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朔义刍议

“中庸”之“中”应释为心,“庸”应释为用,“中庸”即“用中”,即记心之为用。“中庸”即儒家的“忠恕之道”,其以“诚”为前提,是个体修习得仁的方法。“中庸”既是儒家修身处事的方法,也是儒家王道政治的必由之路。儒家的“道统”之传也是以“中庸”为其内容。     

冯友兰学术思想论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思想大家。他一生研治哲学史和哲学,著述宏富,思想精深。他治学坚守“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方向;坚持“接着讲”,反对“照着讲”,终于建构了富于思辨性的独特的哲学史和哲学思想体系。     

新唐書食貨志关于役之記載

关于新唐书食货志对于租庸調之記載,邓广銘先生曾指出新唐书食货志租与户調之記载是錯誤的。現在我們来研究一下役的問題。冊府元龟,旧唐书、資治通鑑的記載是“岁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调俱免,通正役不得过五十日。”新唐书食貨志、资治通鑑卷一八七注中、文献通考卷二的記載是“岁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唐六典、唐会要是“旬有五日免調”。資治通鑑卷一九○注中是“岁二十日,閏加三日”。与同書卷一八七注中所記不     

“万（万）舞”与“庸奏”：殷人祭祀乐舞舆《诗》中三颂

本文结合甲骨文金文材料,与传世经典中之资料,考察商周时期之万（万）舞乐制的形式,及其与庸奏和《诗经》中三颂之关系。从甲骨文例出发,我们看到万（万）舞在商代祭祀中是一种诗乐舞相伴进行的礼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功用见之於祈年、祈雨、祭祖及学校中。而庸奏在甲骨文及经典中或作奏庸、用庸、乍（作）庸。“庸”既是商代王室与贵族所习用之青铜乐钟,在商代中晚期甲骨文中又用於指称某种音乐体式,包括音乐、歌诗与舞蹈相伴进行的用於祭祀的乐舞形式。万（万）舞与庸奏往往相伴进行。由“庸”与“颂”的字源来看,此庸奏乐舞後来演变为《诗经》中的三颂。     

与尚钺同志商榷关于唐代租庸調的数量問題

关于唐代利用租庸調向人民進行剝削这是人所共同知的事实,但是租庸調的数量究竟多少,这还是个疑問。由于旧史書中对于租庸調的数量記載的不一致,因此現在史学家对于租庸調数量的認識也不同。尚鉞同志在其所著“中國歷史綱要”第一三五頁曾这样说:     

关于唐代租庸調的数量問題——与張旭光同志商榷

关于唐代的租庸調問題,几年前我国史学界曾进行过一次討論,不过当时主要的还是探討租庸調和均田制的关系,对于租庸調的实际数量,除了岑仲勉,韓国磐兩先生的論文里有过附帶性的論述外,正面触及本題并提出来討論的,还是張旭光先生在1958年第二期“史学月刊”所發表的“与尚鉞同志商榷关于唐代租庸調的数量問題”一文。張先生能把这問題提出,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并引証很多論据,提供一些宝貴的意見,这是值得我們学習的。这里,我想就張先生的几个論点,提出我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来进行討論,并就教于史界同人。     

殷代“德方”说

殷代“德方”说刘桓一《书·尧典》载：“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关于这段文字的句逗和意思，前人曾有不同说法。兹依孔颖达《尚书正义》引郑玄注：“舜生三十，谓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①，谓历试二十年；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谓摄位至死为五十年...     

唐代造籍日期考

《册府元龟》卷四八六《邦计部·户籍》:“诸户籍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三月三十日纳迄,并装潢一通送尚书省。”这只是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十一月敕颁布以后的造籍日期,而开元十八年以前唐代的造籍日期当在籍年的六月到八月。这可由开元十八年前户籍与庸调车发往尚书省的时间关系推断。开元十八年以前,唐代各州的户籍是随庸调车送往尚书省的。《册府元龟》卷四八六《邦计部·户籍》景龙二年(公元708年)九月敕:“诸籍应送省事,附当州庸调车送。”因而,判断庸调车发往尚书省的时间的是我们考察户籍勘造时间…     

断背山上说哀帝

中旧历史上有两个人的谥号是“哀帝”,汉哀帝刘欣,庸哀帝李木兄。前者活了26岁,后者17岁就死了,在位仅仅3年。刘欣原本是个诸侯王,假如不是汉成帝刘骜“虎毒食子”,刘欣断然不会有当皇帝的机会,说不定会活得长些。     

何家村遗宝和刘震有关吗?--与齐东方先生商榷

何家村窖藏宝藏发现已经30多年了。关于宝藏埋藏的年代,有不同说法。最近,齐东方先生在《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发表了《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地点和年代》一文(以下简称为《齐文》),文中认为何家村窖藏与租庸使刘震有关。文章在排除了何家村遗宝所在“兴化坊”的其他住户后,认为只有租庸使刘震的住宅与何家     

