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苏易货西北货运史料一组

抗战爆发后,中国为抵抗日本侵略,采取易货贸易的形式,以钨、锡、锑等矿产品和猪鬃、羊毛等农产品作为偿债物资,从苏联进口大批军火武器.然而,随着战事扩大,中国东南沿海出口及西南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相继被日军封锁,我国的对外交通几乎完全断绝.国民政府为了保障中苏易货贸易的进行,又开辟了一条西北陆路运输路线,即利用苏联的回空车辆运输矿产品和农产品.该运输路线的开辟尽管困难万端,但国民政府仍然坚持,维持了西北路线的运输,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贡献.     

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思想

面对愈演愈烈的日本侵华战争态势,针对国内抗日力量的不足和内部斗争,中国共产党主张不仅要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要积极争取国际援助、支持,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于1936年7月提出,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逐渐形成,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12月9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公开呼吁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1942年1月《联合国家宣言》的签订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也即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但在1945年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加大.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激化,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冷战兴起,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结束.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印支通道的经营

印支通道是抗战前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国民政府为打破日本封锁、获取外援物资,以维持抗战力量而开辟的连接法属印度支那（本文特指越南）北部港口海防和中国大西南的重要国际交通线,在中国战时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时期,“如何维持国际运输路线,乃有关中...     

193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报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欧美各国对中国抗战形势并不了解,为加强国际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积极开展各种对外宣传活动,如创作宣传文字、播送国际广播、组织国际人士前往战区参观等,在抗战国际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组史料为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报告.     

抗战时期中国的国际交通与晴隆“二十四道拐”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日军凭借其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强大的海军优势迅速阻断中国的海上交通,国际援华战略物资输送主要依靠西南陆路国际交通进入中国,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就是战时西南国际交通网络上的一战略枢纽和重要节点之一,被称为"抗战文化地标"和"亚洲战争图腾",它既是战时中美联合抗日的重要历史见证,又是"二战"期间反法西斯过程中美国军事援华的重要体现,对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抗战时期的西南运输总处

本文利用大量原始资料,对西南运输总处(1937．10—1941．12)这一抗战前期南京国民政府最大的国际运输机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重点阐述了广州陷落前西南运输总处的基本状况;第二部分全面论述了昆明时期的西南运输总处;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西南运输总处的整顿和撤销;第四部分分析、探讨了西南运输总处的战时功能及经营运作上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指出：西南运输总处对中国的抗战起了重大的作用;西南运输总处运输不力、效率不高有其自身及外在两方面的因素;英法等国对中国过境运输所采取的政策和立场,影响和制约了西南运输总处运务的展开。     

“驼峰航线”下的云南大马帮

■二战期间,当中国抗战后方与世界相连的最后一根“输血管”———滇缅公路被彻底封锁后,美国飞行员陈纳德上校率领他组建的第十四航空队,开辟了被称为“死亡之路”的“驼峰航线”。但人们很少提起的是:就在这条航线下的高山深谷与大江大河之中,有一条几乎是和这条航线并行的、由中国云南西部马帮开辟的中印国际运输线。这条运输线,完全是由那些穿着皮领褂大裆裤的云南滇西马帮用脚、用生命开辟的!     

论全面抗战时期桂越国际铁路交通线图文志的编纂

桂越国际铁路交通线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面抗战时期成为中日争夺的重点,是名副其实的战争生命线,应作为抗战图文专志进行编纂。内容框架分为修建、运输、维护、争夺等部分。编纂中要正确处理“运输线”与“运输系统”之间的关系,扩大资料的来源,使之真正具有国际化特征,体现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反法西斯价值观。同时加强图片非文本信息的解读,图文存史,增强可信度。     

陆地上的“驼峰航线”

1942年春夏之交开启的“驼峰航线”（西起印度,到达中国西南地区的空中通道,主要运输抗战物资）是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然而。这条跨越高山雪峰、冰川峡谷和原始森林的空中航线并非当时唯一的一条运输线,与之同时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陆路通道。     

抗战生命线:京滇公路与战时运输

随着建设西南为抗日后方根据地国防战略的确立,打通南京通往云南的京滇公路的国防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但湘、黔、滇各省政治上的半独立状态,对京滇公路西段的建设和连通造成较大妨碍。国民政府抓住追击长征红军的难得机会,督促各地方实力派赶筑公路,终于在抗战爆发前夕将该路全线打通。京滇公路的全线打通,促使西南国防交通网得以初步形成,堪称中国对日抗战"最低度"准备之一。抗战爆发后,京滇公路不仅成为了后方军队、物资输送前线和前线物资、单位、人员撤向后方的交通要道,还是连接滇越、滇缅、"驼峰"航线、中印公路等国际运输线的关键线路,为战时运输做出了重大贡献。     

