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甘肃省灾荒研究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民国时期甘肃省灾荒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本文通过已有的论著和论文主要从整体上把握灾荒史对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民国时期甘肃灾荒与社会经济专题研究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无疑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民国时期甘肃区域史的发展,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民国乡村教育亲历记

乡村教育运动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活跃人物有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旨在通过教育农民,改善乡村生活习俗,促进乡村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厉行义务教育,乡村教育逐渐融入国民教育规划,不再是以民间力量为主的社会运动了。解放前,我读了4年简易乡村师范,接着当了两年多乡村小学教师,亲身经历了民国晚期四川内江县的乡村教育。那几年战争频仍,     

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生存状况

从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生活体验和其他相关研究来看,乡村教师的生存现状是工作条件艰苦,工作繁难,待遇低下;同时还遭受到乡村民众的抵触和乡村士绅的排挤,事实上沦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乡村教师普遍心情苦闷,状态低迷,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不高,对自身的社会角色定位比较游移。这种生存状况反映出,在国家教育体制、专家精英和乡村社会等外在规约中成长起来的乡村教师,其在乡村教育中的主体价值和主体意识是薄弱的,并没有发挥社会所期待的"中心"或"导师"的作用。     

石瑛与民国时期教育

1984年6月梁漱溟在《追怀石蘅青先生》一中说：“石蘅青(石瑛)先生是一位淳朴正直的人物,不以学面目留印象于人间,则以先生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更且致力事功为多也。我有幸辱交于先生,     

民国时期临夏城镇娱乐活动述评

娱乐活动是城镇现代化的重要参数,本文从欣赏型娱乐、竞技型娱乐、自娱型娱乐以及体育运动等方面,描述民国时期政治宗教等较复杂的西部临夏城镇娱乐活动的发展,并分析其原因。以此透析民国时期现代化因素在临夏的进展情况并为今日临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历史依据。     

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述评

喜饶尼玛和央珍在2008年北京藏学讨论会上发表有关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研究的成果。在近代中华民国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汉藏民族之间仍然维系着文化交流的纽带,交流活动不绝于书。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主要包括佛教文化交流和教育文化交流以及人员贸易往来的交流：佛教文化交流包括蒙藏高僧内地宣化弘法、汉藏僧侣入藏游学、内地佛教研修机构的设立、     

民国时期新桂系治理乡村的模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危机日益严重。各党各派纷纷提出解决农村危机的主张和方案。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以建立民团为中心和推动力,推进乡村改造和建设的治理模式颇具特色,为当时国内外人士瞩目和赞许。关于新桂系治理乡村活动,还没有专文深入研究,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著只作简单的政治定性结论,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符合实际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新桂系治理乡村的模式及其效应,揭示其实质,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民国时期地方政权治理乡村和乡村社会演变的轨迹,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其所设想和实施的具体内容而言,是一种旨在全面改造传统农村的模式探索,其内容包括对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的现代性改造。当然,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成效来说,乡村建设运动存在着不少缺陷,更不能成为乡村建设派所期望的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根本之路。但是,它改造农村的一些思想认识和具体做法,既把改造农村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问题,又企图寻找一条改造农村的有效途径,在农村政治改造方面力图实行民主自治制度,在农业经济改造方面试图推行具有企业化和市场化性质的股份合作体制,在农民素质改造方面企图培养初具现代文化科技知识的“新农民”,从而显示了一种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意义的农村建设模式,这应该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研究的。     

民国时期的四川教育公债票

二十年前,笔者觅得民国时期由四川省教育厅发行的四川省教育经费收支处公债票伍元券和壹元券。今将两张公债票简述如下：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时期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扫盲和文化教育、引进和推广动植物良种、尝试建立农村医疗保健体系、移风易俗、倡导合作组织、加强农村自卫等方面.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可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某些参考,更在于其所遗留的丰富精神遗产.     

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失败原因探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学生和教职员开展教育甄审,由于国民政府在教育甄审政策制定上的考虑不周,在推行上的举措失当,引起了被甄审者的强烈反弹.最终使这场威权重塑的运动不得不以失败而尴尬收场.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考察家及其著作述评

国民政府时期,在民族危机和“开发西北”的呼声下,一大批考察家来到西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对这块土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对当时西北的一些突出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记载和独到的剖析,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人们认识西北、开发西北起了很重要的先导作用。同时他们坚韧不拔、肯吃苦的献身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南京国民政府国庆纪念中的辛亥记忆

国庆纪念是传承辛亥革命记忆的重要形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通过国庆纪念仪式,不断打造并唤起人们的辛亥记忆;并通过自己所掌握的话语权与纪念宣传,完成对辛亥革命史事及意义的再建构。借助于辛亥记忆,国民党不断把自己的建国理念贯穿于国庆纪念之中,为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确立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籍测量及评估——兼论民国各项调查资料中的“土地数字”

地籍测量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土地行政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这项措施只在部分地方施行,成果有限,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本文从制度层面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籍测量进行初步梳理,考察其在全国的总体完成情况,并以江苏省句容县为个案,对其绘制的地籍图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以杭市县、平湖县的地籍测量数据对民国时期各项土地调查数字进行再评估。     

中国国民政府与琉球问题

20世纪40年代,中国国民政府曾一度面临解决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的有利时机。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内部分歧重重,以及二战后最高当局忙于内战,没有能够在该问题上达成任何政府共识,最终丧失了解决琉球问题的法理权。而且,伴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以及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后败退台湾,琉球问题被美国所操纵而成为美、日冲绳问题,从而给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留下深深的历史遗憾。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

国民政府初期是国民政府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的形成期,期间基本形成一套事权分散的边疆民族事务管理体系,实施了一些内容庞杂、缺少系统性的政策,受到政府执政能力、行政效率和政权性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实际执行都还相当有限。但是,这些管理机制的运行与政策的实施在国家实现政治整合和维护领土完整方面仍然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法制考察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的地方政府转型与制度改革。就专员的资格与任期、职权与辖区、组织与经费等方面考察,专员制的法制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然专员制度的法律设计与实际状况之间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偏离状态,但这种偏离没有影响到该制度的基本运作,因而专员制度的法制状态应是正常的或基本正常的。专员制度是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历史长河中发展演变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地方政府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过渡的重要一步。而且．专员制度的变革,也凸现了民国时期社会转型的历史画卷。     

论民国地方性农业科研机构的历史命运--以江西省农业院为中心

江西省农业院是1934年3月设立的一个全省性的农业技术改进和推广机构,在其存在的15年历史中,从许多方面对江西农业现代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条件作支撑,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种种努力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与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把孙中山从“总理”推尊演绎成了“国父”圣符,并为之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对前两种典礼仪式进行系统的史学考察,并挖掘和诠释其表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内蕴,不仅有利于把握“后孙中山时代”民国官方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利用与运作体系,而且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精神与思想。     

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省区分治与权势平衡、二次北伐完成后关于省财权人事权和军事权的央地博弈与武力纷争、中原大战后集权与分治的微妙平衡三个阶段的演变。南京政府正常的省权制度变革无法有序展开,在体制内却只能依靠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这是最下策之下策,而且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省权过大问题。直到全面抗战前夕,省制变革一直成为牵引中国时局演化与社会变动的中枢和焦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