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

明代自太祖洪武三年(1370)首次举行科举考试始, 即于乡试录取中采用固定解额制。它主要是根据各省区的人才分布或者说是人文状况,分配一定的乡试录取名额。如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的《初设科举条格诏》即对开科地区乡试录取人数作出如下规定: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等省40名,京畿地区100 名。(《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续修四库全书本)然而,明初于长期战乱之后立国,百废待兴,人才匮乏,思贤若渴。诏令虽对开科直、省乡试录取的举人数额做了具体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又有变通,“人材众多去处,不拘额数;若人材未备,不及数者,从实充贡”(《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此即其他     

解放前贵州大学二三事

一、历史上贵州的高等教育历史上贵州教育事业不发达。明代嘉靖以前,贵州无乡试,考个举人,要远到云南去应试。嘉靖十三年(1534)贵州巡按王杏上疏皇帝,以道路艰阻,请开科于本省,乡试免附云南。嘉靖十四年(1535)明朝廷才“许贵州自乡试,免附云南,解额贵州二十五人”。即是说,要每隔三年才按定额分配,准许贵州录取举人25名。定额以外,哪怕学识再高,也不能应举。这便给贵州出人才强加了很大的限制。清袭明制,贵州乡试应举者,仍受定额所限。到了公元1926年,桐梓周西成统治贵州时,成立过贵州大学。不管他当时建大学的个人     

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

明中叶后,各省直的科考规模在四五千人至数万人之间,平均录取率估计在10%上下。乡试录取率,明初一般在10%上下;成、弘间定为5.9%;嘉靖末年又降为3.3%;而实际录取率又低于此。会试录取率,自洪武至万历中平均为8.6%;其中,洪武至永乐二年平均为21.7%,永乐四年至万历中期平均为8.4%。殿试规模和录取数在理论上皆等于同科会试录取数。永乐二年后,明廷共在51科14938名二、三甲进士中考选了1277名庶吉士,平均录取率为8.55%。上述录取率,都是在朝廷调控下形成的,并非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而之所以进行调控,又是由官缺的有限性和科举取士用途的单一性矛盾造成的。     

明代文官复姓制度与运行实态

复姓制度是明代礼乐制度建设的内容之一。洪武三年首次颁令允许官吏人等奏告复姓,洪武二十六年、隆庆三年又陆续推出新规。它们共同构成文官复姓制度的基本内容。文官复姓事例最早出现在洪武初年,然复姓操作步入制度轨道大体始于宣德年间。嘉靖初年,按制度程序复姓已为常态。至万历一二十年代,京官与地方官的复姓方式出现分化:在京文官仍依照个人具奏、吏部办理的原有复姓模式,而地方文官则采取个人申文,地方有司备案、查勘、合议后由抚、按代题的新模式。这一调整使地方文官的复姓流程更趋合理和具有效率,同时也折射出明后期抚、按地方权力日渐增强的事实。     

中央与地方:捐输广额与晚清乡试中额研究

捐输乡试广额是晚清朝廷为筹集镇压太平军的军饷,解决财源枯竭窘境,保证军需持续供应而出台的新政策。此举导致各省乡试中额出现重大调整和变化,晚清平均每届乡试取中捐输广额179名,增幅达14.3%,不仅抵消了乾隆九年定制各省乡试中额时削减的额数,且使实际乡试中额超过清初制定的清代最高乡试解额标准。同时,它还为清廷筹集军费1.5亿两,占咸同年间军费总支出的1/4。此中透露出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中央主动放权给地方的一面,而非既有研究强调的中央对地方扩权的被动承认和接受。     

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

明代文官荫叙制度始定于洪武十六年,但定而未行,明初文官荫叙皆属特恩。明中叶后,逐渐形成以阁臣荫叙为核心、以三品京官考满荫子入监为主体的文官荫叙制度体系;与前代相比较,不仅缩小了文官的荫叙范围,而且把荫叙与官员考核相结合,把承荫者纳入国子监教育入仕的轨道,从而有效地弱化了传统荫叙制度的消极影响,在激励官员忠于职守和提高荫叙官素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明代庶吉士考论

