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教育流动中的刻板印象与身份建构——以在美中国留学生为例

伴随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不断扩大，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社会中的体验和经历备受关注。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在美中国留学生与美国本土社会及国内社会的互动，及互动对其塑造社会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美国社会的刻板印象一方面阻碍了该群体的深度融入，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自我规训”，使该群体对于美国社会产生一定的疏离感。此外，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留学生增强了其国家认同，中国人身份和留学生身份处于共生共荣的关系。然而，来自“群体内”的刻板印象增加了留学生群体社会认同建构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身份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在“人-人”和“人-地”的互动不断发展和变化。     

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及其经济适应分析

论文分析了我国朝鲜族赴韩跨国人员流动的背景因素和在韩朝鲜族经济适应的阶段性发展历程。认为我国朝鲜族的赴韩流动贯穿于“淘金梦”,在赴韩流动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将身份认同作为跨国社会适应的一种策略,其中的经济意义远高于政治意义,其经济适应经历了从“边缘拒斥”到“族裔联结”再到“多点延伸”的过程。回顾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及其经济适应经历,不变的是“他者”身份与中华文化认同,变化的是“工具理性”与流动方向。     

从国际移民到跨国离散:基于北京的加拿大华人研究的“双重离散”理论建构

论文以早先从中国移民加拿大,后又从加拿大回流中国北京的华人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双重离散"经历进行理论建构。论文认为,在全球化以及现代通信和交通运输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加拿大华人国际化流动的程度日益加深。其跨国移民经历可以归类为"双重离散"——一种超越民族和国家主义界限的混合型经验。双重离散者具有一系列的双重性:他们既是中国人又是加拿大人,既是离散者又是回流者。他们作为文化与经济中介在中加两国之间扮演着双重角色。而这些移民的定居不是最终的,而是多向循环的。"双重离散"理论摒弃了有关离散的原有概念,而将离散视为异质化的、冲突的社会形式,提供了理解跨国移民行为以及展现归属多元路径的另一种框架。     

跨国领养与跨文化的“家”——以来华领养的美国公民为例

论文通过对跨国领养的出现及其发展与国际政治气候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相关性、美国跨国领养家庭如何建构跨文化的＂家＂等问题的分析论述,揭示了美国公民跨国领养的历时性变化的原因及其相关的国际政治大背景以及通过对美国公民来华领养及其连带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认为某种世界性的关怀与视野,已经是美国中产阶级民众价值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被美国人所领养的数目庞大的中国婴孩,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在美国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以上阶层的家庭中生活,他们将有着与其他的美国华人不同的社会资源与背景;他们对中国和中国社会文化的理解甚至可能会直接在两国关系上发挥影响,日后必将在美国的华人社区中占有一席之地。     

流动与认同：以香港居民为例

“接触假说”认为,群体间的接触和交往越多、偏见越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使用香港社会动态跟踪调查2013年的数据,分析了受访者跨境流动频率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流动的频率与“中国人”身份认同有显著的关系。跨境流动刚开始确实可以提升香港居民的“中国人”认同;随着流动频繁,“中国人”认同转而趋弱。结果表明,跨境流动对香港居民“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流动频率超过某个节点,认同就不再增强甚至转而下降。研究结果揭示出身份认同是在寻求相似性和差异性两者的互动中形成的,并因应不同的社会情境而发生改变。香港与内地的差异体验越深,不同的身份认同越难合一。     

中国大陆的归侨社团：以北京印尼归侨为例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数以十万计的印尼华侨返回中国大陆。由于政治的原因, 他们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一度中断。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他们逐渐恢复了与海外华人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他们纷纷组建社团, 重拾失落的记忆, 再塑自我认同。本文旨在通过对北京印尼归侨社团的实地考察, 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归侨与海外华人社会关系的重建及其新的组织模式和认同特点。     

