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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全国遭到了重大损失,长江流域和南方诸省的中共地方党组织几乎被国民党摧毁殆尽.这种状况与形势赋予中共的历史使命极不适应.毛泽东指出:“党的组织力量,在全国,一般地说来还是微弱的.全国的群众力量也还是薄弱,全国工农基本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这是我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弱点.”为尽快改变这一局面,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苏区和白区党代表会议,强调党的组织向全国发展,以争取组织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入民族革命战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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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根据地创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由该根据地诞生的红军部队,历经浴火斗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部队,成为中共领导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根据地重视干部培养和人才集聚,为抗日斗争和日后中共建政,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鄂豫皖根据地虽然长期孤悬敌后,但是在中共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抗日武装队伍不断壮大,游击战争始终得以坚持,有力打击和牵制了敌伪顽力量,根据地成为中共抗日武装东进南下的桥头堡,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中共"绾毂中原"在全国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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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间派”到“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1946—1949)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1946—1949年间,受国民党排斥的民主派被逼暂移香港。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曾据有国、共以外的全国第三大党地位的中间力量联盟在成立之始即利用香港,并借助中共,来建立其舆论机关。1947年国民党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后,该盟的核心分子在香港已放弃中间派的立场.向左派靠拢。1948年,他们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并积极参与对中间路线的批判。香港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为这批国民党的异见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整力量的空间,更有利于中共对他们的统战,并有助于中间派的彻底改变和转向。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旅港小党派的代表终在1949年前后全数北上回国,迎接中共对全国的解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如果说,中国民主同盟所经历的是一个“中间派→中间偏左派→左派→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的发展历程,那么它就是在香港进入了这一发展历程的最后阶段。这个历程可说是中国民主党派主流的发展轨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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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17,(3)
抗战时期的西北大学地处陕南城固县,日军鞭长莫及,首任校长胡庶华面对的主要威胁不是战争,而是大学原有权力格局的挑战。面对复杂的局面,毫无"群众"基础的胡庶华周旋于国民党各派系、三青团、中共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一面通过大力扶持三青团、争取国民党中的非CC系力量和示好中共及其外围组织等措施,争取已有"群众";一面调来乡党、旧部、学生,扩大"群众"基础。在着手建立自己的"群众"基础的同时,胡庶华也尽力争取陈立夫、朱家骅等党国要员的支持。胡庶华以政治家的手段推行校政,努力两年,最终还是被西北大学旧人依托国民党CC系力量控制的区党部挤出学校。校缘与党派力量的结合成为左右西大校政走向的关键因素,区党部沦为争夺校政控制权的工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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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前,中共极其重视在浙江地区的武装暴动,考虑到浙江地处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认为这可以极大地动摇国民党的统治.事实上,由于国民党在该地区统治的强化,中共的武装暴动和割据所遇到的困难远大于其他地区,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非常艰难.抗战初期,中共一方面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同时也出于与国民党争夺政治真空地带的政治需要,重视经略浙东;战争后期,出于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进而控制东南沿海大城市的考虑,中共在浙江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但由于美军最终未在中国东南沿海实施登陆作战,中共在浙江的地缘战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最后决定主动撤出在浙江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不过从全国的战略来看,达到了此处之消彼处之长的战略目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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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百团大战后日本对华北的政策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百团大战是日军对中共在华北力量认识的重要转折点。日军在受到百团大战的强烈打击后,加深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一度加强在华北的兵力;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加强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加强伪政权与武装;制造封锁沟、墙和千里无人区;利用伪新民会宣传反共。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这对中国抗战局面和中共政策制订均发生了重要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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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丁则勤一长期以来,笔者一向认为,在百团大战以前和以后,日本在华北对中共政策有很大的变化。自从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直至百团大战以前,日本对中共的打击和压力虽不断加大,却未能有效限制中共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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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本文指出了三点: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第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共提出并且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民心。抗日战争只有发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可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第三,从民族战争政治条件来看,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在抗战历史演变过程中,国共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趋势,是人民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增强,并且历史性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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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代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无锡土改后的农村社会经济变化情况与苏南纯农业地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体现了苏南农村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以及土改后中国农村发展轨迹的多样性。苏南农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直接原因,是中共政权力量从全国范围着眼的通盘考虑以及其自上而下的层层推动,其深层动力在于中共长期以来希望建立一个平均社会的理想模式。无锡的个案表明,面临合作化运动的大潮,各地虽缺乏自主选择的空间,但运动的进度和成效,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地方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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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抵御日军入侵的大背景下进入华北,并逐渐在华北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中共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演绎了政治力量堪称完美的逆境中求生存的一幕,其发展之顺利,恐怕连当年中共自己也始料未及。中共的发展,当然首先是自身努力的产物,其进入华北后,以武装为中心,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为两翼,最大限度在各地区寻找制敌和发展的良机。同时,中共的发展,和战前华北的特殊态势、战争初期日军的进攻和占领方式也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中共初期发展的奇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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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以党内合作为形式的统一战线中,由于国民党组织规模大,历史经验丰富,掌控着党政财军大权,从各方面对中共加以防范与压制,中共很难改变劣势地位并得到较大发展。两党政治上不能兼容,组织上重重矛盾,加之中共秘密活动及在力量不足时提出争夺领导权等口号,加剧了两党斗争,终于无可避免地遭到国民党镇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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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山东抗战形势需要,中共从人民自卫团中挑选精干力量组建民兵,并通过强化组织领导、机构建设、武装整训等措施,使民兵成为民众抗战的核心力量,与正规军、山东地方武装共同组成三位一体的反“扫荡”军事作战力量,还担负着发展和保护根据地农业的任务,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扩大以至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民兵经过长期军事化和组织化训练,被塑造为正规军预备役和抗日基层政权的政治骨干,成为中共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力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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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代表力量,它的政治选择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是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却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的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这一事实,证明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无论中间党派如何动摇,理解其立场,尊重其愿望,照顾其利益,都是现实政治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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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为把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引向深入,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中共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中共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以中共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推进当代中国史研究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本刊决定开设"学习宣传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