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     

争与让的变奏:民初昌黎事件之中日交涉

昌黎事件是指1913年9月11日京奉铁路昌黎车站日军驻兵残杀5名中国铁路巡警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围绕责任问题展开反复的争辩和较量,最终彼此退让,以日方抚恤、道歉及惩兵的方式了结。这场中日之间的交涉,是在中日关系紧张复杂的形势下双方多层力量的交织博弈。中方因缺乏武力作外交支援,对日交涉在争与让之间变奏,最终未能使昌黎事件得到法律上的正当解决。日方则以武力威胁为辅对中方频施外交压力,在交涉中常居主动,最后虽做出让步,但免却了对凶手的法律追究,拒绝承担主要责任。昌黎事件实际上演变成中日双方争夺与退让变奏下的交涉事件,是民初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它表明,在强权政治时代,没有强大国力做依傍的外交话语是软弱的。     

正确还是错误?——李鸿章外交思想浅论

李鸿章是清朝末年的重臣,他主持清朝外交超过30年,是清朝晚期外交活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以及其奉行的对外政策对于清朝晚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所参加的外交活动以及中外交涉构成了清朝晚期外交实践的主体。李鸿章代表清朝和西方列强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对晚清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深入研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晚清外交,对今天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论中日东三省五案交涉

东三省五案交涉,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后,妄图吞并以辽宁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蓄意挑起的外交争端,是其推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所采取的重大侵略步骤。所谓“东三省五案”包括:1、新法路案,2、大营路案,3、京奉路展修案,4、抚顺烟台煤矿案,5、安奉路沿线矿务案。五案交涉自1909年2月6日由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向中国外务部提出无理要求始,到1909年9月4日止,日本政府以外交讹诈、武力威胁等手段,迫使清政府妥协,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日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本文对五案交涉情况作简要论述,这对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有教益的。     

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中美英三国交涉西藏问题的史料选译

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中美英三国交涉西藏问题的史料选译吴景平译１９４３年,中国、美国和英国（包括英印殖民当局）之间,围绕西藏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这些交涉关系到向西藏当局提供无线电设备、开辟自印度经由西藏抵达中国内地的陆路运输线、中国在青海与西藏交界地区集...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朝鲜电信网的军事行动与对外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构筑朝鲜电信网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日本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朝鲜电信通讯问题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是获取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信通讯使用权。中日交战前后,则是以保障电信通讯联络的畅通为重点。日本通过外交交涉和武力威逼并进的方式,占有了中朝电信线并完成了军用电线的架设,在通讯联络上优势于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计划独占朝鲜电信所有权,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下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通过与朝鲜交涉,控制了朝鲜半岛境内的电信通讯。     

北洋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争夺——以中日凤凰山铁矿交涉为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业加强了在中国寻求铁矿开采权的活动,其中大仓组希望将江苏凤凰山铁矿据为己有。中日围绕凤凰山铁矿进行了为时三年多的交涉,其间中国方面交涉重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来回多次转移,体现出在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环境下,中央与地方围绕地方利权问题的利益博弈情形。交涉过程中,北洋政府农商部、陆军部与地方的督军、士绅以及英美驻华公使先后参与其事,影响并决定交涉进程,凸显出中国近代外交影响因素的多重性与交涉过程的复杂性。     

论甲午战后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地位的衰落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在京城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处理对外交涉事务。而李鸿章在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也涉足清廷的外交事务,晚清的对外交涉,他几乎都参与其中,其外交地位甚至一度超过了总理衙门。甲午惨败后,李鸿章本人受到极大的攻击,于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后被罢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其继任者无论是王文韶、荣禄还是袁世凯,都无法再现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那种纵横捭阖、一枝独秀的辉煌。北洋大臣在晚清外交中地位衰落了。     

1918年在华德侨处置案引发的中外交涉

1918年北京政府和以英法为代表的协约国盟友之间,曾围绕如何处置在华德侨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展开过一场外交交涉。交涉双方的行为乍看之下虽不合情理,但又是合乎逻辑的。英法等国对北京政府一再施压要求严厉处置在华德侨,与其说是为了预防敌侨捣乱,毋宁说是为了牵制北京政府;而北京政府即便是参战以后对德侨也不改宽松友善的政策,与当时中国各界对德情感氛围相匹配,其做法完全符合国际法,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进步。发生在1918年的这场交涉宛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一战期间北京政府与协约国盟友之间关系的实质。     

执政府与沪案交涉的失败

沪案交涉是由执政府担当的,但执政府为延长其政治生命,只知利用五卅运动中的"民气"以对内,并没有真正谋划沪案交涉,导致交涉主张不统一,交涉策略不明朗,交涉步骤不一致;同时,各外交官员在开展外交时也进行"内争",相互推诿卸责,导致沪案交涉延宕;江苏地方官员和各派军阀也以外交之名,与中央一起争夺上海地盘;此外,沪案发生时,上海无军政大员负责的现状也影响到了沪案交涉的开局.这些才是沪案交涉无功而终的主要原因.     

