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方法在编修地方志工作中的应用

文章认为田野调查方法在志书编写过程中是适用的,主要表现在：1．田野调查以获取资料为目的更符合志书资料性的特征;2。田野调查重视第一手资料符合志书官修信史的性质;3．田野调查有助于培养修志工作者灵敏的触觉;4．田野调查强调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相结合的原则符合志书的客观性要求;5．田野调查重点寻求调查对象的不同性符合志书突出地方特色的要求。并谈了如何开展田野调查及田野调查方法的作用和应用范围。     

关于东北地区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思考

以回顾田野调查方法的发展历史以及我国民族学田野调查、我国东北地区民族学的发展情况为基础,结合现今东北地区民族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对当前的田野调查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反思,重新阐释田野调查的意义与价值,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建议。     

作为方法与文体的民间文学志:民间文学田野研究中的叙事四面体

作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关键方法论之一,田野调查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不同传统的继承,自然影响着以此为重要基础的民间文学研究。如果回到民间文学田野的现场,我们需要面对四个基本的对象:讲述者、听众、研究者和民间文学文本。这个现场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文化传统的时空体,讲述者、听众、研究者和民间文学文本在其中各据一点。四点链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民间文学的叙事四面体,换句话说,任意三点链接构成了这个文化传统时空球体上的四个叙事面向;而精确呈现、描述、阐释这四个叙事面向的方法和文体便是"民间文学志"。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田野关系三个维度之分析

田野关系对田野调查搜集到的资料的信度与效度有着一定的影响。国内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田野关系,可以从族群关系角度分析,将调查者与被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分为三个不同的维度,即“本土本族”、“本地异族”和“陌生异族”之间的田野关系。不同维度的田野关系既有其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不利因素。通过分析不同维度上的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不同位置的调查者“我”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以及被调查者“他们”面对不同维度上的“我”时所采用的叙事策略及心态。对田野关系的认识,有利于调查者调整好田野关系,兴利除弊,使调查研究的事象更接近事物的本原。     

广西靖西龙腾中屯壮族的原始制陶技术

陶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不同文明传统内部之大小不等的地域性文化,都拥有差异程度不等的陶瓷文化,因此陶瓷史成为考古学上研究人类文化史、族群谱系关系史的最重要指示物,成为考古学上重建历史的最重要依据之一。陶瓷考古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民族考古向来是陶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予以重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者主要在西南开展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著名的有李仰松先生关于云南佤族、傣族、彝族及海南黎族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并结合仰韶文化的制陶工具发现,研究史前时代的制陶技术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是制陶工艺之民族考古调查研究的奠基。此外,宋兆麟、黄展岳、杨原、张季、林声等人分别对贵州苗族、云南傣族、云南元谋汉族等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也都是这方面重要的成果。除了技术史的调研外,还有人作文化史的民族考古研究,我曾探讨过台湾高山族民族志中的原始陶器群与闽台史前文化间的源流关系。伴随着考古学的自身发展与完善,陶瓷史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还可拓展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本期收入的三篇文章,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从调研对象看,华南的许多族群社会、包括汉人社会中都保存大量原始制陶工艺,需要我们做更多的调查、充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生付永旭的《广西靖西龙腾中屯壮族的原始制陶技术》一文,首次为我们带来了壮族的原始制陶工艺信息,进一步丰富了原始制陶技术史的民族志文献。     

试论人类学在归国华侨群体研究中的运用

论文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实践观、文化整体观、跨文化比较法等三个维度对归国华侨群体进行研究。认为田野调查实践是归国华侨群体研究的基础;文化整体是归国华侨群体研究的内容;跨文化比较是归国华侨群体研究的动力。人类学和归国华侨群体研究相交融,不仅认识"大传统"中的华侨华人,而且也关注"小传统"下的归国华侨群体,这就形成"和而不同、多元共存"的华侨华人研究局面,拓展了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空间。归国华侨群体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必将带来多方面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口头诗学与民族志

