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位一体”的全局观编排城市区志框架结构

范洪涛在《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国家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转变。第二轮志书编纂必须以“四位一体”观念从宏观高度来精心编排城市区志框架结构,要重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领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和有分有合的新特点。以“四位一体”观念编排篇目,     

科学发展观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差异与协同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两项决策无疑是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侧重于经济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不可否认,二者存在有明显差异,但其本质是一致的,二者关系的实质是发展中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内在统一。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四位一体”的全局观编排城市区志框架结构

国家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转变。第二轮志书编纂必须以“四位一体”观念从宏观高度来精心编排城市区志框架结构,要重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领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和有分有合的新特点。同时,要在继承前志基础上从新、精和深方面下功夫,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深入分析区情变化和特点是能从宏观和微观结合上全面体现“四位一体”观念的前提。     

上海及周边地区特色旅游开发经济效应研究

本文认为旅游业发展的经济效应包括初始效应、间接效应、宏观效应。宏观效应已得到应有的重视。从初始经济效应来看,上海发展旅游业应重视中等收入层次的需求。从间接经济效应来看,上海及周边地区作为客源地,有“先富”帮助和带动“后富”的作用;作为接待地,旅游者的消费也就是接待地各部门的收入。但目前的统计资料没有全面反映间接经济效应。只有重视旅游业对经济的推动效应,加强其他行业与旅游业的联系,旅游业带动各产业发展,产业关联度高的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各行业也就能从旅游业的发展中得益。     

“国进民退”的危害和根源

回顾2009年的我国经济,不禁产生喜忧交加的感觉。喜的是在短短一年内就克服了世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继续保持了市场的稳定和社会的繁荣,使国民经济转危为安;忧的是加快了“国进民退”的步伐,扩大了国民经济中的垄断成分,削弱了民有经济,损害了市场经济,导致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倒退。“国进民退”,将作为2009年经济领域的主要特征,写入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早期驻外使节对晚清经济变革的贡献述论

作为较早步出国门的官僚士大夫群体，早期驻外使节在晚清社会变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经济变革，他们提出了涉及面极广的振兴商务的思想。其中对修造铁路、开采矿藏两项内容尤为重视，再三强调；还提出了改革税则、企业商办等具有新色彩的见解；这些思想一方面是洋务派“求富”思想的补充和深化，一方面反映了经济思想新动向，成为维新派经济思想的先声。早期使节还为民用企业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做出了特殊贡献。使节这些得益于其独特的身份地位及走向世界、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经历，给人们有价值的启示。     

人口高龄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人口从战前的“人生50年型”转为现在的“人生80年型”,并且正向“人生90年型”迈进。高龄化社会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已形成影响,这是值得重视的。一、日本人口高龄化的趋势依据联合国的规定,65岁以上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7％时,该国就进了高龄化社会。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1970年为7.1％,1995年为10.3％,2000年将     

日本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面临的困境

“东亚共同体”构想是一度作为东亚经济牵引车的日本酝酿已久的重大经济外交方针,但这一构想却因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而在实践中举步维艰。日本亚洲认同意识的摇摆不定、东亚地区政治安全机制的匮乏、对美优先的经济政策方针和东亚区域经济结构性障等都成为束缚日本推动“东亚共同体”构想的重要羁绊,束缚着日本“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

50— 60年代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是以禁运战略物资为主 ,从 70年代开始 ,转向以限制高新技术转让为主 ;1 979年《出口管制法》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完成。在“缓和时代”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追求的目标是 ,以有限发展东西方贸易换取苏联的政治让步。在“新冷战”时期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将打击对象从中国重新转向苏联 ,更重要的是将高新技术转让限制作为迫使苏联“改变国内政治”的重要手段     

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及其经济适应分析

论文分析了我国朝鲜族赴韩跨国人员流动的背景因素和在韩朝鲜族经济适应的阶段性发展历程。认为我国朝鲜族的赴韩流动贯穿于“淘金梦”,在赴韩流动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将身份认同作为跨国社会适应的一种策略,其中的经济意义远高于政治意义,其经济适应经历了从“边缘拒斥”到“族裔联结”再到“多点延伸”的过程。回顾朝鲜族赴韩跨国流动及其经济适应经历,不变的是“他者”身份与中华文化认同,变化的是“工具理性”与流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