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有关新四军电文的史料价值

新四军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国民党电文中保存了大量有关新四军的史料,这些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抗战时期新四军的真实状况。分析国民党所留下的相关电文,既有助于铭记新四军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对日作战的光辉业绩,也有助于理解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分裂的真实状况。     

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

国共两党在有关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双方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在这场运动中所受的沉重打击,而甚少关注这场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清党之后,国民党地方党权托付无人,惟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直至抗战前夕,普通国民党员数量尚未恢复到清党前的规模,党员的地域分布与政权的地域基础不相吻合,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战前党员绝大多数出自中等以上社会阶层。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而是网罗社会各界原有的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考察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有助于我们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失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     

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覆灭

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都曾不可一世,在抗战中也都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在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中,他们都先后覆灭于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下。回顾“五大主力”的覆灭史,不得不叹服“得民心者得天下”!     

国民党开除党籍现象述论

本文对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国民党内频繁发生的开除党籍历史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分析。作者认为,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发展、党内权利之争和蒋的独裁内战政策等是其开除党籍事件发生的原因;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具有发生频繁、范围广、级别高、数量大、被开除者不承认被开除之处分、开除党籍的无原则性等特点。     

国民党元老陈其采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陈果夫更被誉为“国民党教父”,他与其弟陈立夫跻身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代表人物之列。谈起陈氏兄弟的起家,人们大都知道是蒋介石为报答陈氏兄弟的二叔陈其美的提拔之恩。在陈家声名最显赫的是陈其美,当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自任总理,陈其美任仅次于总理的总务部部长。     

台湾光复前国民党对台胞的宣传及其缺失——以中央电台对台广播为例

台湾光复前,国民党当局在外交策略上做出了积极应对,而在接收准备,特别是接收前对台胞民心的聚拢方面,表现得有失消极.由于缺乏调查研究和细致考虑,国民党对台宣传给人以大而无当、空而无物之感.台湾民众有的祖国意识淡薄、对正确的台湾历史缺乏了解,有的被国际托管等错误观念误导,有的渴望回归但缺少对克服困难的预期准备,有的渴望更多来自亲人的召唤和关怀……这些在国民党中央电台对台广播中都没有被很好地顾及.国民党未能成功进行民心"接收"的准备,这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就浮现出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国民党派系斗争与浙江“二五减租”运动的兴起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22年间，派系斗争始终伴随着国民党的政治运作过程。派系政治被称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的特色。近年来，对于国民党派系斗争问题的研究，人们注意较多的，往往是派系纷争对国民党统治所造成的弱化效应；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国民党派系斗争对大革命失败后，     

胡适与国民党关系述论

胡适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现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也是“胡适学”的重点问题。从胡适与国民党的早期组织同盟会接触到1949年,两的关系历程大致可分为早期交往、《新月》时期、《独立评论》时期、驻美大使时期、任北大校长时期,其间既有友好合作,又有矛盾冲突。胡适政治思想的两个基本理念,即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能否实现,是胡适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基本准则。     

试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

八年抗战,既有正面战场,也有游击战场。通常的说法是:国民党军队只在正面战场作战,而共产党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场。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军队既在正面战场作战,也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国民党对日作战,既包括正面战场,也包括敌后游击战场。本文拟对所接触的若干材料,对国民党游击战场进行初步探索。     

昙花一现的国民党经济游击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曾经仿效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工队,组建了敌后经济游击队,力图粉碎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阴谋,在经济战线上,打破日伪军的经济封锁,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但由于国民党军固有的劣根性,以及其派系林立、腐败成风的原因,好想法并没有收到好结果。     

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

1937年7月-1938年10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它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起了决定性作用。1938年11月-1940年,虽然日本的侵华政策有了变化,但其军事进攻的重点仍然放在正面战场,因而,正面战场仍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1941年-1943年,侵华日军对中国采取巩固占领区的方针,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从1944年起,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作战逐渐向全面大反攻过渡,中国战场的大反攻,主要是敌后战场的大反攻。     

“国民党教父”魂归家乡湖州始末

在中国近代史上,陈果夫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曾经是国民党“C·C”系首脑,历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汉委员等一系列高职,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系统,可谓权倾一时。他与其弟陈立夫进入国民党权力中枢,把持人事和组织大权,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名的一对兄弟,遂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特殊政治格局。     

民初国民党上层拉人入党现象考论

关于民初国民党,学术界虽不乏专题研究,但尚有不少问题言之不详,须进一步探析.本文拟就国民党成立后为极力扩充党势而强行拉拢当时的政要入党,以组建"国民党内阁"的史实略作考论①,就教于方家.     

国民党内的四大书法家

古人常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己任,并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所以“文艺之道”,对他们而言,仅是“小道”,不足挂齿。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近现代的仁人志士。但自民国建立以来,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党内,不乏有杰出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等,但在党内身居要职,在艺术等其他方面同时也有极高造诣之人不为多见。     

全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

国民党在战后国共内战中的失利．有诸多政治、经济、外交与社会层面之因素,但直接的原因仍应为其军事失利。本文以全面内战初期国民党之军事战略战术为中心,从战争爆发时的国共力量对比、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军事战略和战术等方面,对国民党军事失利之原因作初步之考查与辨析,期使我们对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利之缘由有更进一步之体认。在战争的实际进程中,谁胜谁负并不在于谁不犯错误,而往往在于谁的错误犯得更少,谁改正自己的错误更迅捷。当我们论及国民党军从战略到战术,从指挥到作战,从前方到后方,屡屡犯着同样的错误而不知或不能改正时,我们实际上已经可以判断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究属何方。     

国民党要员后人的落差人生

国民党到了台湾后,对讲究人情关系的国民党而言,名人后代始终要受到较多的关爱,也往往能够因为血统纯正、效忠度高,在优越的环境中被培养。轻易地从政坛拔起。     

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外交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忙于应付对德战争无暇东顾,停止了对华援助,国民党遂冷却了抗战爆发以来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将其寻求外援的对象转向美英两国,美英为加强中国抗战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巨额援助,国民党与美英关系迅速升温,借此国民党积极开展了谋求大国地位和修约外交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抗战时期国民党大别山敌后游击根据地述论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政安徽,建立了以皖西为核心的大别山敌后游击根据地.新桂系借鉴治理广西经验,结合敌后抗战实际,加强根据地建设,使根据地在敌伪环伺的险恶环境中,一直坚守至抗战胜利.大别山敌后游击根据地在抗战中发挥了一定的战略震慑作用,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打击了日军有生力量.但由于国民党政权自身的局限性,根据地内党政协同不够、派系斗争激烈和民众动员工作的有限性,使根据地未能持续发展壮大,逐渐走向衰微.     

国民党战时民众工作失败的历史考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视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形成以军事委员会统辖全国军民作战的战时体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同时,接管了战时民众工作指导权,这意味着军队开始参与党部和政府负责的民众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的初衷是统一管理战时政治工作及民众工作,综合领导各方力量抗战。然而,由于军队、党部和政府各方对职权互不相让,无法实现党、政、军的结合。国民党主导的民众工作多头开展,相关各方互无联系,甚至矛盾频发、互相拆台。究其原因,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和派系纠葛直接影响到相关各方的职权划分和工作展开,加之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忧虑与恐惧,导致其主导的战时民众工作成果有限。     

国民党元老管教“官二代”

吴稚晖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政治家、教育家,在国民党政界享有极高的威望,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政要对他都特别尊敬.作为政治家的吴稚晖,其功绩早已为人所熟知;其实,作为教育家的吴稚晖,其贡献也同样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