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进入“三大“中央局与马林的关系

马林的"三大"笔记,记载了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前后部分鲜为人知的档案,是深入细致地研究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史料.在陈独秀任中央局总书记(或委员长)的"一大"至"五大"时期,毛泽东惟独在"三大"时进入中央局,这和马林对毛泽东的态度不无关系,因学术界尚未涉及,本文尝试作一分析.     

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中国飞行员

正唐铎(1904—1983),湖南益阳人,早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5年奉派到苏联学习,此后在苏联空军工作战斗了28个春秋。1953年回国,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21年10月13日,在法国留学的唐铎被当局以"过激分子""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罪名,强行遣送回国。回国之后,唐铎辗转来到广州找到同乡谭延闿,表达了要学习飞行技术的决心。谭便写了一封信,将唐铎介绍给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仙逸。就这样,唐铎成为飞行学校第一期10名学员     

中共三大以后莫斯科召回马林原因探讨

作为国共合作的首倡者马林,为什么在中共三大以后国共合作从现实层面即将全面启动之时却失宠于莫斯科而被召回?其原因是,马林在对张作霖的评价和中东铁路权益的归属问题上．与苏俄领导人产生了意见分歧;中共三大以后,马林在推动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全面实施国共合作战略方面,力不从心,收效甚微;而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着反对马林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马林与孙中山桂林会晤诸事析

1921年12月23日至1922年1月1日,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三次会晤。在这次会晤的前后过程及会晤的内容上,台湾近年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实纪要》记载的: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桂林晋谒孙大总统文,留桂林凡三日。在这一史实条目下有一段记述文字。记述文字之后,又附录了沈云龙撰:马林的活动。这个附录是摘取沈云龙著《中国共产党之来源》一书的第20至25页。上述史实条目及其记述文字中均有不当,本文拟加以辨析。1.“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桂林晋谒孙大总统文,留桂林凡三日”。(点号为笔者加,以下同。)     

周恩来密晤海明威

正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1899年7月21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一个乡村医生家庭,中学毕业后从事写作。1951年他创作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成功塑造了一位老渔夫不畏艰险,独自一人在咆哮的大海上与一条咬钩的大马林鱼,以及前来抢食的鲨鱼进行搏斗的故事。它写出了人类的顽强意志,写出了人类的坚毅精神,1954年海明威由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为国共两党合作牵线搭桥的外国人

为国共两党合作牵线搭桥的外国人陈新建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历史上曾留下两位外国人的名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是其中之一。人们大都熟知他在＂一大＂上机警果断，从而避免中国共产党夭折在摇篮里，而对他为国共两党合作牵线搭桥的奇特经历，却知者不多。马林原...     

王海平:“白皮红心”的盘江英烈

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位活跃在贵州广西交界处南北盘江望谟县一带、被称为"贵州四大天王"的地方实力人物,他曾经收留掩护过百色起义后的红八军第一纵队余部500多人,并且在抗战中积极支持黔桂边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后被国民党当局在广西逮捕杀害,他就是跟随我党、享誉黔桂边区的历史名人王海平。一、崛起于贵州广西边界的实力人物南盘江畔的望谟县,是贵州最为边远的县份之一,著名的南北盘江在这里交     

日本承认汪伪政府之经纬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但日本当局并未应汪伪政府的要求,当即对其加以承认。同年11月,随着日汪基本条约的签订,双方才正式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当局对承认汪伪政府迁延日久,一方面是要通过日汪基本条约确定在华侵略利益,另一方面认为汪伪政府实力不足,无法借扶植汪伪政府来完成其侵略目标,要"解决事变"仍需进行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重庆工作"。由此,日本当局的政策一直在扶植汪伪政府与加强"重庆工作"间摇摆不定。然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华政治、外交事务主导权上的争夺,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所采取的行动,均影响了日本当局的相关决策,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化。通过考察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经纬,相信对了解日本侵华期间的决策过程会有所裨益。     

胡志明两次“死”在中国的风波

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在其革命活动中多次到过中国,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他曾有两次“死”在中国的秘史,却鲜为人知。 胡志明第一次“死”在中国,是在1933年初。 在此前两年的1931年,胡志明用阮爱国这个名字在我国的广州、香港等地进行革命活动。6月5日,他被港英当局以“苏联派遣特务,到香港进行破坏活动”的“罪”名逮捕关押。1933年初,胡志明在英国律师罗士比参与设计搭救下获释,当他准备前往新加坡继续搞革命活动时,又被港英当局再次逮捕。当时他患有肺病,身体十分虚弱,港英当局准许他进入医院治疗,计划治好病后再行监禁。但胡志明进了医院后,不久便失踪了。     

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中国西藏地方政权及藏传佛教界的接触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这个亚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步西方列强之后尘,开始向外开疆拓土,近邻中国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蚕食的对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当局利用各种手段,从事了一系列旨在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妄图将西藏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亦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其中。然而囿于资料,东、西本愿寺派的这些活动不被大家所详知,迄今亦未见有专文发表。鉴于此,本文利用相关资料,拟就近代日本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我国西藏地方政权及藏传佛教界的接触情况做一考察,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日据时期大连的“金银建”风潮