民族志的田野作业,通常指文化人类学家在异民族文化或本民族社会的亚文化的群体中展开的现地调查。这种活动通常是为了搜集异文化、亚文化的资料或实证一些假设。田野作业的设计是事先准备好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是获得资料的最好的方法。因此访谈问题的设计很重要。     

菲律宾卡林阿地区陶器制作传统中的社会因素

陶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不同文明传统内部之大小不等的地域性文化,都拥有差异程度不等的陶瓷文化,因此陶瓷史成为考古学上研究人类文化史、族群谱系关系史的最重要指示物,成为考古学上重建历史的最重要依据之一。陶瓷考古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民族考古向来是陶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予以重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者主要在西南开展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著名的有李仰松先生关于云南佤族、傣族、彝族及海南黎族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并结合仰韶文化的制陶工具发现,研究史前时代的制陶技术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是制陶工艺之民族考古调查研究的奠基。此外,宋兆麟、黄展岳、杨原、张季、林声等人分别对贵州苗族、云南傣族、云南元谋汉族等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也都是这方面重要的成果。除了技术史的调研外,还有人作文化史的民族考古研究,我曾探讨过台湾高山族民族志中的原始陶器群与闽台史前文化间的源流关系。伴随着考古学的自身发展与完善,陶瓷史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还可拓展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本期收入的三篇文章,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从研究领域看,似乎技术史是中国陶瓷考古的永恒话题,我们很少关注陶器上所反映的社会史信息,这方面得仰仗他山之石来攻玉。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MiriamT.Stark著、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佟珊翻译的《菲律宾卡林阿地区陶器制作传统中的社会因素》一文,以菲律宾吕宋岛科迪勒拉(Cordilleras)山地卡林阿(Kalinga)地区的原始制陶为例,探讨陶器制作过程的技术风格、陶器形态与装饰的物质模式,所体现的族群划分和社会分界,从物质文化的差别中钩沉社会关系,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回归人类学本位。这类研究对于我们今后拓展原始制陶的民族考古,具有重要的启发。     

东南龙窑技术的历史记忆——厦门同安坑仔口现代陶窑调查

陶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不同文明传统内部之大小不等的地域性文化,都拥有差异程度不等的陶瓷文化,因此陶瓷史成为考古学上研究人类文化史、族群谱系关系史的最重要指示物,成为考古学上重建历史的最重要依据之一。陶瓷考古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民族考古向来是陶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予以重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者主要在西南开展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著名的有李仰松先生关于云南佤族、傣族、彝族及海南黎族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并结合仰韶文化的制陶工具发现,研究史前时代的制陶技术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是制陶工艺之民族考古调查研究的奠基。此外,宋兆麟、黄展岳、杨原、张季、林声等人分别对贵州苗族、云南傣族、云南元谋汉族等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也都是这方面重要的成果。除了技术史的调研外,还有人作文化史的民族考古研究,我曾探讨过台湾高山族民族志中的原始陶器群与闽台史前文化间的源流关系。伴随着考古学的自身发展与完善,陶瓷史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还可拓展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本期收入的三篇文章,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从调研内容看,传统的调研几乎都集中于原始制陶,对陶瓷史上晚近历史时期的窑业技术史缺乏民族志的类比。东南地区是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重镇、龙窑技术的中心之一,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东南龙窑技术源远流长,但龙窑技术史的复原研究主要是通过东南各省地下埋藏的唐、宋、元、明等历代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来展开,闽浙各省山地社会中若干年前仍旧青烟缭绕的龙窑工场,长期未能引起学者的注意。福建博物院羊泽林、栗建安、厦门市博物馆宋蓬勃、陈建国先生合作的《东南龙窑技术的历史记忆——厦门同安坑仔口现代陶窑调查》,独辟蹊径,首次披露了一处闽南现代龙窑的形态与结构,将一处近年刚刚停烧的现代龙窑的"准民族志"资料展现在研究者面前,必将引起窑业技术史学者、陶瓷史学者的一阵兴奋。     

