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到达延安之后

毛泽东与王明,似乎是一个早已为人们熟知的话题,人们知道王明曾反对、排斥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等.但如果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毛泽东对王明由重视到纠错,宽容、批评但始终留有余地;王明对毛泽东由趾高气扬多方面指责到不断玩弄两面派手法进行纠缠,就很难说人们都很清楚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飞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回顾他们之间关系的演变,其中值得借鉴的东西是很多的.     

延安整风运动后的王明

●延安整风运动后的王明整整30年前,王明病死于苏联,中共党史上红极一时的人物却落个远葬异国他乡的结局,他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生至此划上沉重的句号。延安整风是王明失势的开始,此后的30多年,他在愁病交加和拒绝正视自身错误的精神折磨中度过,虽然波澜不惊,却也表现了一个政治人物的另一副面孔。     

王明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一、让王明边工作边认识错误, 毛泽东对王明可谓“仁慈” 在中共历史上,王明一旦权在手,要置毛泽东于死地是人所共知的;而形势反转,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大权在握,却从来没有媳妇熬成婆婆,以毒攻毒,还是让王明边工作边认识错误,没有对他关紧给出路给工作的大门。在延安,患病的王明疑神疑鬼,因医生失误药物中毒,就到处鸣冤,怀恨在心,说是毛泽东让医生下毒药,要他的命。 而事实上,王明中毒后中央对他一方面抢救,一方面对失误医生严厉处理。这时的王明,生理的痛和心理的痛双箭齐发,搞得整天如被迫害狂一般。毛泽东对他可谓仁…     

“王明中毒事件”真相

"王明中毒事件"通过王明的著述而在海内外广为传播,成为别有用心之人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所谓"证据",影响极为恶劣。其实,这一事件完全是王明对自身失败心有不甘的怨毒发泄,是彻头彻尾的泼污。《"王明中毒事件"真相》一文以多位亲历者的忆述和最新研究成果,戳穿了长期以来歪曲丑化中共党史的"第一谎言"。     

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

知识广博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康生、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康生在苏联中共代表团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个人,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在马列学院教过我们的课,党的理论这部分是他讲的。他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他给我们讲课,举了一个人,饶漱石,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外号叫“机关枪”,称赞得不得了,说他会做地下工作。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

武汉抗战时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抗日救亡共御外侮的局面。这个大好局面的出现,与中共长江局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但长期以来由于有一个王明的右倾错误,直接影响了对它的全面、科学、准确地评价。本分两部分对它进行了再研究。第一部分是充分肯定长江局的历史功绩：(一)长江局积极开展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日寇展开气壮山河的武汉保卫战。(三)发动社会各阶层,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四)恢复、组建了中共南方党的组织,为开辟南方抗日根据地,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二部分是通过对中共内部大量资料的梳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所谓王明右倾的错误,认为毛泽东与王明在这一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方面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主要分歧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特别是王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章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将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加以批判,特别是1951年6月,经毛泽东修改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对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更加理论化与具体化。这些结论性的东西直到今天还在党史界起着重要作用。     

王明其人其事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阴历四月初九(阳历5月23日)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一个贫民家庭。金寨县成为鄂豫皖苏区后,王明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参加了革命,父亲在六安、霍山县当过干部,母亲做过妇女工作,大妹妹陈觉民当过商城县妇委秘书,小妹妹陈映民当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弟弟陈绍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抗战时期到了延安。王明是全家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他幼时聪明伶俐,读过七八年私塾,9岁开始写诗,深得老师赞赏。1919年入固始县志诚小学读书。在这里曾受过进步教师詹谷堂(后为共产党员)的影响。1920年夏,王明考入朱蕴山等人创办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     

王明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中共对中国的局势已经胜券在握,可以说是准执政党了。毛泽东没有放弃重病在身的“死对头”王明,亲自提议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结果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321张选票名列倒数第二。那次会议,王明确实是病重,是被担架抬着进会场的。他也亲眼见到,要不是毛泽东“挽留”他,谁还会对他感兴趣呢?     