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开创的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它创立于明洪武六年,至洪武十八年正式定名,并于有明一代一直延续下来。明代庶吉士选拔的对象基本是新科二甲、三甲进士。其考选一般由内阁会同吏部、礼部考试,最后由皇帝定夺。与明代士人为求应试而专习八股文相比,庶吉士学习和考试的范围有所扩大。庶吉士平时的学习和考试状况均有档案,是散馆授官的依据。翰林院官职是庶吉士散馆后的主要流向,其次是在京各种官职,外放为官者人数比较少。明代庶吉士制度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试论明中、后期的私铸与物价

1．明中期私铸盛行下的物价明初，太祖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开始禁用铜钱①。明初曾出现的私铸，遂因止用钱而暂歇。自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起，至万历朝之前共经十二朝，历时174年，据明各朝《实录》、《明会典》     

明“卫所制度”与大鹏所城建城

大鹏所城 ,始建于明朝洪武二十七年 (公元 1394年 ) ,因其以明政府所设“大鹏守御千户所”而建城 ,故称“大鹏守御千户所城” ,简称“大鹏所城”。大鹏所城的建城 ,对深港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大鹏所城建城是明卫所制度的产物。明朝建立后 ,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前朝军事建制经验教训特别是唐朝府兵制以及自身建国征战过程中的经验 ,创立了。“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 ,皆立卫所”(注一 )。“卫所者 ,分屯设兵 ,控扼要害错置京省 ,统于都司而总隶五军都督府。五府无兵 ,卫所兵即其兵 ,屯操、城守、运粮、…     

明洪武官窑研究——以御窑厂出土遗物为中心

<正>洪武是明朝建立后的第一个年号,是明朝各项制度的建立时期,也是景德镇明官窑瓷器烧造的重要时期。作者根据御窑厂出土遗物对明洪武官窑进行综合研究,全书分9个章节:明初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艺术、关于明代洪武官窑、洪武官窑的考古发现与相关记载、明御窑厂发现的洪武官窑遗存、关于洪武官窑瓷器、洪武官窑瓷器工艺     

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的洪武朝之东胜卫变迁

明朝建立后,元朝退居漠北,史称北元。东胜地区处于明与北元斗争的前沿,洪武四年,明朝先于此地初建东胜卫,洪武五年以后内迁大同,洪武二十五年复于原地增置。这一过程反映了明与北元复杂的斗争形势。洪武后期,东胜卫的存在大幅度北移了明朝的边防线,是明与北元实力此长彼消的最终产物。因此,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东胜卫变迁是明朝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对边防体系做出的合理调整。这一点对于全面理解明初北边边防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明洪武四年殿试日期辨正

洪武四年殿试日期现有两说:一是以《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为代表的“二月十九日”说(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本,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二是以《明太祖实录》为代表的“三月乙酉朔”(三月初一)日说(卷六二,洪武四年三月乙酉朔)。笔者同意二月十九日说,理由有三:一是《登科录》具有相对原始档案性质,且所记十九至二十三日的诸事日期环环相扣。二是该年会、殿试时间前后衔接。据载,二月十八日会试结束,中书省将结果禀奏皇上(《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壬申条)。因此,次日殿试完全可能。三是处于明初草创时期科举制度尚未定型。如洪武三…     

洪武二十六年以前的陕西行都司

明代陕西行都司的治所先后经历了河州——庄浪——甘州的三次变迁。陕西行都司的前身是西安行都卫 ,洪武七年置于河州 ;洪武八年改为陕西行都司 ;洪武九年罢 ;洪武十二年复置于庄浪 ;洪武二十六年自庄浪徙于甘州。从此直至明朝灭亡 ,甘州皆为陕西行都司的固定治所。其中 ,庄浪时期的陕西行都司的性质非常特殊。史籍对此多语焉不详 ,而《诸司职掌》等书则付诸阙如 ,因此给人造成一种若有若无的假象。本文通过对有关史籍的排比、考证 ,认为庄浪时期的陕西行都司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虚置机构 ,它无官员 ,无所司 ,亦无属卫。产生这种特殊情况的原因 ,当与洪武年间陕西行都司的职能转变以及当时西北和全国的形势变化等因素有关     

南明隆武朝福京乡试考论

隆武帝在明清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为收拾人心,聚拢人才,稳定政权,抵御清兵南侵,宣布在福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开科取士.福京乡试作为隆武帝的"龙飞首科",得到君臣的高度重视.然因郑芝龙等武臣的阻挠,原定隆武二年三月的福京乡试一拖再拖,最终于是年六月才在福京天兴府举行.文章根据大量史料,考知该科乡试主考官、同考官、提调官、监临官等部分职事官之姓名爵里;录取人数则在崇祯十五年所确定的福建乡试解额105名的基础上,"特旨广额七十名",后复试黜落4名,最终选拔录取举人171名.福京乡试开科不久,隆武政权即在清军强大的攻势下覆亡,但其选拔录取的一批科举人才,却对郑成功的抗清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论明朝太庙的功臣配享及其变动

