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     

论20世纪前期新历史考证学的史学建树

20世纪初,在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过程中,新历史考证学继新史学思潮后异军突起,成为百年史学思潮递嬗中的重要一环。其中,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为代表的史学家,对史学研究进行领域开拓和方法总结,并在研究范式上展开全面而细致的探索,取得了卓越成就。其实践表明,新历史考证学已开始摆脱传统窠臼,关注现实,讲求科学化和学科化,促进了史学研究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考证学的新境界

在1949年以前业已取得很大成就的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进入新中国以后,由于一批原先熟悉严密考证方法的史学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他们做到既发扬广搜史料、互相参证的优良传统,又能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由表及里,探求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发展演变的趋势,达到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因而使历史考证学达到了新的境界。他们的卓越成就为20世纪中国史学谱写了出色的篇章,留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

因进步历史观的指导而推动史学研究臻于新境,这是学术演进的通则。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经历了两次质的飞跃,前一次是在"五四"前后,后一次是在1949年以后;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历史观的指导使考证学者的治史观念、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变化而引起的。新中国成立初年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一批原先在严密考证上训练有素、重视因果关系等治史观念的学者,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自觉地探求历史演进的本质性和规律性认识,遂将新历史考证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蒙文通、谭其骧、唐长孺、赵光贤等位学者,分别在通论性研究、民族史研究、历史地理学、断代史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即为其中的出色代表。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论,它与新历史考证学的方法互相贯通,而又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更深刻的洞察力。精熟典籍、考证严密的学者掌握了它,思想认识能力就能大大得到提升,在学术研究上跃进到新的阶段。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演进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高度珍视并予以大力发扬。     

戴震和皖派学术

“皖派”又称“乾嘉之学”或“清朝考证学”,专指清朝中期出现的学术运动的代表学派之一,因为安徽省徽州府休宁县人戴震为代表而誉之为“皖派”。一、“皖派”与乾嘉时期另一经学的代表学派“吴派”并称。“吴派”是以江苏苏州府吴县人惠栋;太仓直隶州嘉定县人钱大昕等人以苏州为中心的由江苏籍学者组成     

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

众所公认,考古学是新中国发展最迅速、成绩最昭著的学科之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是在20年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虽有很重要的收获,但范围和规模尚属有限。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繁荣昌盛,全国各地不断有重大发现,为举世所瞩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以与历史研究密切结合为其特色。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的“古史新证”,李济提出以考古学为中心的“古史重建”,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十年来,考古学的丰富发现已经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古史的面貌,特别是对于…     

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     

清代《后汉书》补表研究

清代学术受朴学之风影响巨大,古典考据学独盛,尤其至乾、嘉间之考据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乾嘉历史考证学是乾嘉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补各史的《表》、《志》十分繁荣,关于《后汉书》补表的著作贡献突出,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     

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影响

当面临世纪交替之际,近期我们看到不少学者在论作中引述王国维先生的名文《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篇文章,是王国维1925年到清华研究院任教,暑假应学生会邀请作的讲演,原发表于《清华周刊》上。他指出,中国“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四项“最大发现”,就是“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这四项发现,后来果然都形成了专门学问,为海内外学术界共同研究,各有其重大影响。无怪乎现在回顾20世纪的学术史,大家都要谈到王国维的远见卓识了。王文说到的“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     

王国维殉清说质疑

一王国维是近代一位有名的学者。鲁迅先生称他“是老实人”,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郭沫若同志推崇他是“新史学的开山”,“很有科学头脑的人”。王国维在古文字、古器物、殷周制度及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他对于古典文学和古典戏曲的研究,也有突出贡献,至今犹为人们所称道。但是,王国维却在1927年突然自杀了。     

马克思主义与考古学

一、考古学的历史简况“考古学”一词,公元前四世纪出现在欧洲,当时只是泛指古代的科学而言。到了近代才把考古学赋予了固定含义。中国的北宋时期,研究“金石学”的著述,可以说是我国“考古学”的前身。所谓“金石学”,主要是研究钟鼎彝器和碑刻文字。到了清代,除了“金石学”之外,新出现了“古文字学”。到了民国初年,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铜器、简牍、石经和墓志进行了整理研究,使“金石学”和“古文字学”有了新的发展。另外,在清代还出现了“古钱币学”和“印章学”等。尽管有各种学科的出现,但基本上都没有摆脱“金石学”或者称为“古器物学”的圈子。     

史学探索的魅力——陈其泰教授访谈录

正初冬时节,我借陈其泰教授来山东大学讲学的机会,有幸对他进行了一次早已期盼的采访。陈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史学史教学和研究多年,撰著有《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清代公羊学》、《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等著作多部,又主编有《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在学界很有影响。这次,他是应山东大     