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

1938年,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一年,也是中共党史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共召开了意义深远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不可撼动的最高领袖地位,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此王明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离中共中央核心机构渐行渐远,经过延安整风彻底出局。所谓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关系,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上被说成毛泽东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历史。根据传统说法,所谓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基本形成,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简称“二个一切”),主要表现在他与国民党谈判时,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提出建立国防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待遇和统一作战计划和行动”等;过高估计国民党、蒋介石,宣扬国民党是“中国一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主张以抗日与否来划分敌友,不赞成关于国民党有左中右的划法,提出应以抗日和亲日为标准等。本文根据历史档案,认为这段时间,不存在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毛泽东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基本策略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原则上的分岐。他们的主要分岐在三个方面:(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意见不一。(二)组织上王明闹独立性。他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时,常凌驾党中央之上,有成立“第二中央之嫌”。(三)毛、王政治上的歧见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将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定罪为右倾投降主义是在延安整风中逐渐形成的。     

中共早期党内斗争中的何孟雄

●何孟雄,是中国“北方革命运动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斗争史上,曾有李立三及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统治,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在这期间,何孟雄挺身而出,第一个公开反对立三路线,并站在最前沿与王明宗派主义和错误路线斗争到最后一刻。他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与批判,最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详情请见《中共早期党内斗争中的何孟雄》。     

异国双人墓 人间话是非——王明夫妇的生活片段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县古碑镇人。出生于小康家庭,母亲是个矮小女人,王明受遗传影响,个子长碍很矮,曾经为此而苦恼。后来他想要出人头地,只有读好书、学好知识,才能弥补这个不足。所以,他在学生阶段,读书非常用功,成绩一直领先、思想也很活跃。1924年夏季,20岁的王明就在金家寨组织进步青年成立“豫皖青年学会”,引起当地驻军注意。因此,他改名王明,逃至汉口。     

俞秀松蒙冤记

俞秀松是受党中央派遣的第一期留苏学生,与王明同班,对王明拉帮结伙进行的宗派活动心生反感,此后就一直在王明网罗的罪名下蒙冤受屈。1939年2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以“托派”和“日本间谍”的罪名处决。1996年8月,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院经过复查,宣布为俞秀松彻底平反。俞秀松的悲剧人生留给后人的无疑是一声沉重的叹息!     

1937年8月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对王明右倾错误形成的影响

过去我国学术界在阐述王明右倾错误形成的原因时,往往着重于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没有改变,还要腐蚀、拉拢共产党人,同时中国共产党理论水平不高,没有识破国民党的阴谋。在王明右倾错误形成的标志上,又着重于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在十二月     

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

王明具有国际背景,几乎人尽皆知.但是,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目前存在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王明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红人",深得信任,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另一种说法则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很有看法,有许多批评.     

邓颖超和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8月24日第7版《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和《福建党史月刊》2004年第5期《毛泽东“宽”待王明》两篇文章,都不约而同地提出是王明领衔起草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但笔者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历史事实并非这样。《人民日报》(海外版     

王明的右倾错误和共产国际

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发生过王明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放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王明的右倾错误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     

遵义会议及其前后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陈绍禹)宗派集团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王明写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这种左倾错误的理论纲领。同年九月,王明去莫斯科任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但他仍然通过主持     

陈独秀蒙受『汉奸』冤案始末

1937年11月14日,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康生回到国内。29日到达延安,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等在延安的几乎所有领导的欢迎。王明回国不久就指责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托派是军事侦探的组织,主要是两面派的办法,运私货的办法,……我们要特别注意。”后来王明还在其《中共五十年》中说:“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     

如何看待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

对于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第一,他并不是不要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独立性;第二,他并不是没有开展对国民党错误思想及行动的斗争;第三,王明讲的很多话,毛泽东也讲过。因此,不能因为王明犯了错误,就认为他在抗战初期什么都是错的。更不能不顾全文,只挑出一些所谓错误的语句,来批判王明的错误。但他确实如毛泽东批评的: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还是毛泽东提出的既统一,又独立的独立自主原则更为正确。     

凌云谈王明中毒事件

事发于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王明中毒事件”,是一起歪曲和丑化中共党史并长时间在国际上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王明在其遗著《中共五十年》（原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又译作《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中骇人听闻地诬蔑中共中央、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使中央医院院长傅连唪和主管医生金茂岳“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该书自1975年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