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实际上从1973年就着手进行了。党的"十大"以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组织筹备四届人大工作。召开四届人大,表明准备结     

周恩来在1966年为何强调“因势利导”

一个月内四次公开强调因势利导1966年11至12月,针对"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在不到30天时间内四次公开强调"因势利导"。11月19日,周恩来出席谷牧主持的工交座谈会,在讲话中把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大家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因势利导,挺身而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毫无抱怨。11月27日,周恩来在中央负责人集体接见外地来访师生和群众的大会上讲话,指出目前形势"是大     

周恩来邓颖超给淮安的几封信

正在淮安区档案馆,珍藏着半个多世纪前周恩来、邓颖超给淮安写的信。人们最熟知的是1956年年底至1957年年初周恩来为了他八婶母的事曾三次致信淮安县人委(县政府)。周恩来的八婶杨氏,宝应县天平大镇人。她嫁到周家时,周家已败落。为了生计,周家的兄弟都已离开驸马巷外出谋生。而杨氏的丈夫周贻奎(字焕臣)因为小时患过重度小儿麻痹症,双腿几乎无法站立,只能常年卧床,自然无法外出挣钱养家,只好"坚守"在淮安驸马巷老宅。     

遵义会议前后的周恩来

<正>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后,以其关键性的努力,作出了他人难以取代的重大历史贡献。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坚定地支持毛泽东不钻敌人口袋阵的正确意见,为开好遵义会议打下了重要基础。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后,国民党主力已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第五次反"围剿"     

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研究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对"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研究中,关于这一方针提出的时间及方针是何时公开提出的、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发言中是否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提出时间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经过梳理史实,"和平解放台湾"方针是周恩来1954年12月初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提出的;在党内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是刘少奇,在国际会议场合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是郭沫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发言中并未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但他在与一些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中表达过中国和平解放台湾的立场;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周恩来于1955年12月23日接见应邀来访的以布兰敦为首的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及其随员时提出的。     

江青夜闯西花厅

江青擅自通知周恩来、叶剑英等政治局委员到钓鱼台"议事",她诬指护士赵柳恩要毒害她,命人摘掉她的领章、帽徽。周恩来板起面孔,面对江青说"你怎么能这样"1972年3月5日晚7时许,江青擅自要秘书通知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汪东兴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到钓鱼台17楼"议事",说出了大事情。待周恩来、叶剑英、江东兴到达时,江青正在纪登奎、张春桥、姚文元面前大发雷霆,指责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毒害她。她要纪登奎找护士赵     

周恩来与外交部“153《新情况》事件“

引子 从１９７２年下半年开始,周恩来领导的批极“左”思潮斗争进入纵深发展阶段,批判实际已超出了原先的范围。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呢。这使得周恩来的种种努力趋于中断。 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１日──在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的 ３天后,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为期１月余的重要会议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３１２人参加。５月２７日,从毛泽东处归来后,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１０次路线斗争问题,要在…     

历史时刻

正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在会后根据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     

周恩来的一次意外受伤与秘密治疗

周恩来的右手再次负伤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陪同下,连续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     

周恩来与池田大作友情的基础

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的会见,是1974年12月5日在北京305医院进行的。这时的周恩来已重病在身,不是他想见的朋友是难以安排会见的。这之前,池田大作对周恩来心仪已久;而周恩来早在60年代初就已开始关心创价学会和担任创价学会会长的池田大作,他指示:一定要想办法建立同创价学会之间的渠道,一定要和他们交朋友。这之后,在池田大作的关心下,创价大学校园内先后植下了周樱、周夫妇樱。周恩来逝世后,池田大作成为在日本乃至     

周恩来与“和平解放台湾”政策

正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提起周恩来,人们会立马联想到他在1927年领导了南昌起义、在1936年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1945年参加了国共重庆谈判、在1949年担任新中国的政务院总理(后改称"国务院总理")、在1954年的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周恩来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外交工作、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往往被人们忽视的一点是——周恩来在对台工作上同样卓有成效,他正是"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提出者和推动者。     

周恩来刮掉美髯会见张学良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在会见张学良之前的活动非常重要,但目前学界对此鲜有研究. 是谁到机场迎接了周恩来 周恩来初到西安,究竟有没有人在机场进行迎接?有关的叙述不仅含糊其辞,而且也非常简单:<周恩来传>说:"到西安已是十七日的晚上了,刘鼎先陪他们到七贤庄一号稍事休息,随后就到金家巷一号张公馆去见张学良."     

第二次“伍豪事件”

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炮制了一个所谓的"伍豪事件"。当时,他们以周恩来五四时期曾用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企图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但这个"脱党启事",完全是捏造的。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周恩来已     

“第三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通告

2008年3月5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为促进周恩来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天津市政府和市委将于2008年春季在天津南开大学举办"第三届周恩来研究国际研讨会"。欢迎各界热衷于     

周恩来与王云五的共识

正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民主人士、出版家王云五在重庆进行了关于宪政的公开演讲,提出了同一个概念——"宪政的先决条件",强调"人民的民主自由"、"地方自治"。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     

周总理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

正今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1周年。在他生前,我曾有幸几次见到周总理,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我目睹了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等中央领导同志不卑不亢应对江青等人的场面。"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召开1973年底、1974年初,全国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批不起来,也批不下去,甚至遭到抵制。这次"批林批孔"目的之一是批周总理;"评法批儒"批党内的"大儒";"评《水浒》"批"投降派",等等,     

父亲笔记涉及的史实

我的父亲黄宛(1918—2010)是心内科医生,1950—1958年在协和医院、1958—1966年在阜外医院、1966年之后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他直接参加过周恩来晚年的治疗工作,并且留下了相关笔记。在父亲的笔记中,第一次出现"总理"是在1967年6月。总理陪同一位来访的总统去上海,     

流产的毛蒋会晤:1942—1943年国共关系再考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关系逐步由合作走向摩擦,前后经历过三次"国民党反共高潮":第一次是1939年12月爆发的山西新军事件;第二次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第三次是1943年5月,国民党准备闪击延安。中共党史著作对此多有叙述,然而往往没有注意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两年多期间,国共关系一度相当缓和,且有过一段较为密切的接触,特别是1942年这一年,蒋介石主动提出要与毛泽东会晤。为此毛泽东多次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希望面对蒋介石会商国共关系,后因周恩来的反对,而改派林彪到重庆见蒋介石。最终双方因差距过大,谈判不了了之。此后不久,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共双方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对抗。     

人民银行和人民币的诞生

1947年12月2日,毛泽东坐在陕北一家农民窑洞的土炕上,收阅一封中央工委董必武拍来的电报:"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邓商议建立银行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工委已同意……"毛泽东阅后,递给坐在桌子对面的周恩来。周恩来看过后说道:"南汉宸意见,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和货币势在必行。"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