国民党抗战国际政略简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逐渐形成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政略。该政略将中华民族之命运与世界局势的发展紧密相联,将中国抗战与维护世界和平之大局紧密相联,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大战结为一体,以抗战到底、苦撑待变的方式,将中国问题的解决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联系起来,自觉将中国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意图实现中国独立自由之目标。事实证明,国民党的国际政略符合中国抗战的实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对中国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南土产外销与大后方口岸贸易变迁(1937-1945)——以桐油、猪鬃、生丝和药材为中心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土产主要外销路线是通过长江航线运往上海出口,而广西和云南土产则主要是通过西江航线和滇越铁路分别运往广州和越南海防再出口香港.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西南土产外销转为通过桂越公路、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运送出口,后被迫改为通过驼峰航线空运出口.随着战时西南地区土产外销路线的变迁,西南土产外销从战前的沿海口岸逐步向内陆口岸转移.战时西南土产外销路线的改变,削弱了沿海港口与西南腹地间的经济联系,导致大后方土产业发展方向从战前的外向型开始向内向型转变,发展动力由战前的出口拉动为主开始向内需拉动为主转变.     

抗战时期朱学范出席国际劳工大会相关文电一组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积极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国际援助。为广泛宣扬我国抗战努力,揭露日本侵略野心,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并争取尽可能之援助,国民政府主动参与到国际劳工界活动,以呼吁国际劳工界对日制裁,援助中国。本组材料为中国劳工代表朱学范出席第二十四届、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期间的相关函电,反映了此一期间中国参与国际劳工界活动的概况及中国代表为争取外援所做之努力。     

一位远征印缅老兵的回忆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正面战场形成"东守西攻"之势.在西线,中国方面一面增调精兵强将加强中国驻印军的缅北攻势,一面又发动了远征军反攻滇西的滇西作战,以求打通事关抗战全局的唯一的中印陆路(中国昆明-印度利多)国际交通运输线.……     

浅析新文化运动在新疆开展的原因及影响

新疆新文化运动是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疆近现代文化的重要内容。在西路军左支队进入新疆、中国共产党人进疆、国内进步人士援疆及《新疆日报》的引导和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在新疆如火如荼地展开。新疆新文化运动具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泛性、抗日宣传形式的多样性等特点。新疆新文化运动较好地保障了国际运输线的畅通,为我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为延安赢得了援助和支持。     

抗战时期李约瑟三次黔中之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各阶层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沿海各省市机关、厂矿、学校、商店、银行等单位纷纷内迁,西南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处西南中心的贵州除迁来一批厂矿、企业外,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陆军大学等大专院校也纷纷迁入。大批学者、专家、名人也随之而来,一些国际友好学者也来贵州参观访问,其中李约瑟教授的三次来访较负盛名。     

抗战时期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等关于滇缅路物资运输问题的相关函电(1940.1-1941.10)

1940年9月日军强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一时间成为抗战物资输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国内各机关单位进出口物资均集中于此.本组史料集中反映1940年至1941年间滇缅路战时物资运输情形,以及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等机构应对该路禁运后存缅物资抢运与开禁后运输供不应求等情各举措.     

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战场追忆

1942年夏,抗日战争进入第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国际和国内的战况出现严峻的局面:亚洲战场上的日寇发展到疯狂地步,先后侵占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缅甸等国;中国的半壁河山被日寇霸占,最重要的国际补给线——滇缅公路被切断,形势面临危急.滇缅公路为抗战的“生命线”,为了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打通滇缅公路,以获得国际的援助.正值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新22师与第六军新38师,在缅北失利后,艰难地撤退到印度东部边境小镇利多和英帕尔城,休整后     

“有田—克莱琪协定”在中国的反响——以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与评析为中心

1939年4月,天津伪联合储备银行与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中国爱国人士刺死。日本以"天津事件"为由,迫使英国在与日本举行的东京谈判中达成以中国利益换取缓冲英日关系的"有田—克莱琪协定"。这一妥协性协议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形成抗战以来国内首次对如何利用国际关系争取抗战胜利的讨论热潮。西南联合大学恰是透视这一讨论的载体,这一协议在师生中引起了相当反响。他们对英国妥协态度的批判、对英日在华矛盾的分析、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等,他们对英、日、中矛盾的冷静观察与预测,透视出可以由此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中国民众对于国际变化与中国抗战关系的基本认识。     

外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37-1941)——以国际宣传处档案为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为争取国际支持,以各种形式发动国际宣传,影响各国决策与国际舆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档案中,有一组外国民众寄呈蒋介石的信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间外交"的宣传效果。这组信函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普通民众,代表了各国民间人士对中国抗战的认识与立场,他们在信中用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抗战的声援与支持。民间的认知虽有所限,所提计策亦难切实,却真实反映了外国民间舆情,正是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