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家庙曾国墓地的性质

本文通过简要介绍分析郭家庙曾国墓地的布局、年代、大墓特征及墓地周边同时期遗址情况,认为郭家庙曾国墓地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以曾侯墓为核心的曾国公墓地,郭家庙一带是两周之际曾国都城的所在地。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考古主要收获

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为抢救性保护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文物,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保中心等单位联合对该墓地曹门湾墓区进行了发掘。由于本次发掘跨两个年度,其中M1的考古发掘在2015年1月实施,因此考古汇报材料未能收录进《2014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5年4月"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被评为"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及时报道这一考古重要发现,本刊现发表其考古主要收获,以飨读者。     

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

叶家山墓地的族属问题有较多的争议,本文从腰坑、墓向和头向、族徽与日名等三个方面就某些学者提出的"殷遗民说"提出商榷,并从文化因素等方面主张曾为姬姓周人。     

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M65出土铜器的金相实验研究

本文利用金相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能谱仪对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M65出土的42件青铜器进行了金相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其中的31件材质为铅锡青铜,10件为锡青铜,仅有1件为铅青铜;铜器制作主要采用铸造工艺,仅个别兵器在局部进行了热锻加工;具有相同铭文、纹饰风格一致的铜容器的合金成分、金相组织和铸造技术等方面也较为一致。这些结果为研究M65出土青铜器的生产组织问题提供科学资料。     

叶家山墓地曾国铭文青铜器研究

叶家山墓地是一处重要的西周早期墓地,墓地出土了曾侯谏、曾侯等大量铭文青铜器,为确定墓地性质和布局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叶家山墓地曾侯铭文青铜器也表现出复杂性,同一曾侯所作之器出现在不同的墓葬中,同一墓葬也出土不同称谓的曾侯青铜器,同时,曾侯所作的成组青铜器与最终随葬的青铜器组合也有较大区别。本文根据叶家山墓地带曾侯铭文的青铜器,试图解析一些曾侯级墓葬的墓主,并讨论墓地的一些青铜器组合方式及其意义。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青铜器表面纹饰的填彩分析

春秋时期青铜器表面装饰技术发展迅速,装饰方法多样,纹样繁复,纹饰中多有填彩现象以凸显其表面图案的装饰性,但目前与此相关的科技分析较少——相关研究多围绕其艺术价值和文化含义展开,尤其是白色填彩的分析仍处于空白。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是春秋时期诸侯国曾国的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本研究使用红外光谱、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X射线衍射和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等手段,对该墓地出土青铜器表面纹饰阴线中的白色填充物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其主要成分为石英和某种黏土矿物混合而成。该研究为东周时期青铜器表面纹饰的填彩工艺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柳湾墓地出土异形陶器研究

柳湾出土的异形陶器,显示了柳湾先民高超的制陶工艺和非凡的创造力,代表着他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水平。通过对这些造型独特的异形陶器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柳湾史前社会性质演变、文明进程和先民的精神追求有更深入的认识。     

山西定襄中霍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

中霍墓地出土青铜器是研究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青铜文化特征、制作技术以及探讨该时期中原和北方少数民族相互关系等学术问题的重要资料。为进一步揭示该墓地出土青铜器所包含的科学信息,对该墓地出土17件铜器的37个样品进行了科学分析检测。结果显示,这批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以铸造为主,另外还有热锻、热锻后冷加工等;其合金成分有铜锡二元合金和铜锡铅三元合金两种,铜锡二元合金全部用于制作工具,铜锡铅三元合金用于制造容器。这显示中霍墓地铜器的合金成分和器物类型之间的关系明显,表明制作者已经能根据青铜器的用途而选择合适的制作材料。研究结果对研究中原和北方少数民族冶金术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有较大的指示性意义。     

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曾侯墓略论

郭家庙墓地四座大型墓葬的年代为两周之际至春秋早期,其中GM21（曾伯陭）和CM1（曾侯絴白）为曾侯之墓。枣树林五座大型墓葬的年代为春秋中期,其中M190（曾公求）、M168（曾侯宝）和M129（曾公德）为曾侯之墓。从郭家庙墓地到枣树林墓地,在曾侯世系上应没有缺环。结合文献记载,郭家庙曾侯墓的年代下限为不晚于公元前690年,曾公求应是埋葬于枣树林墓地的第一位曾国国君,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90年～公元前646年。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曾侯墓的显著特点是以带斜坡墓道的墓葬为核心,实行车马分葬。     

贵州银子坛墓地出土铜锡器的初步分析

为研究黔西地区铜器时代金属制作技术及水平,本文采用金相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对贵州银子坛墓地出土13件铜器和2件锡器进行了金相观察和化学成分分析,发现中水银子坛墓地出土的战国到西汉时代的铜器,有红铜、锡青铜和铜锡铅合金多种材质,而锡器有纯锡器以及锡铅合金,合金配比已具有一定的水平。制作技术有铸造和锻造工艺,并能应用冷热加工技艺。本文对研究古夜郎地区金属器的制作技术有一定的价值。     

