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思想超前发展述论

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晚清政治思想的重要特点.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见严重,传统的政治文化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无能为力,于是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向西方(包括甲午后的日本)学习要求.相比较而言,政治思想的学习远比社会经济变革来得快.近代政治思想的超前发展带动了社会变革.但是,不是建立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的近代政治思想缺憾甚多,并给晚清社会的变革留下若干负面影响.     

晚清士人世界弱国历史撰述的学术价值与特点

晚清士人对世界弱国的历史撰述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在国别方面,他们开创了中国人对埃及史、波兰史等国别史的历史记载;在时段方面,他们的视域扩大到古罗马、奥斯曼帝国早期史;在问题方面,晚清士人解决了许多困惑国人几百年的问题,比如佛教在印度的衰亡问题就是其一。晚清士人摒弃了以自我为核心的天下朝贡体系观,逐渐向民族国家过渡。在撰述列强侵略殖民地历史时,他们能识破列强的话语陷阱,从正反两方面分析,有较强的整体感和格局感。无论写强国还是弱国,他们的根本目的还是政治诉求,一些弱国史撰述并非实事求是,而是为了政治诉求的重构。纵有重构,弱国史撰述还是为了中国走向复兴服务,结合本国国情,探索出一条在本国各阶层、各族群拥有最大公约数的改革路径。     

晚清政治与新史学

晚清政治的变革对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挽救民族危亡的意识和政治启蒙的需要唤起了史学革命,以民主为指向的政治文化为新史学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政治改革不仅为新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开辟满族史研究的新视野——读(美)路康乐著《满与汉:晚清到民国初期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

美国学者路康乐所著<满与汉:晚清到民国初期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一书,运用"民族-社会"的视角,着重分析了清末民初政治变革背景下,满与汉、君与臣、维新派与保守派以及立宪派与革命派等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博弈,以及满人社会生活及满汉关系的演变,从而开辟了满族史研究的新视野.该成果有助于推进满族史的研究,并深化学界对清末民初民族关系与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互动作用的认识.     

晚清中国政治转型与公民教育思想的兴起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中国开始出现全面政治危机。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各领域相继产生了以自强御侮为主要目标的革新运动,公民教育思想的兴起即为重要代表之一。作为一种政治性极强的教育理念,源于西方的公民教育思想在晚清中国的生成,固然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向近代转型的必然结果,但却更体现了当时中国学习西方、改造国民性及国家建构等多重政治诉求。政治转型因素对晚清公民教育思想兴起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不但使得这种公民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有着政治性大于社会性、工具性大于价值性等教育救国性质,而且使其在基本内涵及时代特征等方面都与西方原生性公民教育思想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差别。     

深思放胆有新篇--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

从总体上较系统地论述晚清政治革命的著作,在近年来的出版物中是相当少的。这跟晚清政治革命史一直是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不无关系。旧题新作,难度自然不小。唯其如此,郭世佑先生4O余万字的近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简称《新论》）的面世,颇令人注意。而读毕《新论》,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解放,视野开阔,不但在历史观上、在近代政治革命史的宏观问题上,不回成说,大胆提出了一系列颇富新意的见解;而且在微观研究中也做了扎实细致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清末政教论与宗法社会的史学语境

宗法社会的讨论是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晚清学人研究这个问题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及政治语境;因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所驱使,近代学术与政治密不可分。康、梁的政教论既借鉴严复等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方面的学理,也糅合国学传统中的公羊三世说。就晚清参与讨论者而言,诸如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等,大多兼有政治家、学者双重身份,他们议学兼论政,探讨西方社会的历史或中国古代历史等以探究学理,其话语中趣旨往往指向现实政治。     

曾国藩的“矛盾心态”浅析

曾国藩是晚清一个颇具争议的悲剧性人物,阶级与时代的影响、传统与近代的争夺,造成了曾国藩的历史双层性格。他既是传道求仁的"理学家",又是杀人如麻的"剃头匠";他有保国保皇的政治忠诚,但迫于局势又不得不师夷西方;"自强御辱"的理想可以激励他成就内政方面的伟业,但天津教案中"力保和局"的现实却不能帮助他逃脱民族纠纷的大劫。曾国藩的矛盾思想和心态是那个政治与民族文化心理都很滞后的时代的产物。他的悲剧,是晚清士大夫阶层中有识之士的群体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论晚清军队私人化的肇始、发展及影响

鸟瞰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军事上的异变着实牵扯了一代政局,尤其是自湘军而始的军队私人化问题,给以后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障碍。清政府在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先后采取了裁湘留淮、编练新军等举措,但在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导下,清政府不仅没有收回中央的军政大权,反而使淮军和新军的军队私人化问题向更深程度发展。晚清军队私人化问题导致国家权力的地方化、碎片化和洋奴化,使中央政府丧失了整合政治资源、推动改革进程的能力,最终走向灭亡,并直接导致了近代军阀割据的政治形态。     

公羊学说与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长时间以来,有关今文公羊学说在晚清时期所导演的一幕幕活剧似乎已被人淡忘,这是学术研究的一大缺憾。历史事实是,在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对公羊学说改造、发展,回答了民族危机时代的紧迫课题,批判专制,倡导改革,并首先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至19世纪末,康有为进一步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民主共和(太平世)"的新"三世说",成为发动变法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进步的公羊学说与有识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相激荡,有力地推进了晚清时期全国民众的文化认同。这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具有新鲜活力的公羊哲学观建立的功绩。在今天,公羊学说对于巩固伟大祖国统一和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仍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此即研究本课题的理论价值所在。     

