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共享空间的形成:明清江南的城隍庙与城市社会

明初,城隍庙作为官方教化场所,江南地方官府对之采取了严格管理的措施,于祭祀礼仪、庙宇管理等方面均作出种种限定。然自明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地方官员的怠惰与疏忽,民间力量逐渐介入。后又因地方政府经费受限,城隍庙的修缮与管理也越来越仰赖于民间社会,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它的世俗化。在这一背景下,城隍神越来越多地与官方施政发生了实际的关联,而作为神灵栖止地的城隍庙也被彻底整合进了地方官员的施政体系之中。不过,在辅政于官方之外,城隍神、城隍庙在士民生活中也开始扮演愈益多样化的角色。在特定的空间中,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袁黄劝善思想与明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

明末以来,社会变动剧烈,道德体系紊乱.为了缓和这种情况,地方士绅编纂各种劝善书以教化民众,试图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维持社会的稳定,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明代后期的江南士绅袁黄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善举运动的倡导者,袁黄的思想不仅对有清一代善书的编纂、流传发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明末以后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     

明清江南的铺户当官与官商关系——基于碑刻资料的考察

有关铺户当官问题的研究,以往多集中在明代的南北二京。在晚明至晚清时期的江南,利用"官价"、"借办"等名目盘剥商人的手段一直存在。与明代南北二京的状况相比,江南的铺户当官体现出鲜明的"非正式经费体系"的特点,对此官方的处理态度始终以"严禁"为词,但在地方财政短缺的基本结构之下,这一目标无法真正达成。围绕铺户当官问题的官商博弈,往往形成事实上的妥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商人社会地位提升的体现。     

《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评介

<正>《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为吴仁安教授的新著,2009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78万字,分上、下两编。上编《明清时期的江南及其所属府州厅县著名家族概况》,共四章。第一章论述明清时期江南著姓望族的历史概况与兴衰的深层原因。第二、三、四章分别为《明清时期江东望族个案研究与典型家族史解读》、《明清时期浙江望族个案研究与典型家族史解读》和《明清时期以徽州府为代表的皖南望族个案研究与典     

哥伦比亚咖啡经济与早期工业化

哥伦比亚是世界上第二大咖啡生产国。在咖啡经济形成之前,矿业扩张创造的资本积累,以及引发的商业及银行体系的初步建立为哥伦比亚咖啡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虽然哥伦比亚18世纪就已经引入咖啡树种,但是直到19世纪末期咖啡才成为哥伦比亚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本文认为,1920年代后,在国内外有利的条件下,哥伦比亚咖啡经济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咖啡经济的扩张与繁荣不仅有助于哥伦比亚摆脱殖民时期延续下来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更重要的是所创造的原始资本积累,刺激了城市化和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的建立,加之,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对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纺织业、石油业和食品加工业等迅速建立和发展,使哥伦比亚逐渐走上现代经济的发展道路。     

明清时期陕北社会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明清时期 ,大量移民迁入陕北地区 ,组成不同类型的村庄。来自山西大槐树的传说 ,其背景是国家掌握了开发陕北的控制权。清代前期 ,陕北宗族一系列仪式、制度逐渐确立和规范 ,这是当地儒生实践儒家伦理的自觉行为与封建国家以教化为手段控制地方社会相契合的结果。同时 ,陕北宗族发展中表现出宗族与村庄紧密结合的特征 ,也反映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转与社会心态

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土地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以贵族、乡绅等为代表的土地阶级垄断了土地、掌控了政权,使土地获得了超经济价值的社会属性,成为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的基础。为获取政治权力,永久性地融入中上层社会,旧的土地家族、工商业者及其他职业者竞相购置土地。以土地为介质获得贵族和乡绅头衔,融入土地阶级,进而掌握政权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同时,因筹措圈地资金而需要出卖的土地,圈地后自耕农出售的土地,旧地主因为欠债而抛售的土地,土地家族为强化主体地产而卖掉的外围土地不断涌向市场。这样,以地产为工具加盟土地阶级、进而掌控政权的社会心态,成为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流动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     

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 ,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到底具有何种影响 ?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以明清江南的情况为例 ,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对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及大众教育的内容 (特别是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培养 )、教育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指出与以往的看法相反 ,科举应试教育并非明清教育的全部 ,而明清江南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对于明清江南经济的成长和江南经济成长模式的形成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青海省工业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青海要实现工业化,必须手找出一条既符合省情、又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本就此问题进行了相应探讨。尽管全省工业发展制约因素很多,但只要发展路径选择正确,发挥“驱动力、加速力、竞争力、提升力”的合力作用,加之政策配套、措施得当．将会实现全省工业经济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     

