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行商之保商制度初探

清代广州行商制度是清政府管理经营和控制对外贸易的制度,是封建垄断的特殊制度。行商几乎垄断了当时全国的对外贸易,只有行商是官方承认的有资格跟外国商人做生意的商人,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也有人称其为"官商"。行商的这种"官商"性质使得行商的职能不同于普通的商人,保商制度就是"官商"的职能之一。而这一"保"却成为行商破产及行商制度崩溃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

清代前期实行的行商制度,具有对外贸易垄断所有权与垄断经营权相分离的垄断特征。它使具有官商特征的行商成为专制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工具。行商握有垄断经营对外贸易的权力,同时又负责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代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并进行严格的管制。行商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涉及到清代专制国家、粤海关等衙门的官吏、行商、外国商人和中国私商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的变动最终导致了行商制度的衰落,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国家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     

清朝前期的商欠案及其解决

在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中,行商发生商欠的案例层出不穷,行商因商欠而破产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清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防止商欠案发生,但总由于未触及行商制度之根本而不见成效.清政府对破产行商进行严厉制裁,对行商欠外商债务积极予以偿还,但却对外商欠行商债务不闻不问,充分说明清朝政府对本国商民和外国商民政策的不平等.     

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上)

官商是封建社会经济和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清代的官商,以皇商、盐商和行商为著名。乾隆年间,随着封建政权对商人和商业资本压抑的加重,皇商和盐商逐步走上衰落破产的道路。至于行商,自1685年开海禁,设闽粤江浙四关,次年广东洋行制度建立,成为垄断对外贸易的官商达半个世纪之久。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口通商,更加强了     

行走在大清国街道上的外国美女

广州的粤海关在清朝政府开海贸易之后,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前沿基地,贸易量居四个海关之首。由于英国商人为了扩大在中国的贸易北上宁波,清政府出于防范外夷进入中国的腹地等种种原因。     

清代广东行商家族与番禺学宫

清代广东行商,即十三行商,也称外洋行商,简称洋商、行商,由清政府批准承充,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他们是鸦片战争前唯一的对外贸易合法     

顺康时期山东对外贸易相对发展原因探析

顺康时期山东对外贸易相对发展的原因主要有:海禁政策相对较松;清政府的利商政策;海上交通便利;山东物产丰富。     

民国时期海关档案简介

海关是对进出国境的物品和运输工具进行监督、征收关税并查禁走私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1685年,清政府在澳门、漳州、宁波和云台山等口岸分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监督外国商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被迫开放,清政府陆续在各通商口岸设立海关,并设海关总税务司署进行管理。进入民国以后,各     

五口通商后中国外贸重心的转移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连同原有广州在内的厦门、上海、宁波和福州等五个口岸对外通商。自此十余年间,中外贸易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中国对外贸易重心很快由广州向上海转移,使上海在近百年间踞于对外贸易的首要地位,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经济史必须涉及的重要问题。     

十三行闽籍行商家族联姻初探

<正>广州是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清代中国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是一批活跃在清代中晚期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他们是经清政府授权垄断对外贸易的群体,以出色的商业才华拓展海洋商贸,加速广州发展成为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期对外贸易的中心,在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创立了辉煌业绩。从清康雍乾时代到道光年间一百多年间,广州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的闽籍行商:如泰和行颜亮洲、同文行潘振承、怡和行伍秉鉴、义成行叶上林等。他们在十三行的     

揭示清代征税官员的种种经济犯罪行为

清代征税官员作为清政府赋税制度的执行者,其征税行为直接影响着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进而影响到清政府的统治。作者通过列数清代官员在征税中的种种经济犯罪行为,旨在通过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清政府由于到处充斥着腐败最终走向了灭亡的境地。     

