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进中,钱穆先生最为认同、推重"宋学",并在自己的众多著述与讲演中论涉了宋学问题,对宋代学术文化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探求和考察钱穆之所以推重、认同宋学的原因及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钱穆的思想世界,且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之思考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综合钱穆的论说与诠释,他所念兹在兹的宋学,其意涵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点,即:融释归儒的宋学血脉,开创近代的宋学地位,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综汇贯通的宋学气象,天人合一的宋学境界.     

法家“天下”观及天下一统时代其学说的可能面向

“天下”观提示了先秦法家立论的两个边界,空间上以周天子统治区域为界,价值上以符合兆民的长远利益为界,前者是现实目的,后者是终极依归,前者的实现亦是为后者服务的。天下一统之后的秦政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重在偃武立德,后期重在开边兴作。从法家“天下”观的视角来看,前期秦政以法家“天下”观为基础,后期则在空间与价值的双重意义上,逾越了“天下”的边界。先秦法家主“变”的历史观,使其学说在一统天下的现实目标达成之后,拥有了发生转向的可能。思考法家学说在天下一统时代的可能面向,有两条进路：一是反省战时模式下带有极端性质的农战政策,别开富强之途;二是基于法的公平原则,明确法与术、势的分际,完善并落实同一性的规则体系。     

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钱氏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是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 ,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 ,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断裂与现代性国家意识的形成及其变异

鸦片战争以后,在与外洋交涉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清廷上下逐步偏离传统天下观,开始认识到天下存在着众多不同于四方夷狄的国家,且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有识之士则在19世纪下半叶已彻底抛弃传统的天下观。在戊戌变法时期,这类士人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格局及中国在世界的险恶处境,在竞争进化论的地基上形成了最为明确的现代性国家意识。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知识界全面否定了建立在竞争进化观之上的国家关系原则,向古老的天下大同理想回归,现代性国家意识彻底淡化。国民党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期间,又将政治意识形态混入国家意识,致害国家权益,影响极其深远。     

日本倭五王时代的“天下观”

日本倭五王时代形成了以倭五王为"天子",包括了日本列岛及朝鲜半岛南部这一"天下"的"天下观"。与当时中国的"天下观"相比,日本倭五王时代的"天下观"具有自身的特点,其对当时日本列岛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

唐代"中国"一词大体用于追述前代和议论当朝.唐代"中国"有地域、文化、民族及政权的含义,可以用来指代朝廷直接统治区域、中原为核心的地区或内地,是"天下"的核心或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天下"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指唐朝实际统治的范围即唐朝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这是唐朝"天下"的主要含义.此"天下"与"军国"、"邦国"基本同义,但各有侧重."军国"最郑重,一般用于中央最高决策机构首脑的职掌范围;"邦国"更普通,主要用于官府和中央事务的层面;"天下"更广泛,一般用于中央和地方、官吏和百姓两方面事务的层面.广义的"天下"则指以"中国"为核心,以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狭义"天下")为政治实体,包容其他国家的世界体系和政治秩序.     

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

唐代“中国”一词大体用于追述前代和议论当朝。唐代“中国”有地域、文化、民族及政权的含义,可以用来指代朝廷直接统治区域、中原为核心的地区或内地,是“天下”的核心或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天下”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指唐朝实际统治的范围即唐朝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这是唐朝“天下”的主要含义。此“天下”与“军国”、“邦国”基本同义,但各有侧重。“军国”最郑重,一般用于中央最高决策机构首脑的职掌范围;“邦国”更普通,主要用于官府和中央事务的层面;“天下”更广泛,一般用于中央和地方、官吏和百姓两方面事务的层面。广义的“天下”则指以“中国”为核心,以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狭义“天下”)为政治实体,包容其他国家的世界体系和政治秩序。     

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即在法理上,中原王朝并不认为天下有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国家。这一观念自先秦时期奠定之后,影响深远,即便是由传统的"蛮夷之邦"入主中原的王朝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政治观念。但是,天下观在其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却不得不每每面临诸多强大对手的挑战。因此,每当此时,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就有了一定的边界含义。不过,真正近代意义上的边界出现于清朝。即当清朝面临沙俄这样从未接触过的具有全新文明的强大对手的挑战时,近代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才最终形成。换言之,只有当中国面临的对手足够强大,或者说其文明受阻于强敌时,天下观才转为国家观,有边无界的状态才得以消解。     

