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卜辞中的“■”与“才(在)■”

殷墟卜辞中常见"■",其句式结构为"氏名+■",内涵意义可为军事组织或聚落单位,有时可单指个人,即作为某长官。"才(在)■"为出组卜辞中独特的用法,仅作为指称地名之用。商王经常"才(在)■"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甚至包含周祭,亦有"才(在)■"打猎的记录。"■"通常散布在离王都较远的近畿和边域内。     

甲骨文“瓠”“瓢”“卣”考辨

甲骨文■三种形体不同之字,前辈学者考释其为卣字的繁简之异。然三字所从文字偏旁有异,在甲骨卜辞中的语境和用法完全不同,说明这是三个有相互关联、而字义完全不同之字。把三字所从■偏旁与自然界实物对比后发现,■尽管形态有异,但它是匏(匏、葫芦)的象形文字。从瓠从皿的■字,是葫芦瓢漂在盛水器皿中之形,它是瓢的会意字。从瓠从倒立庐形的■字,殷商时期其材质由木质转变为青铜,盛放专用鬯酒,是为卣字。对瓠、瓢、卣三字的考订,证实了文字形体的细微差异与甲骨文字义关系密切的观点。     

“河南”考略

本文所述“河南”,是指今广州市海珠区人口最集中、经济最繁荣发达的主要地区。不少人以为河南就是海珠区,海珠区即河南,把河南同海珠区划上等号。其实非也。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可得从头说起。     

释甲骨文中的“秉棘”

甲骨文中有秉棘一语,以往对棘字不识或误读,影响了对卜辞的理解。本文通过对棘字的考释,指出秉棘乃手持酸枣树的枝条之意。秉棘的目的是为了驱鬼。以棘驱鬼作为巫术之一种,有着久远的来源和很强的延续性。通过对卜辞秉棘一语的考释,可以窥见殷代巫术文化之一斑。     

“米仓道”考略

汉中盆地位于秦岭、巴山之间,为川、陕纽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易于屯兵聚粮,自古为军事上的后方基地。秦末,刘邦为汉王,都南郑(今汉中市),兴于汉中,扫秦灭楚,而成帝业;三国,诸葛亮屯兵沔阳,以汉中为根据地,六出祁山,北伐曹魏;南宋,吴玠、吴璘兄弟,以汉中为据点,大散关为前哨阵地,抗金数十年,制金兵难越雷池一步;近代,抗日战争,亦以汉中为后方据点,屯兵聚粮,支援前线。汉中在军事上的地位,既如此重要,其交通自不可忽视。     

东汉“市”考略

东汉“市”考略王凯旋“市”,是集中反映商品交换和商业经济面貌的场所。故此,各代政府在正史文献中都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载入。同时,市也集中反映了政治经济领域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本文拟对东汉“市”的诸多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以求有助于认识理解东汉商业...     

“大良造”考略

"大良造"作为秦汉时期重要官职和爵位,历有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证。而论证的重点多集中在其与相邦之关系及相关的职官研究上。对于该官爵的史源性研究相对较弱,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本文拟对"大良造"官爵名谓的形成作重点探究,以原始祭祀中的"神权"向后世的政权转变为主要线索,参照各历史时期、国别等因素,力求还原该官爵的本来面目。     

“福建通宝”考略

福建人民推翻封建王朝统治光复之初,革命军政府所铸的“福建通宝”有孔圆钱,系福建省历史上最后一枚手工铸造的铜币,也是闽钱中的珍品之一。故考略如后: 一、版别“福建通宝”面文家体,对读。背文穿上下为“一文”或“二文”,以示币值;穿左为     

晚清官员口中的“国情”

<正>关于官员对社会变革的态度,鲁迅先生有个非常精辟的论断:搬一把椅子都会流血。鲁迅经历过晚清和民国,他的沉重总结里饱含着对现实的深刻体察。     

(囦丮)卣銘文補釋

本文在學者們對(囦丮)卣銘文的已有的研究基礎上,提出兩個觀點:一、認爲銘文首段記録的"伯氏"讓(囦丮)自己從"庶人"中挑選六家當作他的"僕",並不是把身分爲自由民的庶人抑爲"僕",這裏的"庶人"是指西周貴族所役使的被征服之族中原來的庶人,也就是大盂鼎銘文"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中的庶人;"僕"跟"馭"性質相近,他們在被役使者中的地位高於庶人,所以銘文把從庶人中選僕稱爲"興","興"跟《周禮》所説自鄉人"興賢者能者"之"興"同義。二、銘文中的"大宫"應指倗伯,倗伯應是(囦丮)的大宗宗子,"伯氏"則是(囦丮)的小宗宗子;依照宗法所有制,倗伯認爲的伯氏擅自賜(囦丮)以僕是不合法的,所以在帶(囦丮)護送周王時請求周王這個全國最大的宗子在名義上賜(囦丮)以僕,使這件事合法化。     

“鹭江”号游艇考略

<正>在厦门市博物馆门前广场东侧陈列着一件珍贵的大型文物,它就是"鹭江"号游艇。"鹭江"号游艇作为入藏厦门市博物馆的现代文物,见证了厦门改革开放的历史,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历史上具有极其特殊的价值。一"鹭江"号游艇为钢质、横骨架式全焊接结构、前倾式艏柱、方艉、双螺旋浆、双舵、双柴油机推进的专用交通艇,艇身总长24.6、总高9.8、设计水线长23.2、型宽5.6、设计水线宽5.3、型深2.4、吃水1.3米,总吨     

“大朝”文物考略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至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宣布国号“大元”以前,这60多年间蒙古汗国的国号为“大朝”。由于立国时间短,且蒙古汗国流动性大,所以大朝流传下来的文物极少。本文对大朝文物进行了搜集、整理与重点考证。     

罗马“债务奴隶制”考略

罗马“债务奴隶制”考略杨共乐债务问题一直是罗马早期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债,拉丁文为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最初是指保障履行义务的法律约束,后来人们也用它表示负债人的义务。法学家保罗指出：“债的本质不在于我们取得某物的所有权或者获得役权,而在于其他人必...     