晚清改进、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谋划及努力

晚清时期,由于领事裁判权有着种种弊害,中外双方均感不便,产生了改进这一条约特权的意向。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和英国均谋划补救之法。英国提出"混合法庭"方案,为清政府所接受,但这一计划归于流产。"滇案"对领事裁判权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观审"制度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混合法庭"的变通;赫德提出新的方案,亦为清政府和不少官员所关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激起了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强烈要求。清政府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采取了改革司法法律制度的实质性行动,但陷入了不易解套的困境。清政府的谋划和努力收效甚微,与日本比较,它存在着种种失误和弱点,它所背负的沉重的传统包袱,限制了它的思路和作为。其局限和教训,对后世无疑是有益的启示。     

近代赔款与中国海关

中国海关创设于1685年,清政府在澳门、漳州、宁波、台山等口岸分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以海关命名的中国管理对外贸易征税机构,其行政组织、官员任命、方针政策和章则条例,一直为清政府所掌握,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而设立的行政机关。鸦片战争伊始,中国海关有如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化道路,不能幸免地逐步丧失其独立性。其中,中国近代赔款对于海关权力渐入他人之手的影响甚大。     

十三行沧桑录

乾隆廿二年(1757)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清政府指定了一些商行专门和外国进行贸易,称为公行。在某一时期,这种公行有十三个,所以就称为“十三行”。这些公行设有夷馆(或称商馆)租给外商。     

晚清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

教会医疗事业是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中的特殊部分,它与晚清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清政府对待它的态度和政策几经变化、在禁教政策下,清歧府对教会医疗事业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和政策。两次鸦片战争之际,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的压制下被迫接受教会医疗事业,但是仍想加以抗拒。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得以建立;与此同时,清政府对外来化的态度发生变化。此后,清政府对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虽有变化．但基本上持保护、支持和利用的态度和政策．并在一些方面体现了特殊性。     

清末东北地区商埠的开辟与区域经济的近代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陆续在东北地区开设了29处商埠.随着商埠的大量开辟,外商纷纷涌入,东北经济迅速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对外贸易日益发展,推动了东北地区农业商品化,促进了东北传统手工业和流通业的近代化,成为影响东北区域经济近代化的重要因素.     

中法战争后广西边防建设初探

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改变了忽视广西边防的态度,采取积极的措施加强广西的边防建设。在广西绵延近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对边防军事设施、边防军队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从而起到了稳定边疆、固国守边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广西对外贸易往来。     

清政府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适应初探——以清政府参与俄、朝遣返越境朝鲜人交涉为例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介入了朝、俄关于朝鲜人越境及遣返的交涉,两次派人赴俄同南乌苏里当局交涉,但不久后清政府退出了交涉.清政府介入遣返朝鲜人事务的原因,有维护边境安全的考虑,担心俄国借朝鲜人来蚕食中国领土,同时和朝贡制度的“惯性”也有一定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仍试图维持以它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在作为“外藩之首”的朝鲜身上表现明显.清政府退出遣返朝鲜人交涉,反映了在条约体系的冲击下清政府正在逐渐适应西方国际交往原则和规范.     

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

本文从五个方面深入论证了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有效管辖：一．编旗设官。清政府在该地编列了旗分、佐领,于各旗总管的产生程序、任免,形成了一套完整制度。二．征收赋税。关于唐努乌梁海人交纳貂皮的质量、数量、时间、地点、方式、奖励办法,清政府有明确规定,文章根据税收的三个特征论证唐努乌梁海人交纳的貂皮是一种赋税。三．司法管辖。清朝的法律适用于该地,清朝对该地刑事案件的审理事宜建立了制度,历史文献中保留着清政府审理该地案件的记载。四．内务民政管理。清政府调查该地经济、社会情况,赈济灾民,并在该地兴办教育。五．边界保卫。中俄条约明确划定了该处的中俄国界,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中俄边界的保卫订有制度,唐努乌梁海人还应召出征,协助巡查阿勒坦淖尔乌梁海边境     

瞿世荃拟“改进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建议书“及关务署核议意见

抗战胜利后,中国对外贸易往来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对外贸易统计制度明显滞后。翟世书所拟“改进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建议书”,就中国统计行政制度、编算整理方法及货物的分类等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此建议引起了关务署的重视,并签具 １０条说明。鉴于史料对研究民国时期对外贸易制度的参考价值,现予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