中俄两国早期工业化道路比较

19世纪50、60年代,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占优势的情况下,俄中两国先后启动了工业化。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工业化成就斐然,成为世界五大工业强国之一,而中国工业化成效甚微,与俄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造成如此结局的原因也许有很多,但两国工业化道路的差异应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中国工业化以军事工业起步,俄国以纺织工业为先导;中国政府不扶植私人工业发展,对私人企业横加摧残盘剥,俄国积极扶植私人企业发展,且利用外资,官民并举;中国政府不重视铁路建设,俄国以铁路建设为龙头,带动其他各业发展;中国政治改革滞后,工业化与政治近代化脱节,俄国政治改革紧随其后,与工业化紧密相联,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明末清初江南艺术市场与艺术交易人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商业经济的繁荣,催生出艺术市场的繁荣,徽商收藏家和书画交易人的活动空前活跃。一时间,苏州、嘉兴、杭州等地成为江南地区艺术品集散的重要地区。尤其徽州地区,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至明末及清初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艺术市场。艺术市场的繁盛,自然催生出了一批徽商收藏家,也由此诞生了一批书画交易人。江南地区的有些书画交易人同时也是北方鉴藏家的眼目,这样也使得南北艺术品交流逐渐频繁起来。     

明清官窑大器发展的四个高峰时期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官窑陶瓷大器,体积硕大,质地精良,无论品种和造型均居世界之首。长期以来由于胎厚体重,搬运困难,再加上出于文物安全的考虑等多方面原因,这类器物多深藏宫中,极少公开展出,研究工作相对滞后。故宫收藏的陶瓷大器基本囊括了明、清两代所有陶瓷大器的造型和品种(外销瓷除外)。本文通过对院藏大器的认真梳理,阐述了大器发展的历史原因及其在明清宫廷中的主要用途,并将大器的发展归纳为四个高峰时段,列举了各个时段的代表作品。作者指出,大器的生产虽然与中小件宫窑瓷器同步,但是由于耗费巨大,与封建国家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它的烧造不仅直接地反映出景德镇瓷业的兴衰,而且也与封建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步。     

20世纪30年代江南市镇的经济社会实态——以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

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市镇诞生,中国步入从传统到近代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到20世纪30年代,朱泾镇在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近代因素,由于30年代农村经济的凋敝,市镇失去了发展原动力,朱泾经济依然是传统经济结构的延续,鲜有突破。可见,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转型不是同步的,社会经济的转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艰难性。     

新旧并存:近代江南农村金融实态管窥

近代上海崛起后,以其为中心的江南城乡间的金融联系明显增强,一些新的金融业开始向江南农村伸展,江南农村金融实态因此呈现新旧并存的特征。     

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

对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进行探讨,是从城市地理学与城市社会学的视角所作的历史研究.从其内部分区的人口密度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北京城市在空间上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且在不断变化,而这些特点和变化又分别体现在该时期北京的商业空间、居住空间和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空间等方面,由此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和全面地了解明清北京城市的发展程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省农村扫盲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农村中文盲半文盲普遍存在的现实难以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开展大规模的农村文化教育势在必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山西省政府对农村扫盲工作高度重视,通过积极的宣传动员、有效的组织管理以及灵活多样的学习形式,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优秀人才。由于农村扫盲受到时代与环境的限制,亦存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学习形式僵化等局限性。     

民营江南铁路的修筑及运营评述

江南铁路是民国时期一条经营颇为成功的民营铁路,也是安徽南部地区联系江浙、上海地区的重要通道.它的路线规划、资金筹措和经营模式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只是受战争影响,其运营不得不长时间中断.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

对新砦遗址的重新发掘,发现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三叠层,确认了新砦期的存在,再次证明二里头文化是在当地龙山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新砦期即使不是最早的夏文化,也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新支点。     

太湖以东的水利、水学与社会(12-14世纪)

北宋后期,官府对太湖以东地区的治水由通盘整治转向局部开江,并进行圩田开发,这一治水策略在南宋到元代继续被沿用,官方默许地方加速围垦,并逐渐放弃大浚吴淞江的工程,而在吴淞江东北、东南两翼开浦。最后,太湖以东形成以东北泄水为主导的总体局面。南宋至元代官方的水利经营,实质上成为官府与富户之间利益妥协的结果。随着不同时期水利开发重心的转移,太湖地区水利学说的重点也随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