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筒形卣研究

筒形卣是青铜卣中形式较为特殊的种类,流行时间很短,发现数量也很少,但在周初青铜器中的地位却不容忽视。以往的学者在青铜卣的研究中对筒形卣多有涉及,重要的如陈梦家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对青铜卣型式的系统研究中,将筒形卣列为单独的型式,在其下虽只有寥寥数十字,但有许多看法至今仍很值得我们借鉴;朱凤瀚先生将卣分为九型,其中筒形卣被归人H型中的b亚型,并注明为西周早期器;王世民等先生在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中将卣分为三型,在长颈壶形卣和扁圆体罐形卣之后即为筒形卣,也指明了筒形卣属于西周早期这一年代特征;卢连成、胡智生先生的研究中也曾对筒形卣的年代与分布地域进行过大胆的推断。     

河北省文化局收得一件有铭文铜提梁卣

河北省文化局于1964年12月,收购了一件有铭文的提梁卣,现已拨给省博物馆保存。此器发现于束鹿县,现介绍如下:     

瑰伟奇谲 郑州洼刘西周贵族墓组青铜器赏析

<正>青铜卣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盛酒礼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以后在中原地区基本不见。商周青铜卣分布范围甚广,常出土于规格较高的贵族墓葬之中,用于盛放古人祭祀时所用的一种叫作秬鬯的香酒。《尚书》、《诗经》、《左传》等先秦文献中都有周王赏赐诸侯"秬鬯一卣"或"秬鬯二卣"的记载。甲骨卜辞之中也多见"鬯三卣"、"鬯五卣"之说;     

洛阳东郊西周墓出土芮伯卣及相关问题探讨

目前所见芮国青铜器的年代集中在西周中期到春秋早期,洛阳东郊西周墓出土的芮伯卣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芮国青铜器,与芮伯卣同墓出土的还有青铜大口尊。本文通过这一卣尊组合,及与相关铜器的比较研究,认为其年代在昭王时期或可早到康王晚期,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芮姞簋年代一致。芮伯卣之芮伯与芮姞簋之芮姞不可能是《尚书·顾命》芮伯或夫人。芮伯卣可能是从陕西陇县、甘肃崇信汭河流域及邻近地区流转到成周洛阳。     

虎卣新论

虎卣即著名的青铜虎食人卣。器表是一组龙、凤、虎相斗的纹饰,人是御龙的珥蛇践蛇神,神人面对虎表现的是戏虎、弄虎。虎卣的装饰象征狩猎、治兵、敬奉山川。     

故宫博物院藏(弋卩)其三卣笔谈

学者间对(弋卩)其卣三器之真伪问题每多聚讼。李棪斋先生《晚殷(弋卩)其卣三器考释》一文论之最详。而于三器之定名,李学勤及孙稚雏两先生均注意及六祀(弋卩)其卣之作器者为作册“”,故以为宜改称“隻子卣”,所论至为恰当。然一般学者已习惯(弋卩)其三卣之称谓。今后对三器之称名,不妨自我调整。 二祀及四祀(弋卩)其卣两器,除盖、器有“亚獏,父丁”对铭外,二祀卣外底另有铭文37字。四祀卣外底则有铭42字。铭文出现在器外底虽非绝无仅有,然确属鲜见。且两器亦经修补,故引起不少有关三器真伪之讨论。     

两件四瓣目纹卣

正山西公安机关破获一起文物犯罪案,追缴回来两件很有特点的青铜卣。两卣一大一小,形制纹饰与铭文均相同。卣整体为椭圆形,有提梁。鼓腹、圈足下接平台。提梁上饰四个带有齿形目纹的兽首,盖钮盘蛇状,顶部饰四瓣目纹,下为以兽首为中心对称的两组屈膝的水牛纹,盖缘饰卷首折身的夔龙纹。口沿下饰兽首为中心对称的两组屈膝的水牛纹,腹部为四组四瓣目纹,中间以菱形凸起间隔。圈足饰两组一首双身的夔龙纹。大卣通梁高40、口长16、口宽12厘米,重6.4千克(图一)。小卣通梁高32、口长12.3、口宽9.5厘米,重量3.6千     

商周之际的凤鸟纹卣——从孝民屯到石鼓山

凤鸟纹卣的形制演变表明,晚商时期安阳郭家庄M160卣和宁乡黄材出土的戈卣是其前身,而其更早的源头还在殷墟文化时期的兽面纹短轴提梁卣。通过比较年代明确的晚商和西周早期凤鸟纹卣,我们可以梳理出该类卣装饰风格以及一些细部的演变,明确西周早期青铜器夸张的风格。以这些认识比照安阳孝民屯铸铜作坊相应的陶范,可定位出陶范的年代属于西周早期。若如此推测成立,则对孝民屯铸铜作坊性质的理解提供了新的线索。     

吉金类系——海外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一):虎卣

虎卣(或称虎食人卣、乳虎卣)为形制大体相同的两件青铜器,分别收藏于法国的池努奇(Musée Cernuschi)博物馆和日本的泉屋(Sen-oku)博古馆。这两件卣因为人虎合体的造型、铸造精良的工艺以及可能为一对器     

商周时期纵置提梁铜卣研究

<正>本文所言的纵置提梁铜卣,指的是器体呈椭圆形、提梁方向与最大腹径方向垂直的铜卣。商周时期的纵置提梁铜卣,由于数量较少且发现或保存地点较为分散,虽然以往曾有学者简要提及,但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目前所知的商周时期纵置提梁铜卣的型式与年代、起源与功能、时空分布特征及背景原因、使用者身份等级等问题进行探讨。一型式与年代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知考古发掘及传世收藏的纵置提梁铜卣共46件,其中考古发掘品13件,未经正式考古发掘但出土地点明确     

