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的影响——以格奈斯特、莫塞和山县有朋的地方自治观为中心

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是以德国、主要是普鲁士为模本建立的,那么德国究竟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德国著名宪法与行政学者格奈斯特及其学生、协助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立法的莫塞,以及日本近代"地方自治之父"山县有朋的地方自治观进行考察,分析其共同点与差异,从而总结出德国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的影响及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的特点。     

孙中山、蒋介石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

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既与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局限性有关,更与蒋介石对这种局限性的夸大和歪曲有关。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训政设计、认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以及重视传统社会乡村组织的作用,恰为蒋介石统制和训练民众、恢复保甲制度提供了解释的空间。然而,二者的地方自治思想有着本质差异。在理论基础方面,孙中山强调"主权在民",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而蒋介石更强调人民单方面应尽的义务;在实施主体上,孙中山强调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蒋介石则强调县以下基层乡村为自治单位,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推进方式上,孙中山主张用教育方式训练民众,逐步扩大民权,蒋介石更强调以军事化手段强化民众的服从意识;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时,孙中山主张融贯中西,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地方自治模式,而蒋介石借鉴中国古代保甲制度则是为了"剿共"的现实需要。     

中古英国地方自治研究综述

英国是“地方自治之家”,近代英国独具一格的地方自治制度树立了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一制度可以追溯到中古时期。因此,对中古地方行政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理解“地方自治之家”的由来与发展提供历史的背景。     

论井上毅的地方自治观

井上毅作为明治时期最著名的法制官僚,对明治国家的法制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对地方制度问题也不断提出建言,对明治地方制度的建设以很重要的影响。井上早年留学欧洲,倾向于日本学习法国的地方制度,主张在日本的町村一级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在府县一级实行行政制度,与主张完全照搬德国,在府县、郡和町村三级都实行地方自治的山县有朋形成了对立。最后井上虽然没有掌握制定地方自治制度的主导权,但对日本近代地方制度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值得强调的是,二者的地方自治观虽不相同,但在维护天皇制这一目标上却殊途同归。     

中国近代制度转型中的省制刍论

省制作为地方最高管理层级,元代以后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已经具有不可移动、不能移动的层级功能,对于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的统一,有着不可代替的重大管理作用。然而,近代以降,由于中国从社会到国家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转型之中,省制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地方层级制度,与近代中国的艰难转型一样,也经历了从传统体制到现代体制的曲折发展历程。在近代省制不断改易、变动的背后,反映的不仅是省制转型的困境,实关乎中央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安宁与国家的统一,是那个历史时代的大问题。省制作为国家建制中的地方最高层级的制度,从制度现代化转型角度探讨省制的变易历程及其发展特点和趋势,对于进一步认识省制在近代中国历史演变中的重大价值及其丰富的历史内涵,认识中国国家现代化转型的艰难历程及其规律和特点,以明国家治道与得失之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黄东兰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黄东兰教授的近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以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发端———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形成与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分析外国地方自治对中国的制度形成产生的影响。作者从中日两国地方自治制度相互关联的角度入手,着重考察了中国吸收、改造日本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关于内蒙古民族自治问题的争论探析

中国近代少数民族自治制度探索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基本宗旨是通过确立王朝帝制部落自治转变为民族国家政区治理的具体形式,重塑单一制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从抗战胜利至制宪国大期间,国民政府、知识界、行省当局和蒙古族精英就内蒙古自治问题展开了反复争论,形成了盟旗等于省县的蒙汉联合自治、分省蒙旗自治、脱省联盟自治和废省联盟自治四种代表性主张,焦点是盟的行政定位问题,表面上是蒙汉民族矛盾,本质上是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两种理念的对立和融通。国民党虽然把握了内蒙古地区是各民族杂居共有而不是一民族独有、自治是各民族联合自治而不是一民族独治的现实性,但不能突破行省的制度局限,无法协调"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结果加速蒙古族精英的离心倾向。战后国统区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争论,客观上为中共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施行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蒙汉联合自治提供了重要参考,体现了自治和统一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孙中山与联省自治运动

联省自治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一次重要尝试,是国家政体由君主制走向共和制的变革中地方政制相应变革的补充。孙中山反对联省自治,他认为联省自治势必会阻碍国家的统一;而极力主张地方自治,但强调地方自治不等于忽视中央政府的领导与国家的统一。     

伪满洲国的县级地方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县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的重点,鼓吹实行县的＂自治＂。对于县级地方财政,通过建立以日本人为主体的税务监督署,牢牢控制了地方征税机关。在进行国税与地方税分离的同时,进行税制整理,并建立预算决算制度,通过改变旧军阀的＂包办＂财政,实现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1935年《地方税法》发布,初步理顺了地方财政。1936年省地方费设立,蚕食了县市的财源,使本来便脆弱不堪的县级地方财政受到沉重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亦建立战时体制,为此迫切要求县市实现财政自立,1940年再次对县级财政进行改革。日本侵略者通过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地方的侵略和掠夺。     