评钱穆的中国社会演变论

中国社会演变论是钱穆先生用以中国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其内容和形式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是：以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主体、以“士人政治”的变迁为主线用以考察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演变过程,它反映了钱穆先生关于春秋以前是“封建社会”,战国以下是“四民社会”而非封建社会的中国史观点。这一理论的意图在于：用中国历史上社会演变的有限性来证成中国文化精神传统的不变性,其理论实质是道统文化史观。     

"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

“The Central Kingdom” is pregnant of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s well as of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t was believed that whoever controlled Zhongguo (the Central Kingdom or China) would be the legitimate ruler over Tianxia (the realm under heaven or all under heaven). It was the contention for “the Central Kingdom” among the varieties of dynasties, notably those established by the Han-Chinese and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that lead to the alternation of dis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the territory. It was not until the Qing Dynasty that the unified “Central Kingdom” composed of a variety of ethnic groups turned into the ideal “realm under heaven” with “the Central Kingdom” at its core, which naturally put an end to the formation of territory in ancient China. Translated by Chen Dan from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2007, (3): 1–15     

从华夷之辨到价值认同：重审儒家天下观

华夷之辨以进退于礼乐文明为转化机制,侧重于“中国”的准入性。由此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促使学者在民族国家叙事面前坚持“文明国家论”,但这难以构成对民族国家叙事的真正批判。中国古代秉持的是不同于国家叙事的天下观念。儒家的天下观把仁义视为华夷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文德双修、爱人正我而使远人慕义来朝;希望通过施行仁政获得民心,维系天下,克服“国家”的强力色彩。宋人基于华夷之辨努力塑造“中国观”,对于“天下认同”已无多奢求。天下的价值认同维度得以可能,须经公私之辨的转化,其对身份、人格、权利的触及是对“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重申和证成。对于古人而言,“天下”与“国家”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价值体,混同二者甚至产生了王朝倾覆的后果;对于今人而言,“天下”与“国家”代表了两种文明与历史形态,能否实现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转变,是一个古今交接的问题。     

孟子“性善”思想的现代诠释

孟子认为人区别于禽兽的只是“人性善”,它源于人类共有的同情之心。因为人特有理性精神——反思能力,人人可以发现自己的“本心”,人人也可以成为“尧舜”。“人性善”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基石。然而把“人性善”作为“平天下”功业的起点,也使其诞生之日起就有了巨大的消极意义。可是,现代人视人性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等等所决定,也使人类为了从精神家园逃离,失去了生存的终极意义。把“人性善”作为终极的价值理性或许可以拯救这一现代病。     

墨子国家观浅议

墨子的国家观是其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其兼爱价值观在政治上的反映,也是其义利观的表现。本文从墨子关于国家职能和国家管理机构的设置、国家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墨子关于国家观的基本主张。墨子的国家观虽然带有空想色彩．但其首创性启迪了后代思想家．他提出的“尚贤”和“君民通约”的观点对后世争取平民权利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清宣统三年末,隆裕皇太后在清帝逊位前夕向全体臣民宣布:“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历尽沧桑、千锤百炼的“中国”概念,终由清朝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一词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钱穆的学术史方法与史识——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

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最核心和基本的。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科)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钱穆的历史本体“心性论”初探——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疏论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和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史学家。而他的历史观“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既是其整个史学思想的基石,又是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研究钱穆的历史观是研究其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本文拟对其历史观何以称为“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及其历史本体思想,作一初步的疏论。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钱穆与民国学风——以私立五华文理学院为中心

抗战胜利以后,因与"科学考订派"和"革新派"在学术取向、人事方面均不相协,钱穆并未北上、东进,而是暂时栖身昆明私立五华文理学院。其时,钱穆讲学多以中国思想史为主题,著述则以提振民族精神为宗旨。其教人则力反民国以来学者不读书,竞以新材料相尚的流弊;强调治学要读基本书,要在掌握前人研究之大体的情况下继续深入,以期转变学风。     

政治视角与钱穆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钱穆以宋学为坐标和价值尺度,评判和衡论清学。但我们往往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纯学术角度来定义宋学和清学,误认为是从学术自身来论。实则在钱穆所谓的“宋学”中,政治居其半,本身已包含了从政治角度衡论清代学术思想的视角。钱穆认为“每转益进”是中国学术演进的正常法则,但清代学术思想却是“每转益退”。新发现的钱穆《论清儒》三个版本的文字异同,为此论断增添了确证。就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中的政治视角而言,钱穆比章太炎更激进,使其成为从宋学论清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完成了学理上的建构,这就是宋学中极为重视的《春秋》夷夏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