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民俗学学者开始从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俗,强调田野调查,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时空、人、社会、表演、变迁、日常生活等系列关键词,表明在语境中研究民俗的学者具有共同的问题、方法以及学术取向,初步具备学术范式的意义。     

《在日华侨华人与印侨文化适应的比较研究》出版

正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徐辉博士所著的《在日华侨华人与印侨文化适应的比较研究》一书,于2021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共分四章,约23.5万字,是作者基于多年在日本进行田野调查的成果。该书在Diaspora理论和文化适应理论基础上,通过在日中国留学生的视角,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探讨在日中国人与印度人在日本的历史变迁、文化适应、教育情况和社会认知等方面的差异及特征。     

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调查——以塔尔寺周边的昂藏村藏民为例

鲁沙尔镇昂藏村毗邻佛教圣地——塔尔寺,是一个以藏族为主要民族成分的村落。近年来,以塔尔寺为主打品牌的旅游业如火如荼地发展,各种外来异质文化冲击着这个僻远封闭的村落,促使着昂藏村藏民在社会文化产生剧烈的变迁。本文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昂藏村藏民文化为研究对象,采取将文献资料研究与田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获得对昂藏村藏族民俗文化的认知,描绘昂藏村藏族民族文化的演变。     

湖北五峰古茶道

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田野调查中,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文物普查小组在该县采花乡、湾潭镇和渔洋关镇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一条重要的文化线路——五峰采花骡马古茶道。普查小组通过实地深入调查,发现这是一条距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古代骡马茶道。     

试论白泥窑文化

<正>目次一发现与研究二区域类型与分期三文化源流四结语一发现与研究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仰韶时代遗存的调查和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的田野调查尽管规模较小,但也发现了部分有价值的一手材料。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对黄河沿岸的新石     

鄂伦春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以托扎敏乡希日特奇和木奎猎民村为例

鄂伦春民族文化是内蒙古北疆三少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重要意义。针对当前鄂伦春族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实地田野调查和统计,获取可靠资料,并针对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武术人类学研究的若干思考

新时期以来逐渐兴起的武术人类学研究,对相关方法与理论进行了持续探索,业已成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重要研究进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学者需在悉心揣摩田野调查方法、探索民族志文本撰写的基础上,拓展研究思路,聚焦中国武术的核心议题,体现人类学研究对于武术文化自觉的研究价值,促进武术人类学研究的规范化、体系化、本土化建设,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建阳寻宝记

2008年4月16日,广州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在会长赵自强和《中华博物》网老总楼钢带领下,爬山涉水,深入到宋代生产建盏的福建建阳市水吉镇作田野调查。     

中国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辨析

本文讨论了区域调查、拉网式调查与区域系统调查的区别,详细辨析了目前中国多项调查中的工作主体、田野方法、信息分析,并对田野方法中的调查目的、区域范围、年代选择、操作方法等差异较大的几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目前存在的本土化、科学化、材料公布三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田野历史学与国史研究

正田野历史学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互融合、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历史与现实视野相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田野历史学代表了一种历史研究的理念,以对当代中国乡村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解读见长,致力于请农民讲述自己的历史,强调要书写一部从田野出发,利用农民自己形成的文献资料,用他们的感受、体验和经历来讲述的历史。田野历史学与国史研究关系密切,它所形成的丰富成果将促使国史研究者重新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社会的演进历程,重新审视目前出版的各种教材和各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敖汉部蒙古族头饰研究——以金氏家族头饰为例

蒙古族女性头饰种类样式繁多,文章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金氏头饰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民俗学、艺术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对敖汉部头饰进行探析。其中,以田野调查为主,辅以文献资料,对敖汉地区民众头饰装饰风格及其佩戴风俗进行深入剖析,发现该地区受辽代契丹文化、清代满族文化的影响较深,并与蒙古族文化相互交融。多元文化的交融不仅体现在民族的传统意识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更体现在其独特的文化积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