崔述的史考与史识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崔述对先秦历史疑古辨伪,求实考信,不但澄清许多古书记载的谬误和古史传说的疑团,而且表现出深刻的考史理念与考史见识。其“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的考史理念,表现为以经证史则去古未远的考史原则;强调“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的考史理念,表现为对古史传说循流溯源祛疑解惑的考史方法;反对“凡说上古者,皆以后世例之”的考史理念,表现为朴素历史主义的考史学风。他的这一系列考史理念和考史见识,对中国古代历史考证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陈垣既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变革的影响,又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他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注意总结中国古代的考史之法,推陈出新,为新史学考证建立范式。他建设民族化史学的成果,影响和鼓舞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本土化发展。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总结考证方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他在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精华、借鉴西方近现代史学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史学开辟了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新的学科领域。他还身体力行,倡导刻苦治学、实事求是、力求创新、谦虚谨慎等优良学风,垂范影响了20世纪几代学人。     

不平衡的发展:20世纪与现代化

20世纪历史的主题是现代化,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都围绕现代化展开。就不发达国家而言,现代化对他们的冲击逼迫它们做出回应,于是就出现众多的革命、改良、和民族独立战争。就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似乎表明它们的“现代化”已经出现问题了,于是它们进入“修正”现代化的阶段。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一方面是“修正”现代化的努力,这两种相反趋势造成20世纪历史的矛盾发展,“不平衡”引发出无数的“多元化”。     

论嘉道时期学术风气的新旧推移

一、引言当乾嘉时期，考证学在特殊条件下出现了极度的繁荣，学者趋之若鹜，醉心其中。然而在嘉道之际，特别是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年）前后，以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人为代表，相继撰著了一批关注现实，反映挽救社会危机需要的史学著作，局面出现了很大变化，由“...     

关于"神话复原"的学理分析--以伏羲女娲与"洪水后兄妹配偶再殖人类"神话为例

20世纪20年代前后,王国维使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参证的方法,为中国古史研究开辟了一片充满生机的崭新天地”。而中国的神话学,也受其沾溉不少,因为中国古史和中国神话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常常享用着共同的资料,像王国维考证出的王亥故事,固然是商史研究的重要发现,却同时也为神话研究指点了迷津。     

当代俄罗斯史学中动乱学研究的新趋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开始反思20世纪初的革命,在深化对17世纪初大动乱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以“动乱”取代“革命”的话语,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构建以“动乱—帝国”为模型的俄国国家系统性危机理论体系的动乱学研究范式。该范式强调,17世纪初、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发生的历史事件是俄国国家制度的三次系统性危机(即动乱),前两次危机都以建立帝国而结束,俄国历史在“动乱—帝国”的周期性节律中循环。动乱学的提出,是21世纪“俄罗斯学”和“帝国学”研究热潮下的产物,也是一部分俄国学者对当前俄罗斯向何处去的一种回答。但作为建构一门新学科的尝试,其学科体系尚待进一步深化。     

把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带进21世纪

中国要健步走进21世纪,并在21世纪取得更大的辉煌,就必须用更大的力气来批判封建主义。20世纪在和封建主义的较量中,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动。但封建主义的影响还远没有肃清。源远流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其封建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惰性,这种惰性就像一个巨大的包袱,重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使中国历史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这种惰性有时还表现得很活跃、很顽强,危害性极大。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开始了新学和旧学的斗争。这场斗争有收获也有反复,有时反复还很大。这说明封建主义在中国还很有市场。160年前,当林则徐、魏源提出“…     

清代通鉴学考辨力作——钱大昕著《通鉴注辨正》

乾嘉考据大师钱大昕所著《通鉴注辨正》,堪称清代通鉴学考辨著作的代表作。它在考辨内容上极为丰富,校正文字,考辨地理名物、官制典故,既纠正《通鉴》原文之误,辨正胡注之误,又补正胡注之漏。在考辨方法上也极为严谨,在汲取前人之说的同时,还注意扩充史料范围,采取多种途径的考辨方法。钱氏《通鉴注辨正》充分体现了乾嘉考据学的三大特点:一为博,表现为考证内容广泛和开拓了新的史料范围;一为精,表现为无征不信,精益求精,有时还对致误原因加以深入分析;一为疑则阙疑。钱氏这一考辨之作学术价值主要有二:一是对《通鉴》及胡注有察漏补缺和辨正纠误之功;二是对二十世纪新历史考证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