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共合作在武汉

上海、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共代表团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展对国民党和其他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继续与国民党商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纲领、组织形式以及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新四军的有关问题,并向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军委会提出抗日战争的方略建议,支持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保卫武汉,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北伐战争中迁都之议研究的几个问题

北伐战争中的迁都之议.始于1926年8月22日在长沙召开的特别联席会议;蒋介石在1926年10月前没有提出迁都武汉的动议.而只是要求国民政府选派要员赴鄂主政,其动机除针对唐生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外,还有发展国民党党务以巩固北伐成果的考虑;中共对迁都之议的态度,既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也有自主性,直到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才改变反对的立场.     

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期间一件批签手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开始了同国民党的正式谈判。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接触和高级会谈。1937年,周恩来在延安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后,于12月18日抵武汉,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工作。周恩来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并要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同意出任     

短命的国民党“特种工作第五团”

<正>抗日战争初期，上海、南京相继陷入敌手，国民政府被迫迁往武汉。这时日军气焰嚣张，声言要乘胜拿下武汉，形势万分严峻。国民政府的官员，从“总裁”到各部委的高级负责人，被疯狂的日军吓破了胆，手忙脚乱，悲观丧气，“亡国论”的阴霾笼罩在国民政府的上上下下。张皇之中，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公开加强了特务组织，把隐蔽多年的特务组织在党章中公开化、     

1927年3月《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不是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政府,可分为广州和武汉两个时期,与之相应,前后有过两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反映了前后两届国民政府体制上的不同特点及演变,为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前一个组织法,是经国民党     

蒋介石定都南京经过

蒋介石定都南京经过图／一凡文董国强自发生在广州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以后,蒋介石一度篡夺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权。但是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利用北伐胜利的有利时机,开始发动对蒋独裁权力的斗争。通过＂迎汪复职＂、迁都武汉和...     

“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意在因应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选择先“剿共”后抗日,共产党选择先反蒋后抗日,而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历史已证明：“剿共”不是抗日的前提．“反蒋”也不是抗日的前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才是抗日的前提。     

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中的政治角力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发生的国民政府迁移问题及其解决,是国民革命由盛及衰的重要转折。鲍罗廷为代表,以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与蒋介石为另一方展开角力。从搁置迁都之议,到党政中枢迁移武汉,在不同的阶段中,鲍罗廷整合各路资源,提出关键性的建议,为迁都问题的解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迁都之争的胜利不能巩固,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并与鲍罗廷的战略、策略相关。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法律制度述论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在其存在的短暂时间里,为了巩固根据地,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同时改革了司法制度,形成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一)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政府组织法。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和《省政府组织法》。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并颁行了《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依据一系列组织法的规定,国民政府按照下列三项原则开展活动:首先,政府接受党的指导和监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条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和监督,掌握全国政务。”这一原则规定具体表现在:(1)国民政府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按照《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重要政务,国民政府委员无权执行。”(2)     

抗战时期国民党兵役腐败的原因探析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兵役丑闻层出不穷,这不仅使饱受战乱痛苦的人民雪上加霜,也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纪律的败坏和战斗力的下降,更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和经济的凋敝,进而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显然是错综复杂的,它既受抗战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影响,又与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执政腐败息息相关。究其根由,我们可以认为,国民党兵役的腐败是国民政府政治腐败和吏治腐败的缩影。     

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不仅是国民革命迅速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革命统一战线发生斗争与分化的转折点.以国共党争为主线,此阶段的工商关系因党派政治的渗入而愈趋复杂,并呈现出"对抗与合作"的双重态势.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商界的阶级对垒,而广东总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会则与商界取合作姿态.尽管此时工商间的阶级分野取得明显实效,但也毕竟有限,这与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治统治逻辑及广州"劳资混合"的行会传统有着密切关联.     

白俄妇人强赖车资

昨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国民党特别党部,教职员,全体学生会,致电南京党政府及各机关云：南京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国民政府蒋总司令钧鉴,各省市党部省政府各农工学商团钧鉴．近闻有人建议将东南大学改名国立中央中山大学,闻者皆骇其不通。按国民党党部政府有中央,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国民政府认定九世班禅转世灵童

正在祖国内地,自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以美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队逐步被歼灭,国民党政权迅速瓦解。然而,就在隆隆炮火声中,就在节节失败、南撤台湾的紧急关头,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亲自颁布命令,确认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玛日村的官保慈丹为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准其免予金瓶掣签,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8月10日,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前往青海塔尔     

国民党与《双十协定》的签订

国民党与《双十协定》的签订张小满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并最终达成《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协定中,国民党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大体上承认了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济南惨案发生之后 ,上海等地各种反日会组织的成立及其反日运动都是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指导下进行的。根据日方要求 ,国民政府下达的“取缔排日令” ,并不具有全面禁止反日运动的强有力的管制力。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在于反对和管制反日运动本身 ,它反对的是“超越管制力的反日运动”。国民政府对反日运动的立场是国民党政权成为实际统治势力以后所经历的一个保守化过程。从这一点讲 ,国民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有其局限性     

于右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监察工作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和左派人物,著名的书法家和诗词家,他早年在上海创办《神州》《民呼》《民吁》《民立》等报纸,宣传反帝爱国、反对清王朝等思想,后加入国民党,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等职。     

英国与南京事件交涉(1927—1928)

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先是联合美日等国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五国联合通牒,后又力图推动五国联合制裁,但因列强内部意见不一而被迫放弃。宁汉分裂后,英国选择从汉口撤使,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然而,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南京政府改组频繁,加上英方拒绝道歉和承诺修约,中英交涉一波三折。但随着中美协定的签订,五国联合阵线的瓦解,英方不得不放弃强硬政策,同意在中美协定的基础上换文。而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也促使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决心对英妥协,解决“宁案”,以英美牵制日本。因而中英在北伐结束后重启谈判,迅速达成协议。中英南京事件的交涉过程,既是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观望到承认的过程,也是国民政府谋求与英国修订新约、建立新型中英关系的过程。     

论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

广州国民政府(1925.7-1926.12)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虽然仅仅存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但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目前史学界关于民国史方面的研究文章不少,但关于广州国民政府方面研究的文章、论著则不多。下面笔者拟就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作简要论述。一、外交方针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方针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依据孙中山遗嘱制定的。广州国民政府根据孙中山遗嘱与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把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在如何对待帝国主…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