兩晉南北朝“皇太弟”考略

<正>如所周知,自周代確立嫡長世及制以來,中國古代皇(王)位傳承以父死子繼爲合乎制度的、主要的模式,一般預建爲儲副、待先皇駕崩後繼承帝位者,從制度上而言應是皇帝之\"嫡長子\"即所謂\"皇太子\";儘管在現實政治中因爲種種複雜原因,繼位者未必爲嫡長子(有時甚至未必爲子),然而父死子繼的合法性,無論在帝國的政治、儒家的理論還是在社會的輿論、民衆的觀念中,都得到普遍的承認。但是,歷史總有例外。作爲皇儲的名號,除普遍性的屬於父死子繼範疇的\"皇太     

清代“议政处”考略

清王朝从入关前至乾隆年间一个半世纪的期间内,曾有过一个重要的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由于这一机构的非正规性,因而它与嘉庆以前的军机处一样,在按官衙分载典制的官修政书——《大清会典》中根本没有记述,其他政书如《皇朝通典》、《皇朝文献通考》等的职官部分,也无记载。因此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它只是一种议政制度,而无衙署即办公处,不属国家机关,一般论著在提到它时,也多称之为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而不象对内阁、军机处那样以机关名称称之。究竟有无衙署,不仅关系到对这一重要机构本身的性质,规制及其行政的认识,而且关系到对清前期清廷中枢系统行政状况的研究,因而有必要对它进行考证。     

“丹阳铜”产地考略

“丹阳铜”产地考略郭怀中汉“丹阳铜”闻名全国,时人称之为“嘉铜”、“善铜”。但是,由于时代变迁,“丹阳铜”究竟产于何地,迄今尚无定论。本文对此略作考证,以抛砖引玉。一位于今皖南的汉丹阳郡故地①,当时是我国重要的铜矿产地及冶炼基地之一,盛产嘉铜。据《元...     

北魏后期的“道”考略

北魏后期,国家开始设置“道”。这种“道”,实际上是为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规定的活动范围。因此,北魏后期“道”的设置是与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的任职联系在一起的。由这种设置特点所决定,“道”成为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活动的特殊区域;“道”的设置具有临时性,其存续时间与大使、征讨都督与行台的任职相联系;“道”规定的区域范围是不明确的。至北魏末年,行台的设置开始具有地方官化的趋势,其明显表现是多以州刺史和都督诸州军事兼任。因而,与这些行台的任职相联系的“道”不仅设置的时间延长,并且具有比较明确的区域范围,实际上成为一种不稳定的行台区。这种不稳定的行台区,正是东魏、北齐稳定行台区产生的前提。     

“二居”生平艺事考略

居巢、居廉在近代岭南画坛上并称“二居”。居巢为居廉的从兄,同时也是居廉艺术道路的导师。他们二人创造与发扬光大的撞水、撞粉之法在近代岭南画坛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今,每当人们谈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创立的“岭南画派”时,几乎总要提到高剑父、陈树人的启蒙老师居廉,并由此上溯到居巢;在谈论19世纪末广东的美术状态时,也无一例外地要提到“二居”。他们所高扬的没骨花鸟画传统几乎主宰了广东画坛一个世纪。关于“二居”研究,笔者已撰过多篇专文讨论其艺术风格及其影响,在此则仅就其家世谱系、交游、“二居”在广西、东莞等地的艺术活动等生平艺事作进一步考证。     

鄂海任“陕西总督”考略

据有关史料记载,清康熙朝重臣鄂海曾任“陕西总督”一职,但《清史稿·鄂海传》、《八旗通志》、《清史列传》、《满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征》等鄂海传记均载:鄂海,温都氏,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鄂海由云贵总督移督川陕。六十年(公元1721年)五月,鄂海办理军前粮饷而以四川巡抚年羹尧代为总督。事实上,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允任抚远大将军,指挥西部对策妄阿拉布坦的战事。因军机紧要,康熙帝特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而鄂海由四川陕西总督改为陕西总督。这一过程是鄂海的以上五种传记所忽略的。据《清圣祖实录…     

章太炎“七被追捕”考略

章太炎在1906年7月说过：“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但究竟哪七次追捕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翻阅史籍,寻根追源,梳理出章太炎先后七次被清廷追杀那惊心动魄的史实。一捕章太炎甲午战争以后,1896年春章太炎因十分钦佩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的“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疾呼变法维新,故而赠币16元报名加入强学会。1897年1月,又应梁启超、江康年之邀,赴上海任《时务报》撰述,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直保护》等文,猛烈抨击清皇朝的腐败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