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23”那帮孙子

这个厂是建在山坡上的。据说,是农机部的一个头头,坐着飞机在天上兜了一圈儿,随手一指“就这儿吧”,于是,就这儿了。顶着一脸被阶级斗争的“黑五类”们从四面八方被运送过来,占据了原本是蛇和蚊子的领地（贵州十八怪里有“三只蚊子一盘菜”的说法）。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考辨

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关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提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笔者在许多文章和书籍中见到过这种说法。然而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三献疑

在论证魏晋南北朝时期“吏户”问题时,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相关说法,例如一经为吏,便“世代为吏”,因而“吏户”具有“世袭性”;“吏户”必须解除“吏名”或“吏籍”才能获得解脱而上升成为“民户”（平民）;“吏”经常遭受长官的鞭打、虐待,表明“吏”的身份十分卑贱;“吏户”的数量非常多,如东晋时仅“司徒吏”就有二十余万等等。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有的是曲解史料。由此可见用“吏户”论的观点是难以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的,它几乎与这个时期的相关史料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原因就在于“吏户”论并非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的真实反映。     

“不能让‘葡萄常’绝在我这代”

清朝咸丰年间,玻璃手工艺世家“葡萄常”鼻祖制作的“葡萄”,得到了清廷的喜爱。解放后,为保住这份家业,常家两代女人立志不婚,“葡萄常五处女”的说法厂‘为流传。如今,常家两姐妹艰难地传承着祖传手艺……     

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考辨》的质疑

《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贵刊2006年第4期发表了韩亚光先生的札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考辨》(以下简称“韩文”)。札记不长,但通过对刘少奇1962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法的考辨认为,这一说法只是刘少奇针对某些局部地区困难情况所做的分析,并不适用于全国范围困难成因的概括。对于韩文的这一观点,本人不敢苟同,觉得有进一步考辨的必要。因为这一说法不仅关系到如何概括造成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成因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对这一时段历史如何评价的问题。     

"中国"一词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

本文对“中国”一词含义的发展、变化及中国疆域形成的途径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对“中国”一词的含义,历史上有过5次大的变动,即周以前、西周至战国、秦汉至唐、宋元明时期、清代到民国。到第五个阶段,“中国”一词始具有了现代中国的含义。中国疆域是历史上形成的,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复杂内容,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种发展模式。     

庚子年清政府对外"宣战"说质疑

百余年来,不少中国近代史作,甚至包括现行的大、中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几乎无一不把庚子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即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给内阁的“上谕”作为“宣战诏书”来解读（如清季举人、官员李超琼在事变后不久写的《庚子传信录》中有“二十五日,明诏宣战”、“二十五日,谕旨宣战”的说法。别详《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3、252页;自庚子事变至今日,此说仍陈陈相因而不易。     

"廉州"称谓的由来

合浦古称“海北雄藩”,始建于汉元鼎六年,到唐贞观八年改置廉州,改置的缘由据说一是地理方面的原因,二是人文方面的原因。关于人文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因为费贻。《合浦县志》(民国版,下同)载：“费贻,四川犍为人,少好学,有志操,为乡党所推重(崇)。公孙述据蜀,贻为佯狂,避山薮中。     

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

有关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于宋初国家走向文治的导向意义,为历来的治史者和读史者着意阐发。对于与此导向相关的一些说法,我们既要注意其话语,又须把握其寓意;既要注意其说法,又须观察其做法,方能将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事实上,宋初国家政治秩序建设中“文治”导向的确立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     

住宿为何用“下”榻

客人寄宿往往称为“下榻”,但“下”总是有离开的意思,为什么不叫“上”榻呢？其实这个说法的背后是有故事的。     

小议"满族八大姓"

“满族八大姓”历来在民间有此说法,但这“八大姓”含义是指地位显赫还是指人口数量多?其中有何联系?本文通过《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历史文献记载,论述了“满族八大姓”的来历。     

"丘"非"乡"而为"里"辨

~~ 名称 ?笔者认为 ,此处“丘亭”与“乡亭”的说法有类似之处。“乡亭”之名屡见于《汉书》 ,“乡”为地方行政组织的名称 ,则“丘亭”之“丘”是不是也可以作同类解释 ?故顾炎武《日知录》在此条下云 :“又必有人民 ,如今之镇集。”即顾氏以“镇集”释“丘”。再以息夫躬的情况而言 ,他为食邑千户之宜陵侯 ,虽被哀帝遣就国 ,怎能住到一个“空亭”、“野亭”之中 ?因此此“丘亭”之“丘”应为当时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之名称。另外 ,还有一条史料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 ,《史记·高祖本纪》云 :“汉王……引水灌废丘 ,废丘降 ,章邯自杀。更名…     

