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寄籍藏书家

徽州藏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清代徽州寄籍藏书家,对古代书籍收藏、整理、校订都作出重要贡献,对传播徽州文化功不可没。     

清代徽州寄籍藏书家

徽州古藏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清代徽州寄籍藏书家,对古代书籍收藏、整理、校订都作出重要贡献,对传播徽州文化功不可没。     

清代徽州藏书家与徽州文化传播

徽州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灿烂的文化,清代徽州藏书家在全国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对古代书籍收藏、整理、校订都作出重要贡献,在传播徽州文化方面功不可没。     

寺院藏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互性探究

寺院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体系中的四大分支之一。寺院藏书的产生与发展,是古代社会全民文化信仰与文化认同共同需求作用下的产物,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界对寺院藏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互性展开进一步的持续性研究,既是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藏书事业本身发展的需要。     

黄丕烈藏书装潢考——以黄丕烈藏书装潢题跋为中心的研究

黄丕烈是我国古代藏书家中装潢藏书之杰出代表,黄装亦是我国古代民间书籍装潢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黄丕烈一生酷嗜藏书装潢,在800馀部黄跋藏书中,涉及个人藏书装潢者即有150部。通过梳理黄装题跋,可知在1792年至1825年的34年间,黄丕烈遵循清初钱曾"装潢古雅"传统,长期雇佣钱瑞正等装潢名工,以"触手若新"和保持原貌为原则指导工匠装潢实践,讲究装潢用纸,不惜装潢工费,大胆使用裱托、衬接、改装等装潢技法,并勤于撰写装潢题跋,形成独特装潢风格。鉴往知来,深入研究黄装题跋和黄丕烈藏书装潢整体面貌,对于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古籍保护、古籍修复事业都有裨益。     

唐和五代时期福建书院及其藏书

书院藏书是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并列的中国古代三大藏书体系之一,在我国藏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保存文化典籍、促进教育发展与文化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福建书院在内的唐和五代书院及其藏书事业在中国书院、藏书事业发展史上具有特殊价值。本文以唐和五代时期福建地区书院文献史料稽考、择例纪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书院,并以此为基础,探考唐和五代时期福建书院及其藏书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大致展现中国唐和五代书院及其藏书递嬗之轨迹和历史本原风貌。     

中国古代文献散佚原因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官府藏书和私人收藏都十分可观。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见到的古籍，仍然有七、八万种之多。但是从历史记载的情形来看，亡佚的书籍的数目却也非常巨大。本文就有些书籍的散失和亡佚的原因进行简略的分析。     

西汉的官府藏书考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我国许多传统的政治、法律、文化制度都是这一时期得一完善和确立,以后官府藏书就循着它的形式与格局继续完善和发展,为我国古代藏书制度、目录学的建立,以及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齐、梁朝藏书文化评析

齐、梁朝藏书文化在王室政权及文化士人的倡导和实践下,与文史学互为动因,极大地推动了古代藏书事业的发展。在思想领域里,儒学、佛教、玄学三教援引并存,形成了多元的社会思潮格局,也为齐、梁朝藏书文化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     

论古代私家藏书的类型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历史悠久,在私家藏书文化漫长的发展进程中,藏书功能逐渐由单一演变为多元,由于藏书家各自藏书目的和情趣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一些相对可以区分的类型.     

《宋代藏书家考》书后

藏书之盛衰,关于一代学术文化之隆替。书史有征,自西汉末刘向父子校书后,东汉渐有私人藏书之风,至唐代藏书万卷者不在少数。“宋初继五代抢攘,既归承平,广收图籍,屡诏搜访,中秘所藏,代有增益”（王明清《挥尘录》卷一）。另方面,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地主官僚有条件购书藏书,印刷技术的改进也为书籍的广泛流传提供了可能,又因宋代战乱频仍,国家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图书建设,致使私人藏书至南宋超出官方,且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名著的问世。故而研究我国古籍与图书馆史,不可不知有宋一代藏书概况。     

两汉时期的图书收集与整理

两汉处于我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它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两汉时期的统治者多次向民间征集图书,先后七次组织人力整理国家藏书,使我国古代文献,赖此得以保存和流传,对发展我国民族文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下面简述这几次图书收集整理的概貌。     