明朝继承前代以功臣配享太庙的礼制,洪武、洪熙时配享之典基本定型。以洪武开国、永乐靖难的武臣配享,形成了与前代文、武兼配太庙的不同传统,终明不变。嘉靖时,明世宗对太庙功臣配享进行了较大的变革,先黜祀了姚广孝,再添祀了刘基和郭英,但这也是在祖制约束下的变动,反映了明代的政治变迁和权力斗争对国家宗庙祭礼的影响。     

贵阳名胜——青岩古镇

青岩古镇是贵州省著名的所史文化名镇．形成于明洪武年间,历明清两代,迄今600余年。青岩古镇位于贵阳市花溪区南郊。明崇桢十一年(1638)年．大旅行家徐霞客经过青岩．他在《徐霞客游记》中称：“青岩其城新建,城中颇有瓦楼街市．是贵省南部要害”。     

明清大高玄殿建筑沿革续考

大高玄殿自明代嘉靖朝建成以来,一直为明、清两代皇室所使用,建筑的匾额名称、平面布局以及外观形式,都经历了诸多变动。文章通过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尝试复原明代大高玄殿的初始平面布局,考证清代大高玄殿建筑变动的具体内容,以便清晰呈现明、清两代大高玄殿建筑群之间的差异。     

明代兖州鲁王和王府

一、朱檀及以下历代亲王明初 ,朱元璋建立政权后不久 ,开始实行对诸子封藩的制度。即除封长子为皇太子外 ,其余诸子皆封亲王 ,以“镇固边防 ,翼卫王室”。他的第十子朱檀 ,封为鲁王 ,驻兖州。朱檀生于洪武三年 (1370年 )。他的生母郭宁妃 ,是濠县人郭山甫的女儿。据说郭山甫“善相人” ,朱元璋刚起兵时 ,郭山甫一见他就认为他相貌“贵不可言” ,并对自己的儿子说 :“吾相汝皆可封侯者 ,以此。”便把女儿送朱元璋为妾。从此一家人追随朱元璋。后来 ,郭山甫的两个儿子果然都封侯 ,郭宁妃也备受宠爱 ,曾“摄六宫事”① 。这大概也是朱檀备受朱…     

明初勋贵派系与胡蓝党案

本文观察明初勋贵的出身、籍贯和早期经历,考察洪武三年所封勋贵的人选与序列,认为诸将与朱元璋的早期私人关系决定着勋贵的人选与地位。那些在朱元璋名位不彰时即确立私属关系的将领,绝大多数为濠州红军早期成员,籍属濠泗地区,出身从军而非归附,构成了作为勋贵主体核心的濠州从军者一派。不同于以往对于明初勋贵集团分为淮西和浙东两派的观点,本文将整个勋贵集团分为濠州从军、江北归附、渡江后归附等三个内外圈层,后两个圈层遭到了君主和濠州从军者的压制与猜忌。本文按照这个认识框架审视洪武时期的历次杀戮勋贵事件,考察各派勋贵的命运,认为历次杀戮事件皆非针对整个勋贵集团,而是或针对归附者,或针对洪武三年受封的老一辈勋贵,或针对洪武中后期受封的新进勋贵。在任何一次杀戮事件中,濠州从军者一派所受损失都是最少的,它从来没有成为君主专门打击的目标,而是一支与君主彼此借重的势力。     

明前期“相对宽松”的筑城政策探论——以湖广地区为例

洪武年间,湖广各府级中心城治、西南少数民族等"寇乱"为患地区率皆设立卫所、筑城守御,并辅以巡检司、土司等多重防御力量。在其障护之下,腹里州县安全无虞,实无修固城防之必要。自洪武朝以至宣德朝,湖广地区修筑、维护城池主要限于驻军各地,对于其他众多普通州县并未从严要求,各地不修城的情形相当普遍。正是洪武朝奠定的颇为严密的区域安全防御体系保障了地方安定,为明前期实行这种相对宽松的筑城政策创造了条件。一些学者所谓明代"一贯积极、严厉的"筑城政策似乎并不完全切合明前期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