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稍后兼任“三口通商大臣”,这一特殊位置使李实际进入权力中枢,使他从“地方官”开始登上国家外交舞台,参与全国性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他履任不久,对日外交就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他的“对日观”的演变,尤需详细清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一直十分推崇,并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东亚国家,因此起初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与日本“联为外援”共同抗拒西方列强的侵压。但后来在处理日本侵台的事务中,他的“对日观”渐渐发生变化,最后得出了日本将是中国“永久大患”的结论。     

鸦片战争时期中英香港交涉译事三题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西方首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译才奇缺.由此造成此间中英交涉虽以汉语和汉文本为基准,但官方文件的翻译却多由英方人员出任,中国由此丧失了翻译话语权.此文仅以香港交涉中的三段译事略论,即尖沙咀的译名多出;香港华民司法管辖权的译意两歧;以及《虎门条约》第13款译本的百年冤案.由此可见,翻译也是政治,在国际交往中尤具重要蕴意;译言也关命运,在边疆领土交涉中每具关键效用.     

肃顺和中俄边界交涉

咸丰八年(1858),俄国逼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欲将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东岸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据为己有。在1859—1860年的中俄边界交涉中,肃顺据理力争,才使俄国没有实现初期的欲望。将肃顺与曾纪泽西北边界的谈判交涉作对比分析,不仅有利于认识肃顺在中俄边界交涉中的外交贡献,更能突出其在整个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地位。     

胡耀邦同罗马尼亚领导人的几次会谈

胡耀邦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后，对外交工作的关注也多了起来。由于当时中国同罗马尼亚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同罗马尼亚领导人的交往也就比较多。我因多次为他做翻译，对他的外交风格留有深刻印象。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中美洛案赔偿交涉考

1885年洛士丙冷虐杀华工案发生后,中方一直坚持惩凶、赔偿和保护三个处理原则,其后又根据事态发展,将交涉重点集中到了赔款上。在赔偿交涉中,清政府始终坚持在国际公法下以外交手段解决中外纠纷的原则,驻美两公使苦心竭虑,不避繁难,有礼有节,不懈努力,终于获得美方14万元美金的赔偿,并藉此清理了其它虐杀华工的旧案,这是中国近代中外交涉中第一起通过外交努力获得外国赔偿的案例。但是,洛案的赔偿没有形成对受害华工损失的制度化赔偿,没有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角度形成对华工更好的保护,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排华的社会舆论与社会意识,排华运动最终成为中美关系上一段极不愉快的记忆。     

洋务时期整体外交思想研究 --兼论中法交涉中义利结合外交思想

本文立足于洋务运动史、近代外交思想史既有研究,利用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档案,考察中法越南交涉这一洋务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外交个案,探讨洋务时期整体外交思想,认为义利结合的整体外交思想为洋务时期清朝政府的基本外交指导思想,从而反思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史研究中若干误区.     

1919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1919年中英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交涉。北京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新建议。英国希望迅速解决西藏问题 ,交涉时在西藏与中国内地分界线问题上表现出灵活的立场 ,但北京政府突然中断谈判使其感觉受到了愚弄 ,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了报复。日本干预西藏问题的谈判 ,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采取“拖延”谈判的策略 ,对英交涉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 ,最终挫败了英国迅速解决西藏问题、侵犯中国主权的图谋。     

古巴华工与中古建交始末

中国与古巴外交关系的确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中国与古巴的外交接触发生在”苦力贸易”时代,是围绕着华工问题展开的;二是直至1898年以前,古巴曾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因而中国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实际上表现为中国与西班牙两国之间的外交交涉。     

安奉铁路交涉研究：以清末地方外交为视角

安奉铁路是日本在东北自筑的第一条铁路。它并非源于某个特定条约,而是在既成事实基础上,通过外交交涉获得的一项在华权益。在交涉过程中,徐世昌、锡良等东北地方大员成为对外交涉的主体,受地方性外交体制的影响,既表现出独立性,又受制于中央政府。他们在争取国家主权、维护地方利益的同时,也显现出对外交涉策略上的急进。安奉铁路交涉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事关铁路的外交事务上的矛盾,这源于对外交涉体制的缺陷与权力结构的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