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之辨”之近代嬗变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空前活跃,传统思想观念的变化始之于"夷夏之辨"。"夷夏之辨"近代嬗变的因素可分为内外两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早已滋生的促使旧观念变化的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一是从"夷"到"洋"称谓以及涉外事务从"夷务"到"洋务"的变化,反映了对传统的"华尊夷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思想的纠误,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重新定位。二是从"宗藩体制"到"条约外交"的转变,传统的"华夏中心论"、"华夷朝贡体系"等观念走向没落。三是具有近代意义的大民族观的萌生与形成实质上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自省过程。     

夷夏之辨发生问题的历史考察

周秦时代的夷夏之辨,发生在华夏民族逐渐形成、文明风格日益显露的过程中。夷夏对流是其发生的现实基础。夷夏之辨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一是现实生活中夷夏之间种姓与文化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族际冲突;二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夷夏文化的认同别异和对夷夏关系的明确定位。华夏文化主导论、朴素的民族平等论以及本位文化批判主义等,是这个时代文化审识中的基本认识。夷夏之辨的发生,表征着华夏民族主体性自觉的基本形成。     

“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的延续与更新——以康有为、刘师培对《春秋繁露》两事的不同解读为例

晚清最后十余年,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成为各派人士特别是学术、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夷夏之辨”命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康有为、刘师培通过对《春秋繁露》中“晋伐鲜虞”和“郯之战”两事的各自解读,展现出不同的夷夏观。观念的背后,则是经学传统的各自继承与阐发,以及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特别是民族国家认同理论的不同影响。分析康、刘的解读,可了解“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在他们那里的延续与更新,从而对思想观念导源于学术资源这一思想、学术史上的通例,以及这一通例在某种情形下的变化,有更清晰的认识。     

士志于道——“华夷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基于历史文化认同,中国古代社会的众多民族经过长期不断的交融,为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华夷之辨(夷夏之辨)"观念也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华夷之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旨在用礼仪文化构建"大一统"的"天下"秩序。广义的"华夷之辨"包括"严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两方面的内容,为儒家所提出、阐发和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华夷之辨"观念不但从未被淡化,而且还为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和奉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历史文化认同。所有这些,与恪守"士志于道"行为准则的儒士群体的付出和牺牲是分不开的。文章通过考察宋辽金时期不同政权下儒士群体对"华夷之辨"的实践活动来明晰上述认识,以增进对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深入理解。     

再谈孟子、荀子对孔子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孟子和苟子的“夷夏之辨”、“外夷内夏”、“夷夏之防”、“华夏一统”等民族思想为中华民族思想理论奠定了基调。虽然他们区分“夷”、“夏”的标准都是以“文化”为价值判断,但三人强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孔子的民族观念是对西周以来民族思想的继承,主张以“仁”、“德”为区分民族差别的标准,讲究“和为贵”;孟子的民族观念继承了孔子民族思想的开放性因素,其核心是“以夏变夷”,其指向是以仁义治天下;苟子的民族观念则是以“礼乐”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也具备开放性特征,但其着眼点在“严夷夏之防”,终极目的是通过“礼乐”之教而使天下一统,直接为巩固君主集权体制服务。     

国人“夷夏观”的演变及其双重标准——《中国疆域沿革史》读后感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都有"夷夏之辩"的问题,而这种争论伴随着诸多因素不断发生变化.其中由于中国历史上版图的变化,国人"夷夏观"的内涵和外延也在随之变化.特别是到了清代,伴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国人形成了一种近乎自相矛盾的"夷夏观"双重标准.     

汉“椎髻”考

"椎髻"一词作为明确的发式名称最早出现于两汉文献,而三国以后,其则分为具体指实与蹈虚泛称两途。从文献和考古材料对比来看,椎髻具有男、女两个系统,其女性"椎髻"更应归于"垂髻";而男性"椎髻"则逐渐由发式的实指,转变为对西南地区族群的贬抑性的文化特称,这与先秦以来夷夏之辨的思想和中原地区冠礼的发展密不可分。     

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其中魏与西晋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朝的民族关系则是南方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夷夏之辨上,魏与西晋汉族思想家的夷夏观明显偏激、落后,以蔑视少数民族、鼓吹"戎晋不杂"论的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而南北朝时期则是南北方政权都以正统自居,斥对方为僭伪;而在这种相互争正统的政治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     