蒙古归侨的社会适应初探——以山西省为例的分析

论文以20世纪80年代初回山西省定居的蒙古归侨群体为例,通过查证史料、口头访问等多种方式,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蒙古难侨的归国历史,梳理了蒙古难侨安置的情况,并分析他们归国后的生活和文化适应、就业和经济状况以及权益保障等社会融入与社会适应等现状,从一个侧面审视与思考归侨的特殊性及其社会适应。认为蒙古归侨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形势下被迫回国定居的移民群体。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对其进行了较为有效的安置,使他们较好地适应了新的社会环境。但在时代变革下,蒙古归侨群体又面临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战华工的归国境遇及其影响——基于对山东华工后裔（或知情者）口述资料的分析

山东淄博周村是当年英法招募华工的重要站点。论文根据对＂周村华工＂后裔或知情者采访整理出来的65份口述资料,从华工归国所带物品、节余工薪的使用状况、归国后从事的行业、思想观念与自身素质的转变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研究。比照当时知识界和政界对于归国华工影响力的乐观预期,得出结论：华工归国后的总体境遇不够理想,归国华工对中国社会所能发挥的积极影响极为有限,甚至其中不乏悲剧性的一面。     

归侨侨眷的跨国网络与中越跨境经济合作——以广西东兴为例

论文以广西东兴市归侨侨眷参与中越跨境经济合作为例,探讨了民间力量在推动跨国区域合作中的作用。论文认为,民间力量也是跨国区域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归侨侨眷作为民间力量具有独特的优势,是政府力量的有效补充。在归侨侨眷形成的跨国关系网络中,蕴含的信任等无形资源以及嵌入在网络中的信息、资金、客户等有形资源是归侨侨眷得以在跨境经济合作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这种跨国网络中的资源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从而有利于推动跨境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     

对优秀归国留学人员的若干分析

本文依据中国教育部编撰的《学子风华———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业绩录》一书 ,从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出国与回国时间、留学国别、留学方式、出国及回国留学人员的地域分布以及所学专业和回国任职的情况等若干方面 ,对书中收录的 4 2 4名优秀归国留学人员进行了统计分类和归纳、描述性的分析 ,以期“管中窥豹”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留学人员的一些基本情况有一定的认识。     

改革开放初期朝鲜华侨归国问题研究

论文以改革开放初期,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归侨接待站所接待的朝鲜咸镜北道清津、会宁华侨为研究对象,从中朝两国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朝鲜华侨的不同立场,围绕以下三点展开论述。第一,朝鲜华侨的归国动机以及归国历程;第二,国内对持归国证明书的华侨与越境归侨的不同待遇问题;第三,1982年以后朝鲜归侨人数减少的背景。中国政府对要求回国的朝鲜华侨采取了积极响应的政策,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地方接待情况不同,其侨务政策的执行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对相关事实的分析,无疑对今天的华侨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论人类学在归国华侨群体研究中的运用

论文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实践观、文化整体观、跨文化比较法等三个维度对归国华侨群体进行研究。认为田野调查实践是归国华侨群体研究的基础;文化整体是归国华侨群体研究的内容;跨文化比较是归国华侨群体研究的动力。人类学和归国华侨群体研究相交融,不仅认识"大传统"中的华侨华人,而且也关注"小传统"下的归国华侨群体,这就形成"和而不同、多元共存"的华侨华人研究局面,拓展了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空间。归国华侨群体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必将带来多方面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云锡公司印尼归侨社会适应研究

以云南锡业公司归侨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资料和研究文献,结合深入访谈,从工作、婚姻、教育和福利等方面阐述了这些归侨五十年来的生活、生产情况;分析了七十年代部分归侨移居香港的原因和移居模式以及归侨群体对新社会环境的适应过程;并对云南锡业公司归侨群体鲜明的特点进行了归纳。     

学术与政治:《现代本国史》教科书案

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了顾颉刚、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原因是该书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会“动摇国本”。《现代本国史》对三皇五帝抱有怀疑态度,但是肯定了上古传说的象征意义和上古帝王所代表的社会演进阶段。《现代本国史》的表述与其他教科书的表述基本相同。查禁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对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可能危及到民众信仰的担忧和对胡适等新文化人的不满,实是国民政府加强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民族主义式的指责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