徐乃昌及其目录学成就述评

徐乃昌是近代以来安徽著名的藏书家,他的积学斋藏书之丰富,曾著称一时,先后收藏了大量的释道书籍、人文社科书籍、应用技术类书籍、宋元明清刻本和金石拓片目录等,对近代中国藏书事业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徐乃昌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也非常突出,主要集中体现在其目录学著作《积学斋书目》、《积学斋藏书记》、《积学斋善本书目》等中,他编撰的目录学著作为后人了解掌握书目所列之书原貌、追寻古籍下落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守山阁丛书》及其“西学”学人考略

古代刻印书籍,是书籍流通、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刻印方式中常见的有官刻、寺院刻、坊刻、私刻等。明清时期是藏书、刻书事业发展的辉煌期。清中叶后,上海金山一支钱氏家族渐以校勘印刷出版事业显名于世,其校勘著作中尤以《守山阁丛书》《指海》《珠别丛录》等为代表作,因其家族藏书、校书、刻书活动延续时间之长、校勘之精,又汇集了张文虎、顾观光等大儒参与,故受到其时与后世侧目,笔者试论《守山阁丛书》与其学人顾观光、张文虎等,通过编撰《守山阁丛书》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产生的一定影响。     

论中国古代藏书的管理制度与方法

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史,文化记载悠久而长远,从未发明造纸术开始,我们华夏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使用动物骨骼、贝壳等记载文字符号,用这种方式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得以源远流长。自从发明了造纸术,这种文化的记载方式就变得更加方便和普及化,使得文化的传播更加便捷。顺应而生的就是古代的藏书管理制度,这是民族文化的整理以及传播制度,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管理制度与方法,唯一不变的是中国古代藏书的管理制度在不断的完善。     

中国书籍发展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篇——谈竹木简牍对后世文化的影响

本文从我国书籍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了竹木简牍对我国汉字的发展、词汇的产生、书写形式及书籍制度的形成、古代文化遗产的保存等方面所产生的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古代保护纸质文物的药物防蠹技术

书籍、经卷、书画、碑帖、文献、档案、报刊等纸质文物,是图书馆、档案馆的主要藏品,在博物馆的藏品中也占相当比重。自汉代发明造纸术,唐代创造雕版印刷以来,纸张的应用日趋普遍,抄书、刻书、藏书之风盛起。如何保护纸张、收藏书卷的问题,也就随之引为重视。千余载的收藏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保护纸质文物的经验。大量古代纸质文物能留传下米,就是我国传统保护纸质文物技术卓有成效的见证。在文物保护科学走向现代化的今天,仍需珍视我国固有的优秀传统技艺,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成就。纸质文物受损的因素诸多,其中以蠹虫蛀蚀较为普遍且后果严重。防治害虫的通常手段是化学防治,本文试对我国古代使用药物进行防虫辟蠹的方法,做些论述,以就教于专家和同志们。     

佛经文献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佛经文献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发展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佛经翻译对古代中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传承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内容;对佛经文献的需求推动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通过中外僧侣往来和各种途径,使佛教文献大量流向海外,对我国与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佛经文献经历代抄录刊刻,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它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演化、文献的版本和目录的类型提供了佐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佛经文献与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对佛经的大量需求的驱动而发明了印刷术,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使佛经文献与印刷术技术一起向海外流传。     

专栏导言

正中国古代曾经有大量文献典籍通过使者、留学生、僧侣和商人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琉球以及马来半岛等地,并对当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十六、十七世纪以后,欧洲贸易商船和来华传教士也将中国书籍带到欧洲。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伴随中国与世界往来渠道的扩大以及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等多种因素,更有大量图书文献流入日本以及欧美。历史上不同时期通过各种途径流传至世界各地的这些中国文献,构成了海外公私藏书机构丰富的中国古代典籍收藏的基础,其中不乏中国本土已经亡佚残缺者。系统调查研究海外中国文献收藏状况及其价值,既是了解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情况的基础工作,也是全面认识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课题。此外,受中国文化影响,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琉球等国也有悠久的汉文写作历史。调查研究这些汉文著作,也是理解认识汉字文化圈形成与发展的     

关于《1944年：鲁迅藏书险遭出售》一文的来信

贵刊今年第4期(总第220期)刊出了《1944年:鲁迅藏书险遭出售》一文。这篇长文开头这样写:"据统计,现存鲁迅藏书有4062种,约14000册,其中中文书籍2193种,外文书籍1869种,包括中文线装书、中文平装书、俄文书、西文书、日文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