浅谈孔子的民族观

孔子民族观的出发点是明"华夷之辨",明"华夷之辨"的标准是文化而非民族血统。在处理华夷关系上,孔子主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和平共处原则,同时也主张"修文德以来之"和"用夏变夷"的怀柔同化政策。孔子的民族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孟子、荀子在他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民族观,为以后各个时代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所接受,为统一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儒学资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无疑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但必须看到,无论是儒学资源,还是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环境,都相当复杂,甚至充满矛盾。就传统儒学而言,一方面,儒学的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夷夏之辨”、“天下一家”等内     

何谓夷？何谓夏？

夷与夏的暖昧纠缠 何谓夏？ 夷是一个贬义的称呼吗？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自称夏之后代,而非夷之传人？     

古典爱国主义的现代诠释

本文对古典爱国主义研究中向来未能厘清并容易引起混乱的几个问题,诸如"夷夏之辨"与"胡汉一家";军事、政治上的征服与思想、文化上的反征服;征服者符合历史潮流的统一趋归与被征服者的家国之忠等,试图重新加以辨析和界定,追溯其源头,厘清其演进和流变,评诂其在中国国体形成及中华各族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得失.     

"有夏之居"考辨

关于<逸周书·度邑篇>中的"有夏之居",目前学术界的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周人的居地,并非夏后代之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有夏之居就是夏后代之居.本文认为,从<逸周书·度邑篇>的文法和考古资料视之,<逸周书·度邑篇>中的"有夏之居"都应该指夏人之居,而非周人的自称.     

俞樾公羊思想发微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他治经治学的重点和主要学术成就体现在朴学方面 ,他的经学思想则倾向于公羊学。公羊学的基本思想即《春秋》当新王、孔子改制、三统三世、大一统、夷夏之辨等 ,都在俞樾的经传训诂中得到体现。俞樾还将“六经”视为一个整体 ,认为孔子删定“六经”是以公羊思想为主旨的。     

论蒙元初期的正统论

与两宋、金代相比,蒙元初期正统论明显有新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传统夷夏之防的藩篱,为元末修辽宋金三史确定"各与正统"的原则奠定了基础,体现出一种开放的意识。二是在理论上达到了新的水平。特别是杨奂、郝经标举"王道"或"中国之道",超越了从前以血缘、民族、天命、德运、地域、国势等因素来论正统的思维模式,因而更具理性色彩和进步意义。     

陈季同和他的法国妻子

正陈季同(1851—1907),字敬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晚清学贯中西、才华盖世的学者、外交家。近代把国学译成外文传到西方影响最大的"三大奇才"(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之中,陈季同被誉为"中学西传"第一人。有趣的是,陈季同还是晚清时代中国敢于冲破夷夏之防和世俗压力、最早正式娶西洋女子为妻的朝廷命官之一,堪称中西通婚史上的开风气之先者。     

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

有清一代,在自身“疆界”、与邻国疆域关系等问题上,中国与越南、缅甸、朝鲜等邻国往往同时出现两种“疆界观”：一是文化上的“疆界观”,是指在文化归属感上的认同与否,即传统的“夷夏之辨”;二是地理上的“疆界观”,是针对领土、疆域等的现实认知。这两种“疆界观”密切相关,对中国、邻国的疆域变化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在这两方面的认识差异,1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与一些邻国出现了观念上的碰撞,19世纪中期又因列强入侵从碰撞转向交融。     

释“攻夷”、“款夷”与“制夷”

魏源曾多次提到“攻夷”、“款夷”和“制夷”。比如在《海国图志叙》中,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三·议战》中也说:“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人们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十分重视,却忽视了“攻夷”和“款夷”。根据上面的引文,魏源的“攻夷”、“款夷”和“制夷”显然不是一回事。目前学术界的解释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对“款夷”的解释,即“反对封建顽固派在对外贸易方面那种闭关锁国的保守观点,而主张在严禁鸦片贸易的同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平等的商品贸易”。(第五十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与思考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是从汉初迫于军事劣势所形成的政治上的“夷夏并尊”到汉武帝时期凭借国力主动“纳四夷于华夏”。汉初,在“并尊”格局下,汉廷想要通过“用夏变夷”和使匈奴“渐染华风”来改变当时的政治困境,并未成功。汉武帝即位后,通过对夷夏关系的反思,采取了“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两种政策。进而认为我国古代的政策一直是南北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在夷夏一体的大格局不变之下,南边逐渐华夏化,北边保持华夷秩序。     

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近代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打破了＂夷夏之防＂,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外交体制,慢慢地融入了世界,形成了新的国家关系,成功实现了外交的近代化。文章从外交机构的演变、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原因、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