坛神考

坛神是什么神？什么人家一定要供奉坛神？这连许多家里供有坛神的人也不一定明白。有人以为坛神供奉的是“五通”,此说不确。“五通”是一种淫邪神名。在明代,江苏民俗多供奉它。有人也称为”五圣”、“五显灵公”或“五郎神”。民间传说五通神能迷惑妇女,为种种怪异,迷信的人相信这个,所以五通神香火很盛。《聊斋志异》中就有关于五通迷惑妇女的记载。清朝初年,苏州城西边的楞伽山所奉五通特别著名。康熙时汤斌任江苏巡抚,命令将五通神像丢到太湖里去,并连其他地方所建五通神庙和神像,一律毁掉。“五通”这个名字,本来起源于唐宋…     

怎样对孩子说“不”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海姆·呈诺特说,小孩子开口要东西,做父母的想说“不”,又怕伤了孩子的自尊,怎么办?可以有4个阶段的“不”的说法一、首先,承认孩子的愿望。比如说:“你今天晚上想看电影?”二、明确表示这愿望能许可的范围。比如说:“我们家有个规矩,上学的晚上不能看电影,记得吗?”三、最好还表示这个愿望能够有条件地实现:“星期五晚上可以了。”四、给孩子表达失望或生气的机会,以求心理平衡。比如说:“我知道你讨厌这个规矩,等你长大了,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规矩好吗?对你来说,最好的是每晚都可比看电影、是这样吗?”这个方法,就是部分地承认对方说法正确,可使对     

“轮”和“届”、“第二轮修志”和“续志”的说法应统一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秦其明在2004年召开的全国第二轮修志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指出,全国地方志系统应统一“轮”和“届”、“第二轮修志”和“续志”的说法,他希望各地、各部门方志工作者充分重视这个问题,把相关概念统一到“轮”和“第二轮修志”的说法上来,以进一步增强工作术语的科学性．树立全国地方志系统的良好形象。     

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党内存在的“左”倾理论推到了极端,现在虽经过清理,可是有些影响还在人们的思想中不知不觉、根深蒂固地存留着。研究民国史上的人物时,这个问题就看得较清楚了,研究民国史上的一些反动人物,更是如此。我们史学界有一种说法,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民的历史,在有了共产党后,就只能研究党的历史、革命史。其实这种说法是     

唐代前期唐、蕃在西域的争夺与唐安西四镇的弃置

本世纪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随着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安西都护府文书的发聊,安西四镇的弃置,一度成为国内外唐代西域研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是,由于对某些史料和文书的理解不同,在安西四镇弃置问题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争论,如四镇的设立时间,碎叶镇与焉耆镇互代的时间,四镇弃置的次数等。每一问题都有各种不同说法,仅四镇的弃置,就有“三置三弃”、“四置四弃”、“五置五弃”等几种说法。     

北海银行民国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辨析

由于史料无考和存世稀少,一段时间以来,泉界对北海银行民国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以下简称“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争议颇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四种说法：①认为史料没有记载北海银行总行（以下简称“总行”）1940年印过票子,所以不可能存在二十九年五元山东券,     

忻口战役日军究竟有多少?

1985年是“七·七事变”50周年,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纪念文章,其中介绍忻口战役的,我们看到的亦有数篇.这些文章对于日军究竟在忻口投入多少兵力,各有各的说法,而且悬殊很大.一些不恰当的说法,一直流传到1995年的纪念文章里.为了使读者比较准确地了解历史真相,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一、各种不同说法1985年4月20日在太原出版的《党史文汇》创刊号,刊登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典型战例——忻口战役剪影》一文,此文说:“日军精锐部队坂垣第五师团和关东军第一、第十二师团等部约5万人逼近忻口.”又说日军“伤亡5万多人(疑为笔误或错排)不得不三易指挥官.”1985年7月20日,《山西日报》发表了《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战事略述》.此文说:忻口战役“日军投入兵力约5万人,伤亡3万左右.”1985年8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党德信写的《太原会战》.此文说:“(10月)11日,日军第五师团和混成第二、第十五旅团等部共约两万余人”,向忻口前进.     

拉萨囊玛

“囊玛”一词的由来说法颇多,藏族专家一般认为是“内廷歌舞”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囊玛一词系外来借用语,是南亚次大陆巴基斯坦一带的“呐嘎玛”（歌曲之意）的谐音,从拉达克传入西藏。而学者陈重等认为“囊玛”这个词本身含有囊玛乐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