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史观

刘向刘歆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著《七略》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其中关于十家九流的区分,推尊孔学,视儒道为最高的观念,所提出的《易》为五经之源的哲学观,诸子相反相成说,诸子出于王官说等,都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今人进行古代文化研究,仍然具有理论价值。     

《太平御览》引“唐书”之性质考论

宋代类书《太平御览》所引"唐书",对于校勘整理《旧唐书》及其它唐史文献,都有重要价值,但是对其所属性质,各家说法不一,或认为都属刘昫《旧唐书》,或都属唐代旧本国史实录,或认为两者都有。由唐代各种文献和宋人校勘整理的实际情况看,"唐书"应当是一个通名,既包含了《旧唐书》,也有唐国史实录、《通典》、《唐会要》,甚至唐代杂史笔记的内容在内。对于"唐书"性质的考察,还可以进一步深入为对整部《太平御览》征引前代文献的考察,从而进一步认识北宋馆阁校勘活动的特点及意义。     

世界历史整体研究的可喜成果——读李植栴著《20世纪世界史》

20世纪的世界已是一个整体,各国各民族都是世界整体的各个局部,各个重大事件都是世界历史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不应孤立地考察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一国家的命运,而应从世界整体历史的角度,去把握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李植栴主编的《20世纪世界史》的突出特点,就在于整体研究。但该有所忽视的是,世界历史整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论辛亥革命前刘师培的新史学

该文结合清末学术史发展的背景,探讨了刘师培的新史学探索工作,这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是新的"以字诠史"方法之使用,二是对史学体例的改造,由此而展示了他对晚清史学革命的贡献.     

宋代中央客馆制度

宋代在京城设有都亭驿、都亭西驿、同文馆、礼宾院、怀远驿等中央客馆作为馆待周边各族朝贡使节的馆舍与机构。诸客馆不仅是各族使节居住的场所,还是周边各族与宋进行经济贸易的场所及周边各族了解华夏礼仪文化的场所。中央客馆制度是宋对入京的周边各族使节接待与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和发展宋与周边各族的关系起着积极的作用。     

明清学者论《旧唐书》署名问题辨正

《旧唐书》成书时,刘昫刚任"监修宰臣",于是《旧唐书》也就署名为"刘昫等纂"。不过这并非刘有意掠人之美为己有,而是当时的官方修史制度使然。明代中期以后,一些著名学者对《旧唐书》的这一署名形式产生了种种疑问,涉及到欧阳修的史德、刘昫对《旧唐书》编撰的贡献,以及《旧唐书》编修过程中的其他一些问题。但考察唐朝五代时期官方史学的发展实际可知,这些学者的论述皆有粗疏陋略乃至根本错误的地方,刘对《旧唐书》的编撰成功,起到了他作为第三任监修官的应有作用,《旧唐书》的署名形式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刘"这一名称,已经不再只是代表他个人,而实际上成了《旧唐书》纂修队伍集体力量的代名词,成了《旧唐书》的代名词。对中国古代其他官修史书的署名情况,也必须作如是观,才不致被迷惑。     

论刘锦棠出任新疆巡抚之原因

18 8 4年 11月 ,新疆开设行省 ,刘锦棠被清廷任命为新疆巡抚。刘锦棠之所以成为首任新疆巡抚 ,本文认为从客观上说 ,当时清朝统治者已严重依赖于汉族地主阶级 ;从主观上来看 ,是因为刘锦棠率军收复新疆失地 ,立下汗马功劳 ,他又曾参与新疆善后事务 ,而最重要的是 ,刘锦棠当时最了解新疆的实际 ,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新疆建省方案。     

试论新疆与中亚民族、文化多元融合性特点及其差异

章对新疆与中亚民族、化融合的特点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处于几大明之间,中亚地区成为不同种族、民族融合的舞台,民族的复杂化和化的多元化使这里从远古至19世纪在经济上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大多数时候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在民族发展进程中表现为整体上伊斯兰化、突厥化的同对,近代各个民族也在孕育之中。     

The Lore of Liu An and the Authorship of the Huainanzi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 issue of the Huainanzi's authorship by exploring how it was related to the Liu An lore emphasizing him as a talented writer. Beginning with a re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author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article first examines how Liu An as the author of the Huainanzi functions as the ke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in previous scholarship. The article then moves to investigate the materials relied upon by previous scholarship in defining Liu An as the author of the Huainanzi. The investigation reveals the conflicting messages in different sources regarding when and how Liu An was hailed as a talented writer, what the neipian would likely be, and whether or not Liu An presented the Huainanzi to the Han court. Finall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formation of the Liu An lore, in which he is portrayed as a prolific writer especially associated with esoteric writings of the time, and argues that it is this Liu An lore that has defined the Huainanzi's authorship.     

关于边疆跨国民族地缘冲突的动因与和平跨居条件的思索

本首先重点归纳了处在独立运动中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和西方现代明国家中的三类国际民族地缘冲突,并取典型的个案进行了研究,论证了中国跨国民族能和平跨居与其主流明底蕴的关系,指出发展跨国民族和平跨居必须在不同明碰撞中吸收一切人类明之长,如美国的民族自然淡化政策,中越边境的民间主导型跨国民族自由交往模式等;同时必须争取地缘和平与明共存,建立综合安全体系,特别是“化安全保障”,遏制政治亚化的变异,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