吐蕃统治敦煌基层兵制新考

敦煌阿骨萨部落军队由充当作战主力之“射手”(vphongs)和负责承担“射手”的一些杂务并参与作战的“护持”(dgon)两部分组成,这一组合方式与西夏军制“抄”的情况完全相同,它们实际上都来源于吐蕃军队中的“桂”(rgod武士)、“庸”(g·yung仆役)刺度。吐蕃文“Tshar”(曹)与西夏语“抄”都有排列组合之含义,“Tshar”还有编队、列队之意。     

从西周邶器之散失看周初对邶族之处置

一牧野一战 ,周代殷而“光有天下”① 。然殷商王朝是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东方大国 ,虽然商纣被杀 ,商国已亡 ,但盘踞在故殷京畿要地的殷商残余势力仍盘根错节 ,根深蒂固 ,故在殷、周鼎革之际 ,能否有效地将故殷京畿要地牢固地控制起来 ,“服惟弘王 ,应保殷民 ,……作新民”② ,使其“宅尔宅 ,畋尔田 ,……惠王熙天之命”③ 则是直接关涉到新生的西周王朝国家安危的头等大事。在此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周既灭殷 ,分其畿内为三国 ,《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邶 ,以封纣子武庚 ;庸 ,管叔尹之 ;卫 ,蔡叔尹之 ,以监殷民 ,谓之三监。”④…     

三张“二十四治”与东晋南方道教“静室”之关系

本文着重从道教史内部重新考察了三张“二十四治”与东晋以降南方道教“静室”的关系,认为“二十四治”组织本身就是三张以后理论化的产物,而南方道教“静室”本有自身的历史渊源,其实质亦与“二十四治”迥然有别。将“静室”与“二十四治”相联系,实乃东晋至南朝道教整理者拟托的结果。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正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是汉高祖刘邦。东汉末年曹操在著名的《求贤令》中,也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但在两汉时期所言的“共治”者多指“牧民者”,也就是地方守臣,很少将其他官员包括在内。汉宣帝有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其次,“共治”的对象是“民”,而不是“国”。在这些帝王看来,天下至广,人口至多,依靠自己的力量实在难以治     

“搏治”何解

《晏子春秋(?)下》第四:“景公令兵搏治”,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云:疑搏埴,埴治声相近.”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六云:“治者,砖也.谓搏土为砖.《广雅》曰:‘治,砖也’.”王氏所释未免穿凿,孙氏所释亦不全面.“搏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除了孙星衍.王念孙以外,历代关于《晏子春秋》的校释、笔记均未解释过.笔者认为:“搏”是“搏”的误字,“治”是“埴”的假借字.“搏治”当为“搏埴”试述理由如下:     

“释马法”的启示

满文“马法”(mafa)原义为“祖”或祖先,后引申有“老翁”、“长老”之义,这种说法已成定论,勿庸赘述。而近读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结集出版的《清史新考》一书中《释马法》一文,王先生在“马法”一词具有上述两种含义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种新看法,即满文“马法”汉译时另有一新内涵,“是清代职官之一种”。     

蒋介石眼中的抗战第一功臣

长期以来,在民国政客中,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等职的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其政声舆论,实可谓“臭名昭著”。然而当1967年8月孔祥熙在纽约病逝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却亲撰悼文《孔庸之先生事略》,赞誉其在“国家环境最为险恶,与军民生计最感困窘之际”临危受命,“屡使革命大业转危为安,抗战军事转败为胜”。     

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

“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是古代大多数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核心,也是制定各项边疆治策理论的基础。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守中”之地与“四夷”之地之间有明确的划分;大多数封建王朝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国家的腹心地区安定繁荣,在边陲地区实现“守在四夷”。本文对“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说法的由来、内涵及其产生的影响,做了初步阐述与分析。     

周初“三监”与邶、鄘、卫地望研究

周初“三监”与邶、庸阝、卫地望研究张新斌武王克商后,设置“三监”是西周初年的大事。有关史料虽然多有记载,但却众说纷纭,以至成为历史上的悬案。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三监”问题直接关系到商周畿域的关键城邑的确认,因而又牵涉到西周的政治史以及分封制、监...     

清华简《保训》补释

“保”当如字读,“保训”即关于“保”(所当保守者)的训教;“前夗”宣读“前冕”,指前任君王;“詷”字义应为相同的言辞;“恐求中”之“恐”当涉上文衍,“中”即“中庸”(用中)之“中”;“自诣厥志”之“诣”不必读为“稽”;“言不易实变名”之“言不易实”当读断;“假中”谓学来中道;“宿不详”之“详”当如原简释“蓑”,义同“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