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设计的演变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场运动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整个"地方自治"的基础,南京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设计的制度由于"过于理想",而没能真正推行。随后,南京政府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断进行修改变通,直至"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整合了此前实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推行了"新县制"。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日本的近代地方自治研究综述

1888年市制町村制和1890年府县制郡制发布后,标志着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关于这一制度的研究也不久即开始起步,并在战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战后,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日本学者从新的历史观念出发,继续从历史学、财政学、法学等多个角度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进行研究。本文即拟对这些成果进行综合性的概述。     

论宋代公使库在王安石变法中的变化及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宋代公使库负责收贮、管理和经营地方官府的公使钱物、招待过往官员及本地方官员宴饮,是重要的地方财政机构。王安石变法中的役法、财政及禁榷制度改革给公使库的管理体制、钱物来源渠道等带来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引起地方公使库职能扩张,在北宋后期至南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角力中,公使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实际成为地方财政的"小金库"。     

北洋政府的地方自治与旅京安徽同乡自治制度讨论会内的斗争

北洋政府的地方自治与旅京安徽同乡自治制度讨论会内的斗争陈长河一中国近代的地方自治,始于清代末年。当时为筹办自治．曾公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及《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并由各省设立地方自治研究所,“以为储备人才之地”,民国初年的地方自治制度,仍多仿效清...     

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看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

鉴于北京政府时期混乱的国地财政体制导致地方公债的滥发,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致力于国地收支标准的划分,相应的地方公债制度也逐渐由粗疏趋于完善。1927—1941年期间各省发行的约80874万元公债,有部分投入经济建设和公共事业,大多数则用于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由于本期内战乱不断、财源有限,中央与地方同处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困境,表面上日趋完备的国地收支划分章制实际上未能完全施行,财权的实际划分皆依中央与地方的实力而定,这种博弈在地方公债的发行、中央对省债的整理与接收等方面都清晰可见。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议取消省级财政和地方发债权,标志着高度集权财政体制的确立,双方的斗争暂告结束。     

论宋代公使库在王安石变法中的变化及影响

宋代公使库负责收贮、管理和经营地方官府的公使钱物、招待过往官员及本地方官员宴饮,是重要的地方财政机构。王安石变法中的役法、财政及禁榷制度改革给公使库的管理体制、钱物来源渠道等带来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引起地方公使库职能扩张,在北宋后期至南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角力中,公使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实际成为地方财政的"小金库"。     

一部学术品位较高的佳作——《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评介

张连红博士所著《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已于1999年11月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考察和全面论述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著作。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共分七章,其中第一、二章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并从制度层面探讨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     

中国文化遗产中央直接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文化遗产的价值和类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是世界各国遗产管理制度的基本取向。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和制度条件,各国中央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程度、范围不同。在这些制度条件中,地方政府是否对土地拥有直接控制权、地方财政的支出比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等因素,决定了文化遗产中央直接管理的程度,也构成了中国文化遗产实行中央直接管理的最主要约束条件。     

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

辛亥各省光复政权乃至民初政府的省制,多在清末外官改制和各省独立自治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共和制下如何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省制成为关键。民初朝野舆论相持最久、困扰最多的省制方案与争论,不宜单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角度立论,还应考虑时人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与对分裂的隐忧。中国历史文化中,分合与治乱兴衰紧密联系。省制模式中集权与分权、官治与自治的平衡取舍,既与民主、专制相关联,也与统一或分裂的抉择相始终。由于以省为地方自治层级范围过大,东西方各国无此先例,单一制与联邦制均不适合,民初省制因此成为本土国情与域外制度纠结甚深的焦点。这一难解的症结,或许仍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八省土膏统捐与清末财政集权

清末鸦片税收是中央与地方争执较多的领域,地方固守与中央控制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八省土膏统捐是清廷在扩张财政以编练新军的背景下,将地方经营有效的联省合办统捐的权力收归中央的重大举措。地方督抚对此暗中排拒,使清廷推行财政集权的意图难以如愿贯彻。这一事件反映出清末中央与地方逐渐疏离的趋势,亦可概见练兵新政推行中政治与财政环境之纷乱。     

新中国央地财政关系的奠基:统一财经及其制度调整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主导的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使新中国在财政、金融、贸易等领域迅速构建起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中央的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经历了不断的制度调整:在确保税制统一的同时尝试减轻地方政府的征税压力;在建立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后不久即开始划分收支与酝酿分级管理方案;为了缓解地方的财政压力,中央采取了整理地方财政、推进地方收支挂钩、适度划分管理职权、增加地方收入分成等一系列举措.这些制度调整意味着虽然统一与集中是这一时期央地财政关系的主要特征,但并非全部内涵,如何兼顾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从这时起已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