(弋卩)其三卣铭文新证

(弋卩)其三卣是晚商帝辛时代的青铜器,三卣均铸有铭文,内容涉及商代礼制与宗教活动,非常珍贵。关于三卣的真伪,旧有争论。但是从铭文字体和内容看,绝对不伪。下面对三卣铭文略作考证,仅限于笔者学力所及,凡不认识的奇字,不强作解说。     

介绍几件从废铜中检选出来的重要文物

解放以来,湖南省从废铜中检选出大批的珍贵文物,现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件,介绍如下:(一)商枭卣共两件,是1957年在株州废铜交接站采集来的.卣均作两枭鸟相背立,四足一梁,极其生动,与商周彝器通考图版六四七、六四八所载两枭卣形制,如出一范.一器花纹细密,精美异常,一器虽较简单而形态毕肖.原器盖已失去,经湖南省博物馆修复始成完器.(页29图2、3)(二)西汉杨子赣铭文铜? 杨子赣铜?,系放解前在长沙市东南郊区徐家湾杨家山发现的.器全高20、口径14、腹径25厘米.器盖和器口边沿均有"杨子赣家铜?盖并重十六斤"和"杨子赣家铜?容三斗有盖重十六斤"等铭文,器内贮有粟米.     

湖南商代青铜容器的动物纹饰与祭祀文化

湖南是南方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且不乏举世闻名的重器,如人面纹铜方鼎、四羊铜方尊、象形铜尊、猪形铜尊、牛形铜觥、凤乌纹铜“戈”卣、“癸举”铜卣、鹗形铜卣、牺首兽面鱼纹铜罍、兽面纹铜瓿、“皿天全”铜方彝、虎食人形铜卣等青铜容器,显示了湖南青铜器的地方特色与神秘意味。这些青铜容器以尊、卣等酒器发现最多,以动物纹饰为最突出;     

试论殷商时期的鸟兽形青铜酒器

青铜酒器是我国商周青铜器中的重要一类,它的出现可追溯至夏代晚期,在河南省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已发现有爵、等酒器。商王朝建立后,随着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青铜酒器的种类大大增加,出了现觚、、尊、觥、卣、瓿、觯、方彝等新的器类。商代后期,在尊、觥、卣这三类酒器中,除常见的圆形或方形的造型外,又出现了一种模拟鸟兽等动物形象的新形制。     

山西绛县横水M2出土肃卣铭文初探

2005年1月,山西绛县横水M2出土了一件铜卣(M2∶75),器盖对铭。根据器形判断,其时代属于西周中期偏早。根据铭文判断,铜卣器主名"肃"。肃卣铭文共66字,可分为四句话,各为一段。铭文记载了一个西周时期关于降低庶人社会等级的罕见案例,从此案例可以看出西周庶人有人身自由。在任何阶级社会,庶人即自由民阶层都是构成社会的基础,因此这篇铭文的阐释具有特殊的意义。     

湖南衡阳发现商代铜卣

1985年11月,湖南祁东县建工队在衡阳市郊杏花村建房施工中,挖出了一件铜卣及170件玉器。衡阳市博物馆闻讯后派员赶到现场勘查,并收藏了这批出土器物。杏花村位于衡阳市蒸湘南路西侧。铜卣埋藏地点在杏花村后山腰的黄粘土中,土坑距地表深1.8、直径约0.5米,坑内土略呈浅灰色。铜卣出土时内装170件玉器。土坑周围没有发现其他文化遗迹遗物。     

索氏铜器铭文中“索”字考辨及相关问题

1973年,在山东兖州西李宫村发现一批铜器,见有铜卣、铜爵、铜觚和铜刀各一件,其中铜卣盖内与腹底铸有铭文“蜀册父癸”,铜爵腹内铸有铭文“移父癸”。铜卣与铜爵铭文第一个字基本相同,应为同一个字,一般认为是“索”,材料公布者认为器主是《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封鲁所赐殷民六族之一的索氏。本文在重新考释该字的基础上,对与其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论述。     

商代金文字(圭)探微

商代晚期铜器六祀切其卣(下文简称六祀卣)铭文中有一"(圭)"字(Y10.5414①),这个字收录于<金文编>附录下009,未释.此器为商王帝辛时代的标准器,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器盖同铭四行二十九字,器铭少一字.     

录尊真伪再考辨

录尊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真伪迄今仍无定论。容庚曾认为此器乃卣之有铭残底而镶入无字尊内。但这个意见并未得到公认,近年来也不断遭到质疑。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直未公布录尊的X光射线透视照片,学者的讨论多基于对器物外部的观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本文采用版本学的思路,对录尊的收藏与流传历史进行梳理,共勘校十一种铭文拓本,考察其各自产生的时间及彼此的因承关系,发现拓本可以截然分为两类。而只有原器损毁,有铭文的卣底镶嵌到尊内这一过程,才可能导致两类拓本之间差异。     

商周V形卯合设计的青铜器

在商周时期,青铜容器多为多范合铸。有些由器盖和器身组成的器物,盖和器口沿采用V形子母卯合特殊设计,这种设计多见于卣形器。就笔者所知,这种器物不超过14件。它们虽然都是采用V形的扣合,但器口沿下的V形可分为下凹和上凸两种形态。现分类介绍如下。 (一)器口沿下V形下凹的 1.小子乍母己卣现藏英国伦敦史聘父子古玩公司(编号E5008GULX)。器盖及口沿下饰目雷纹,腹饰饕餮纹,圈足饰弦纹两道,圈足前后各有一未贯穿的十字镂孔。器外底有井字形阳纹。盖、器身有对铭"小子乍母己",5字。器身口沿下兽首顶上有V字形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