1921～1923年间,大连地区出现了一场"金银建"风潮。这次金融风潮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严重影响了当时大连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在金银建风潮期间,大连华商公议会代表本地华商与日本殖民当局展开维护自身权益的抗争。经过各界的抗争与协调,此次风潮最终以日本殖民当局妥协而告终。     

邓恩铭故居陈列馆

正邓恩铭,字仲尧,贵州荔波人,1901年出生,水族。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二大""五大"代表。1930年4月被国民党当局残忍杀害。位于荔波县城的邓恩铭故居陈列馆共三层,建筑面积约9000平方米,其中一层、二层为邓恩铭烈士事迹固定陈列,展览面积约5000平方米,由六个展厅、九个部分组成。陈展方式以实物、照片、绘画等为主,适度运用     

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七十年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早年参加革命,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并同时从事历史研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影射史学”的写作为现实服务。上世纪50年代始,是翦伯赞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巅峰时期,与郭沫若、范文澜被誉为“新史学”的三大家。在文革中翦被冠以“漏网大右派”而遭批斗。就在最高当局指示要“解放”他时,他却弃世而去。详见《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七十年》。     

我所知道的刘仁静

1927年,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因为学潮问题,认识了在列宁学院的刘仁静.当时,他支持东大同学的"反官僚主义"(反"旅莫支部"的官僚作风)活动,颇有正义感,我们就成了朋友.他比我大7岁,见多识广,因支持东大同学,被学校当局上报共产国际,成了被打击的"反对派".学潮的结果是"各打五十板"--"旅莫支部"被撤销,负责人武和景(即武胡景)等被遣送回国;改善了学习环境(增加俄文教师、在图书馆允准学习马列原著、对中国同学平等讲解……)等.同时也惩罚领头闹学潮上访的人,开革五名同学:两人改送列宁学院学习,三人远遣列宁格勒的军政学校.调到列宁学院的两名同学朱代杰和马员生都与我友好,我就时常去列宁学院访谈,由此也与刘仁静熟知了.     

叶挺在狱中

叶挺在狱中新四军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顽固派拘捕,关押在江西上饶。１９４２年春,国民党当局用专机将他押来重庆,关进军统集中营蒋家院子秘密国室,由８个便衣特务、１６个武装警卫严密看守。叶挺只限在院内活动,平时早晨起床后,就在后院锻炼身体,饭后便在...     

资源配置与权力之争:以战时浙江大学内迁贵州为中心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湄潭、永兴等地时,因资源配置问题,与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党部势力初起抵牾。地方党部借口"反共",积极介入大学校园,彼此的矛盾在1942年初的"倒孔运动"中被激化,最终以拘捕学生告终。国民党执政当局采取的措施,令竺可桢等中立学者对其不信任日益加剧。在执政当局"重政不重党"的地方治理观念下,以黄宇人为首的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各级党部为争取党权所做的努力与反击,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民党执政当局地方治理的失序。     

韩乐然与东北救亡总会

正韩乐然,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市龙井村一个朝鲜族农民家庭。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绘画艺术家,被称为"中国的毕加索"。同时,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韩乐然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去东北开展建党活动,是东北地区中共早期组织的领导人。1929年秋调回上海工作。1929年末,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韩乐然在从事绘画艺术的同时,还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组织的反法西斯斗争、法国共产党中国语言支部活动、中国留学     

孙中山与香港的不解之缘

香港,这块土地曾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轫之地,也是他革命活动发端之地。港英政府曾对他下达驱逐令,港英当局曾在他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无理干涉和禁止民众庆祝。最后一次离港时,他不禁双眼湿润……     

徐悲鸿与广西美术

抗战期间,著名画家徐悲鸿至少10次到桂林,几度经停南宁,与广西结下不解之缘。他既是受地方当局之邀来创办和推进广西现代美术教育事业,也是受"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吸引进行艺术创作活动,以笔为枪投身文化抗战运动。那些年亦可谓徐悲鸿婚恋史中的跌宕时期,八桂之地见证了他个人情感生活中的欢愉与悲伤。     

“军民合作”下国民党在广东的民众武装工作——以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为例

全面抗战爆发后,粤军大部北调,广东兵力空虚。为应对迫在眉睫的日军入侵威胁,国民党广东当局冀望于发动全民抗战,组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以协助粤军抗敌。广东当局在"军民合作"体制下对自卫团实行严格且颇具特色的军事训练,自卫团在对日作战中有效弥补了粤军不足,阻滞了日军攻势。华南战场转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形势的转变,加之国民党民众武装动员机制存在固有缺失,自卫团渐趋蜕化,或被中共争取,或被日伪拉拢,引起广东当局戒备和防范,大批自卫团被缩编或改编为游击部队。至此广东当局尴尬地意识到,国民党固能组建规模庞大的民众武装,但组建之后却不能对其有效管控。此后直至抗战胜利,广东当局再也无意大规模武装动员民众,只依靠军队作战的片面抗战路线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