曾公■钟铭初读

新近公布的曾公■钟铭是一篇曾国宗庙祭祀文书,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赞颂高祖伯括的生前事功及福赐子孙;二是颂扬皇祖南公受昭王命"建于南土",以至受赐铜钺,"用政南方"。曾之"皇祖"在周昭王时期的二次受命,过去未见记载;三是器主程式化的自述和祈福。结合曾侯与钟、加嬭编钟铭文,可证伯括因勤劳文武,故在周成王时受封立国。曾公■钟铭受昭王诰命的"皇祖",疑即随州叶家山M111墓主曾侯犺。曾国二次受命以后,被周王朝授予主政南土的职责,由此奠定了日后"汉东之国随(曾)为大"的基础。     

略论曾侯乙墓鼓乐器的组合与功能

随县曾侯乙墓以及为数不少的战国楚墓都同墓随葬有1件以上的鼓乐器。根据传世文献有关大鼓配鼙鼓的记载和楚墓出土遣策中鼙鼓的记录,曾侯乙墓中室的建鼓与扁鼓、有柄鼓,东室的悬鼓与鹿鼓,可能都属大鼓配鼙鼓的关系;楚乐制一般使用大鼓、鼙鼓各1件,且不同等级的贵族,大鼓与鼙鼓组合的配器有差异,鼙鼓主要用来引导、应和大鼓。     

“曾侯卿相种，才业固邦彦”——曾怀事迹论略

靖康之变后,北宋的世家大族大多因战争衰落,而晋江曾氏家族则在南宋迅速复兴。曾怀是曾氏家族在南宋复兴的关键人物。长期从事基层理财工作的实践为其积累了大量经验,在宋孝宗朝其理财能力得到充分展示。而曾怀个人的努力,使其家族声誉在南宋得到充分彰显。     

曾公(田求)编钟铭文初步释读

2019年,随州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M190出土的曾公(田求)编钟与同墓地出土曾侯與编钟、嬭加编钟铭文可以互相印证,内容非常重要。本文对该编钟铭文进行释读和初步的注释,考订出编钟年代在公元前646年。文章指出曾国的爵称为侯,但是因为曾公(田求)重新得到了周王室的册命,取得了"公"的爵命。文章还利用铭文资料重新探讨了曾国疆域等问题。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

作为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自发掘出土以来,其宏伟的规模,奇特的葬制以及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此墓年代久远且早年遭到盗扰,其墓主身份也随学者研究角度的不同而产生了多种学说,其中牵扯到的楚王从二代到五代不等,时间跨度长达57年。就目前而言,第三代楚王刘戊为墓主说法较为盛行,但笔者从葬制、礼仪、出土文物及与相关墓葬的关系等方面综合研究后认为:以第二代楚王刘郢(《汉书》作刘郢客)为墓主更为合理。同时,在本文中作者还将对其他三种观点一一进行辨析,并就与此墓及墓主身份的有联系的相关问题,试做初步的探讨。     

桂平博物馆馆藏东汉双耳铜甑铸造工艺及其保护修复研究

广西桂平博物馆藏东汉铜甑对于研究广西地区青铜器冶铸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器物长期保存于潮湿环境中,矿化严重、保存状况较差,亟须保护修复。本研究应用X射线影像观察、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模拟实验验证等方法研究了器物的铸造工艺、合金成分以及锈蚀产物成分。结果表明该器物为整体铸造成形,器物铸造时使用了轮制技术、刮板造型工艺以及铸后刻纹的工艺,箅部范块制作过程是用器身模翻制器身范后脱模,将器身模的圈足部分切下,然后在圈足泥模上刻出箅部型腔。在此基础上,遵循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力求将传统的文物修复手段与现代修复理念相结合,通过除锈、修补等保护修复措施后,不但提高了器物的整体稳定性,而且达到了可以展陈,发掘文物潜在价值的要求。     

曾侯乙墓漆箱"武王伐殷"星象图考

运用出士物和献、实际天象相结合的考证方法,该对曾侯乙墓漆箱E．66和E．77三个侧面上的天星象图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三个侧面上绘有：鹑火张星、日在箕星、天驷房星,并与《国语》载伶州鸠所述“武王伐殷”的星象有关。     

浅析1871年李鸿章、曾国藩对中日缔约意见之异同

李鸿章和曾国藩对中国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都是持赞同的态度,但他们二人的想法又有所不同。李鸿章所注意的是通过缔约拉拢或牵制日本,曾国藩所重视的是条约的平等性。因而,曾国藩对被李鸿章回避的“一体均沾”问题,予以了特别的强调。     

《类说》所收唐人笔记小说异文的史料价值

曾慥的《类说》是宋代一部重要的类书,历代学者颇为重视,征引较多,但系统的研究却极为少见。以其收录的唐人笔记小说为例,通过《类说》所收条目与原书单行本或丛书收录本比对,可以整理出《类说》独存之书、独存之条、内容互异等三种情况。其中异文共有书六十三种,条目八百七十三条。本文举要探析了这些异文条目的史料价值,认为《类说》具有考证辨疑的重要学术价值。     

光绪丁戊年间阎敬铭、丁宝桢、曾国荃往来信函中的史料

发生在清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是中国近代史中最著名的大祲奇灾。本文通过当时稽查山西省赈务大臣阎敬铭以及山西巡抚曾国荃致丁宝桢的几封信函,为这段历史补充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