区逐渐兴起并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中央政府运动型治理下,跨界地区进入以协调区域功能为主的发展阶段。随着跨界发展不断深入,跨界地区空间结构由散点式分布转为以开发区为核心的产城融合空间,最终转型为融入中心城市网络的重要节点。研究总结了大都市区跨界地区各阶段发展的时空格局,提出跨界地区发展的治理逻辑及其动力机制,对区域协同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     

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演进：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21世纪初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发展历程不仅显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念与方式上的不断升华,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成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将对以人民内部矛盾化解为主的社会治理从重点到思路再到目标进行了全方位的发展和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和处理规划了更具现代蕴意的运行逻辑和目标方向。     

重大疫情背景下的政府作为研究——基于庚辛鼠疫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对比分析

1910—1911年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的流行性肺鼠疫,是近代中国初次大规模肺鼠疫灾害,面对疫情,清政府采取措施,取得一定成就,推动了我国公共卫生服务的现代化进程。2019年冬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通过分析对比两次重大疫情中政府的有效作为,对防疫工作进行反思,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进一步完善我国重大事件应急机制提出思考和建议,旨在推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地—跨界视角下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特征研究

为强化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协同创新水平，以长三角区域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各城市2010—2019年联合发明专利授权数据信息，构建绿色技术创新合作的本地网络与跨界网络，诠释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及本地—跨界网络空间联动机制。研究表明：(1)本地网络的通达性和凝聚力逐渐上升，空间上呈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及核心节点间强—强联系格局；跨界网络的节点和关系数急速增加，空间上呈现以放射状为主，稀疏的闭环创新联系为辅的特征。(2)本地网络与跨界网络的交互作用增强。本地网络中参与跨界合作的节点数量越多越有利于推动区域内外城市建立正式创新合作关系。跨界网络的发展也会提高本地网络中节点城市的平均网络地位。(3)本地网络中网络地位高的城市扮演着本地—跨界绿色技术协同创新的“中间人”，其中处于高递推中心性高递推权力位置的城市充当着本地—跨界网络空间联动的技术守门员。     

试论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

本文尝试对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以后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进行探讨。明代澳门的治理形态,即指在澳门这块中国拥有完整主权的领土上,明朝政府管辖下的一个特殊侨民社区的治理形态。这一治理形态出现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视作明朝地方行政管理上的一个特殊形态。它的产生,是明朝在明中叶以后面对国内外新的变化格局、吸取历代统治经验教训、调整内外政策的结果。这一治理形态产生于前近代东西方最早的交通点上,定型于明代,为清代所沿袭,直至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为澳门葡萄牙总督亚马留（ＪｏａｏＦｅｒｅｉｒａｄｏＡｍａｒａｌ）所破坏,存在近３００年。从澳门治理的层次上看,是一上一下,一主一辅,中国地方政府在上,为主,居澳葡人自治机构在下,为辅;就治理的方式而言,是中西合璧,既是中国传统地方行政治理的延续,又加入了西方城市自治的因素。可以说作为中西直接接触早期出现的这一治理形态,既是对古代中国地方行政特殊建制和地方自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在西方扩张东来的新形势下,吸收西方制度因素的结果。因而这一治理形态是中西直接接触早期中西制度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产物。     

后疫情时代博物馆服务提升策略探究——以邯郸市博物馆为例

后疫情时代,博物馆服务出现了安全性作用更为凸显,观众观展需求强烈反弹,观众对服务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升等新特征,社会对博物馆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有了更多的期待。博物馆既要有效发挥“大学校”和“城市会客厅”的服务功能,又要勇于承担应对和处理公共卫生事件的义务。为此,博物馆需要完善常态化防控机制,助力城市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综合能力;在抗疫宣传、文物征集和科学研究等方面要因时而为、因势而为,回馈社会;通过线上和线下有效联动,丰富教育服务形式,充实活动内容,满足社会公众对文化产品更高层次的期待和要求,推动自身服务水平的提升。     

理解中国城市生活方式：基于时空行为的研究框架

面对以人为核心的城市研究与规划需求,如何理解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并分析城市空间与居民生活方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转型期背景下,受到制度与市场双重力量的驱动,中国城市生活方式表现出特殊性。本文从生活方式理论、时间地理学和活动分析法的理论基础出发,分析生活方式与时空行为的关系,指出从行为角度进行生活方式研究的可行性;提出基于时空行为变量测度生活方式的指标体系,将出行模式、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和日程安排作为度量生活方式的核心指标;并构建了生活方式的影响机制分析框架,提出制度、技术、地理背景和社会关系是影响生活方式的主要因素,为更好的理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与居民生活提供有效途径。     

基于先进制造业投资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联系与结构研究

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对于刻画中国城市空间联系具有重要的表征作用。本文基于29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先进制造业投资数据,利用空间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了中国城市网络空间联系与结构特征。研究表明,基于中国先进制造业投资的城市网络总体上形成以“菱形”结构为主体框架的“V”字型空间形态;城市间投资联系按照距离由远及近呈偏右态分布,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和大分散、小集聚的整体联系特征;城市网络具有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主的首次位联系,继而形成以上、深、广、北为核心的“核心—边缘”城市联系空间结构。     

沦陷时期天津公共环境卫生管理述论

七七事变之后,天津沦陷,日伪政权通过在天津设立公共环境卫生管理和防疫机构,制定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组织开展公共卫生运动,加强公厕、排水管网和公墓建设,健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完善种痘制度和饮食行业、家畜、妓业等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卫生和防疫制度,以防止传染病的传播。虽然这些举措对于改善天津公共环境卫生状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具有一定的殖民特点。     

此心安处是故乡——失范理论视域下城市街头艺人空间行为与治理研究

街头艺术具有触发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积极作用，但在城镇化与城市转型交织的特殊背景中，街头艺人群体却被贴上“秩序破坏者”与“底边阶层”的标签，成为公共空间和主流秩序排挤的对象。文章以结构化理论的方法，建构街头艺人“空间-治理规则-治理图景”的解释框架，并以“社会失范理论”的视角，探寻街头艺人空间行为背后的真实目标诉求与既有社会治理规范的冲突。研究认为城市治理手段应当主动适应治理对象的行为规律与目标诉求才能避免失范，街头艺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基于其自身职业特性与理性选择的内在合理性，而既有的刚性、去流动性的稳态治理范式，同街头艺人的真实诉求之间存在不适性。进而提出“适应流动性”的空间治理策略，包括流动性的城市空间、在地化的城市权利等，希冀善待和尊重街头艺人，构建具有艺术活力和开放包容的城市空间。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协同治理探讨——以广西贺州为例

农村公共服务落脚点在"供给",并非是一个农村公共服务完整的有序循环,并没有从系统的高度,以整体的思维,以全局的视角来进行科学化、制度性、长远性的战略安排,与严格意义上的协同治理本质要求还未能实现耦合,与协同治理内在含义尚存差异。影响农村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政治因子、经济因子、文化因子以及协同治理系统内部因子等多重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加强农村公共服协同治理的机制创新应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协同治理价值导向机制建构、主体培育机制建构、保障支撑机制建构和绩效评估机制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