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改革模式的选择

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与“文化大革命”有必然联系。“文化大革命”导致的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 ,重工业增长很快 ,能源工业呈超速增长 ,这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 ,它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增长留下了巨大的潜力 ;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增长缓慢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十分缓慢 ,使农业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潜力更大 ;整个经济活动中效益下降 ,为以后加强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留下了余地。总之 ,“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原有体制能量的释放留下了巨大的回旋空间 ,这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走上渐进式改革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中国人民 ,普遍的心态是要求社会稳定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客观总结 ,构成中国走上渐进式改革方式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因     

陈景润事件始末

1973年3月,北京的冬天远未离去。人间社会和自然界的气候一样,充满了寒意。“文化大革命”的寒流,仍在肆虐中国大地,各条战线正在深入地进行着“斗批改”。此时的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都陷于瘫痪,科学、教育、文化一片混乱。惟有那“革命”层出不穷,日新月异。     

《沧桑十年》前言

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东方大国——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伟大领袖叫做“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场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没有人怀疑他老人家完全是出于“反修防修”的善良愿望和纯正动机,也没有人怀疑那些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是多么真诚和多么热情。但是把这一场“革命”放在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历史面前加以裁决,却已经有了结论。     

“文化大革命”前期人们眼中的中国和世界

葛剑雄先生在其所作的《要是世界上只有中》一中(见《学术批评网》),谈到“革”高潮中一位日本小商人与中国做生意而发财的事。这位日本小商人人中国境先高呼“毛主席万岁”,谈生意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持毛主席语录,其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现,比之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也毫不逊色。     

“天天读”备忘录

1968年秋,我在河南郑州,此时“文革”正在高潮,在社会上闲荡了两年之后,我们这些小学六六届毕业生终于升人中学,在“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之下开始“复课闹革命”。所谓“复课”,复的当然不是“文化课”,而是“阶级斗争”这门“闹革命”的主课。整天价不是对从赫鲁晓夫、刘少奇到不少我们连名字还叫不出的     

并非笑话和假话的荒诞事

十年浩劫期间,林彪、江青等一伙野心人物凭借他们取得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和“高举”、“无限忠于”的幌子,将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至,一些政治工作的内容泛滥到日常生活,使人啼笑皆非。     

"文革"后改换国歌歌词始末

1978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新歌词”,提请五届人大会议讨论。这是继1949年北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阶段关于国歌歌词问题的议端再起。那时,有人认为田汉原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已不符国情,而提议用聂耳曲调另填新词。     

想到康生的作恶

“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个巨奸大憝揭批不够,就是万人侧目的康生。康生作恶多端,死后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罪有应得。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能够混迹革命队伍多年,官越当越大,最后竟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8月1日,在建军节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他的名字还位列周恩来、朱德名字之后,被称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老一辈革命家?直到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才作出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     

回首“文革”（上）

（一）下乡“四清”和“文革”序幕１９６６年,是暴风骤雨的一年,是我国社会剧烈分化动荡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春节刚过,我和丈夫老韩便分头奔赴青海省“四清运动”的第一线。老韩担任湟源县社教团团长,我则被分配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一个山区的生产大队任工作组长。那时我们的两个较大的孩子小明、小秀,都已由我于１９６５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接到青海（当时党中央组织部有个通知,动员在外地工作的干部把子女接离北京）。我们两口都将下乡,四个孩子,最大的不满１５岁,最小的不满１０岁,如何安排好他们的确是个大问题。老…     

1966年封闭《红卫报》（原《羊城晚报》）事件

1966年，“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5月9日。中南区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在广州珠江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委第一书记、教书记、宣传部长等。会议后一段吸收全区各地委第一书记参加。     

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下)

“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全国拨乱反正,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百业待兴,现代方志学事业亦逐渐复苏。继而幸逢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大好机遇,全国兴起第二次新方志编修高潮,现代方志学在此阶段获得极大的发展。现代方志学在本阶段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桂林栖桐城蹲点记

桂林栖从1949年安庆解放时担任安庆地委书记时起,到1963年调离安徽时止,先后15年时间,一直把桐城县作为他的点,长期蹲在桐城。他虽然在1963年因推行责任田而犯了“方向性错误”离开安徽,在“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永远离开了他一直惦念的桐城人民,但40多年来桐城人民却始终没有忘记他。他的音容笑貌,他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心,     

许世友指挥秘密抓捕林彪死党记实

1971年9月12日,在首都的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擎着彩色纸花的学生,在进行庆祝建国22周年的游行排练.大喇叭里播放着军乐和组织游行彩排的指令.不仅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同样都在为庆祝国庆忙碌着。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三）

艰苦磨炼从1968年初到这年年底,我们往返于合肥与祁门县之间的次数较多,得到各方面的消息也很多,从广播报纸和街头的大字报栏、散发的红卫兵小报中更是了解到全国各地“文革”动乱的社会状况,其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上山下乡方面的信息。我们以“先驱者”、“过来人”的身份冷眼观察着那一场上山下乡大潮的到来。这一年里,中共中央两次发出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突显出来:1966、1967、1968三年(后习称“老三届”)总共约1000万毕业生积压在学校,出路何在?今天回顾起来,可以看出“…     

反张春桥的“胡守钧小集团”

30多年前,“胡守钧小集团”作为上海民间第一大案,曾震撼过神州大地。“一月风暴”打开了“文革”初期全面夺权的序幕,张春桥官运亨通,权倾朝野;但他做梦也未想到,暗中竟被一位小人物盯上了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宋庆龄在“文革”时期——纪念宋庆龄诞辰110周年

1966——1976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刚刚走出1959年天灾人祸不久,正处于复苏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又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     

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

27年前,即1977年4月16日下午,一个8年不给分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仅因为他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讨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发出许多真知灼见,竟然被戴上“恶毒攻击”的罪名,在“文化大革命”已宣布结束、“四人帮”已被打倒半年之后,不幸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周作人的最后两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巨石重镇”人物周作人也进入了他生命的倒计时。     

周作人的最后两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巨石重镇”人物周作人也进入了他生命的倒计时。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