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两次佛教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的佛教解放 我出生于1921年,10岁就进了汉口的栖隐寺,16岁正式剃发。武汉解放前夕,街上谣传共产党要强迫僧人还俗,我虽不大信,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就在口袋里放了一把刀。一直放了一年多时间,结果什么事都没有。     

我经历的两次佛教“解放”

(一) 我出生于1921年,10来岁就进了汉口的栖隐寺,16岁正式剃发.武汉解放前夕,街上谣传共产党要强迫僧人还俗,我虽不大信,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就在口袋里放了一把刀,一直放了一年多时间,结果什么事都没有. 其实,佛教在中国近二千年的历史中,对中国的哲学、政治、社会、文学艺术及人民生活等各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直至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佛教许多主张和共产党提倡的精神文明的思想是相通的.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佛教也是讲普渡众生,这二者意义上都有以善心和好意来为他人做事情的成分.     

妙取智送城防图——天津解放前夕的一段斗争经历

近读党史文献,看到当年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将军1959年1月在纪念天津解放10周年时的一段讲话。他说：“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很大的。”     

我经历的云南解放

1949年12月9日,一大早起来准备到学校去。但刚走了几步,到了“三转湾”,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拦路。“戒严了!不能过去!”无可奈何,只能往回走。二哥是云南建设厅水利局局长,他跑到隔壁昆明县县政府去打听了一下,回来说：“换旗子了!国民党的宪兵不服,正在解决之中!”     

哈埠解放前夕巧取匪特“二张”

抗战胜利后,苏军对哈埠军管时期,以张浡生为首的国民党军统局滨江组和以张兴邦为首的“铁血除奸团”匪团,搜集情报、勾结土匪、杀人越货,制造恐怖,活动猖獗,对共产党开辟革命根据地工作构成干扰,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很大威胁。哈埠解放前夕,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在苏军军管当局的配合下,成功而巧妙地除掉了“二张”,为进驻哈尔滨扫除了障碍,为民除了祸患。     

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的一场险斗

20世纪40年代，我先后在北伐和抗日名将唐生智创办的耀祥中学就读和工作，并参与了共产党秘密组织的读书会，耳闻目睹了唐生智与蒋介石斗智斗勇，积极推动湖南和平解放，并成功逃过桂系部队“围剿”搜查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两次在柳州散发革命传单的惊险经历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工作,虽然很少看见弥漫的硝烟,听不到“隆隆”的炮声,但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仍然充满了腥风血雨。因此,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要敢于面对种种惊险,接受种种考验,随时做好被捕和牺牲的准备。现在回忆解放前夕的两次散发传单的亲身经历,我仍能感受到当时那种惊险和考验。当然,惊险过后得到的总是欣慰,是胜利者的喜悦。     

武汉解放时，我与共产党的交往

老尼慈学．今年89岁,自10岁人汉口楱隐寺修行至今,已有八十载。这80年,我或亲历或耳闻目睹了武汉佛教界与共产党交往。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我被抽调到市方志办参与修佛教志和1986年我调至武昌莲溪寺出任住持的经历。让我从中了解到佛教界在武汉革命活动中一些贡献。在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     

我经历的太原解放战役

我出生于一个旧军人家庭。父亲曾跟随黄国梁参加过北伐战争,在中任个小官：当时黄国梁是山西一标标统,阎锡山是二标标统,打进西巡抚衙门后,击毙了山西巡抚陆钟其,阎锡山掌了兵权。后来黄国梁编成了十二混编旅,父亲退出了军界。回不了老家,便在晋买了房子和十几亩地,带家眷留在了山西,有时帮黄国梁办一些地方上的事。     

我的“解放西藏”纪念章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后,我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军政大学三分校学习。军政大学毕业时,有一天,学校召开“支援兄弟部队进军西藏动员大会”,会上,政委和进藏部队——十八军的代表吕松同志讲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做出解放西藏决策的重要意义,并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地理、军事、民风民俗、自然条件等情况。     

我所经历的西藏和平解放

１９２４年我出生于青海安多藏 区，１９５１年２８岁的我。有幸 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经历了 “十七条协议”签定并得到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拥护．西藏实现和平解放的全部过程。虽然事过５０年。其中的一些情景仍历历在目。 １９４９年全国大陆已基本解放，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前来进行和谈。但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迟迟不派代表，反而在昌都地区的金沙江一线加派藏军驻守。阿沛为首的和谈代表团组成抵京 这时西藏地方政府还提拔了原任孜本的阿沛·阿旺晋美为四位噶…     

我的远征军经历及两次牢狱人生

我是1917年出生的,今年已95岁了。方正是我的笔名,我真实的名字叫蒋伟。因为过去总是用“方正”作笔名,真实名字反而没人叫了。我出生在上海,家里很穷,14岁就在当铺里当学徒,上不起学,初小都没毕业,一辈子一张文凭都没有。但是我有文化,完全是自学成才的。因为我能写能画,别人都叫我“万宝全书”和“多面手”。我这一辈子算是被文化害了,却又沾了文化的光、被文化救了。     

解放：一个人的解放之路

1949年,延续22年的国民党政府统治崩溃,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这场两个政权的更迭,习惯上被称为“解放”。解放,本意为解除束缚或发展,北魏即有之。上世纪前叶,被压在社会底层的民众,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走出本阶级的困境,从些“解放”被赋予新的含义,甚至变为专用名词。     

一次非同寻常的“开车”经历

我看看手表——此一刻,在遥远的非洲大陆,杨尚昆主席的专机就要降落在突尼斯国家机场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闷热的车间,令人窒息的氨区。,在我下达开车命令以后,显得更加压抑了,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我的“工农兵学员”经历

1974年,我有幸成为天津轻工业学院(现天津科技大学)的一名解放军学员,在校学习三年后,回到了部队。有人对当年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那段历史缺乏了解,以讹传讹,认为这一批人都是白卷先生,这与我知道的事实有很大出入。我有责任将我所了解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情况及我的经历作一叙述:     

解放前夕西北农学院的护校斗争

1948年在解放军发动西府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企图强行进入西北农学院（简称“西农”）,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全校留校师生在总务长周尧带领下,不畏强暴、不怕风险和困难,奋起护校,取得了胜利。我当时是留校学生之一,参与了护校斗争。     

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我现在是一介平民,退休以前的职业是所谓“理论工作者”。在当代中国,被称作“理论”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其他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都要冠以本科的帽子,只有研究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算是“理论工作者”或“理论家”。     

两次不准革命的经历

第一次不准革命：讲真话,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8年“大跃进”后,全国出现了经济混乱,发生了缺粮恐慌。1959年7月,彭德怀同志根据他在各地的所见所闻,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毛主席大为震怒。确定彭黄张周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从9月末开始,在全党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     

手榴弹和411——我所经历的“五七事件”

1968年5月7日,贵阳城中心手榴弹爆炸,数百名知青受到牵连,有的被逮捕拘押,有的被办学习班,这就是在文革期间轰动一时的“五七事件”。当时,我也被拘押,失去自由,经历了人生难忘的一课。     

我经历的金积县“土地改革”运动

宁夏的“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工作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是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在群众基础较好的盐池县和宁朔县（今青铜峡市）进行土改试点工作;第二期是在总结上年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1951年秋天至1952年4月中旬在全省除磴口县外的2市10县全面开展土改运动,我有幸参加了两期土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