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美杂忆(二)

一次学院电话总机的接线员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张字条,说有一位持德先生打电话找我,要我回电话。我按所留的号码拨通了电话。从听筒里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我是卡罗尔的校友,听说一位中国学者来卡罗尔任教,我很高兴,想跟他认识一下。”我高兴地请他来我的住所。见面一看,是一位头发斑白而精神党锐的老者。他说他是1924年从卡罗尔毕业的。我听了很吃一惊,因为1924年我还没有出生,而他已大学毕业了。我问他多大年纪了。他笑而不答,说过几天就知道了。从谈话中知道,他过去也是一位教师,十多年前已退休。因为是校友,他一直关心…     

树的眼睛

中考在即,每当夜深人静,我倦怠时,便会望望窗外的树。那树上一个个小洞,就像一双双眼睛,是我的朋友在天堂看着我呀!这时我就会充满了干劲儿,继续学习。那是一年春天,我去医院看奶奶。在病房里,就感到有个小家伙盯着我。我猛一回头,就撞上一个男孩清澈的双眼,很大,很亮。他穿着大人的病号服,瘦小的身躯掩藏在衣服里。“什么事?”我问。“你有红领巾吗,大姐姐?”小男孩问。“当然有。”我甚是自豪。”我可以借你的戴吗?同学们都有了。”小男孩又问。我抽出红领巾,递给了他。他很高兴地走了。此后,只要我一去医院,那个小男孩总会和我玩,     

就这样,我爱上了梁思成

1953年我调到清华工作,被分配在建筑系《中国建筑史》编纂 小组绘图。1957年整风运动中我的前夫程应铨被划为右派,我不得 不考虑这个家庭将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最后我决定离开他。尽管如 此,我的工作还是受到影响,我被调离系秘书的岗位,去从事资料 工作。 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吴良镛先生,他问我能否抽出一点时间帮 梁先生整理一下资料。我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每隔一天晚上我就 去为梁公整理一次资料。他说自己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真是一点     

李阳背后的民族精神疾病

在伯克利的一家咖啡馆里,我遇到过这样一个美国人:他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但说话很吃力,语速极慢,而且逻辑混乱。我再看他衣衫不整,须发凌乱,眼神游离,就知道他是一个常见的精神病人。但是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会说中文,手里还拿着一     

深切悼念尹达同志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尹达同志不幸病逝于首都。噩耗传来,我悲痛难言,不能自己。他的逝世,对于我国史学界,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是一个重大损失。就个人而言,尹达同志和我合作共事几三十年,而在十年浩劫中,我们更是患难与共的知己,他溘然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同志和兄弟。悲痛之中,往事历历,思绪万千,谨以此表示我对他的深切悼念。尹达同志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考古学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怀着对科学真理的追求的态度,一直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着,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他是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建国以后,又是历史学科的组织者之一。无论在考古发掘、史学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中,他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1984年的初冬,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幼年时起就崇敬劳动模范。直到退休之时,仍然如此。看看他们那憨厚、淳朴的笑脸,听听他们充满泥土芳香的庄稼话,就感到亲近。对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劳模,总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的长辈。而陈永贵,我还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是什么样儿。从1972年夏天开始,十几年间,我多次采访他,1974年在大寨、昔阳住过一年时间,与他有一些交往。可惜,那时,他已经不是一般农民,政治上正处在节…     

《一个和八个》:郭小川的半生心结——从长诗到电影到话剧

从话剧《一个和八个》说起埋头于教学工作的我,在2006年4月里的一天,见到了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青年导演韩杰。这位在我父亲郭小川过世以后才出生的年轻人,居然已经用了五年时间雕琢修改郭写于1957年的长诗《一个和八个》,一心要把它搬上话剧舞台。为此他几次辞掉执导外国话剧的机会,使这部话剧成为他的导演处女作。他说,国家话剧院应当是中国的名片,迄今演出的却多是外国剧目,他希望《一个和八个》能够成为国家话剧院的保留剧目,成为中国的一个经典悲剧。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恰巧也是我最珍视的父亲作品,相比于他的《甘蔗林—青纱帐》《…     

重印《中国交通史》题记

《中国交通史》,在我所写的著作中,是最早完成的一部。一九三六年初,我住在北京(那时叫作北平)西四牌楼粉子胡同的一个公寓里,以写文章换取稿费维持生计。在快到春节的前几天,顾颉刚先生来了。他打开皮包,取出一份《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目录。他说,商务印书馆托他请人写书,问我能不能帮他写一部。我看看目录上的书名,没有一部书是我熟悉的。顾先生看我很为难,就说:“这个目录中有好些书根本没有人写过,写起来很不容易,但你还是试着写一部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中国交通史》还可能好写一些,就答应了写这部书。顾先生又跟商务印书馆商量,同意我陆续交稿。我写完一篇就寄到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编辑所。编辑所看过后,发到北京的京华印书馆排印,由我自己校阅,再由北京商务印馆送给我稿费,每千字五元,是当时稿费中最高的。大约经过七、八个月,全书完成。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海出版。一九三八年,日本中岛俊作译成日文。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东京生活社出版。     

黄永玉 大于苦

我就揍他黄永玉是中国最后一个侠客,这句话差一点就成真了。老家院子里有一个打拳的道场,他5岁在这里拜.师学功夫,从小逃学,打过老师,打过恶霸,打过警察,上课熟读《江湖奇侠传》。12岁那年,他站在沙包架子底下做了决定——湘西汉子黄永玉,这辈子要当侠客,浪迹天涯。     

我那被家庭成分“判了死刑”的恋情

他是军人。1960年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小战士,而我也只是一个还在念书的小姑娘。那时他才参军不久,在贵州军区卫生营当了个小毛毛兵。上级派他们来我就读的八一学校帮助我们学生作体检,所以他就认识了同在八一学校当教师的我母亲。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我母亲的宿舍里,那天我从外面回来,看见一个面容清秀的兵哥哥坐在我家对着门的写字台旁边,看见我进去他面带羞涩地笑了一下,我妈让我叫他“叔叔”,这让我很不服气。     

圣诞袜里的惊喜

正记得去年圣诞节,妈妈给我买了一只圣诞袜。因为我在故事书里看到:人们想要的礼物用卡写出来放到袜子里,第二天早晨袜子里就会装满他想要的礼物。我就让妈妈也买一只,看看到底会不会实现愿望。我拿出一张卡片写道:"亲爱的圣诞老人,请满足我的愿望吧!我的愿望不多,首先我想要一个书包,以前的那个拉杆坏了。接下来我想要一个玩具熊,它陪我睡觉我会安心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让我学习成绩好。"我打个哈欠,把卡片放到袜子里就睡了。     

傅斯年“保护”胡适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病逝。当天,胡适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他读书最能记忆,又最有判断能力,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国中今日何处能得这样一个天才最高的人!他对我始终最忠实,最爱护。他的中国学问根底比我高深的多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斯年’,三十年如一日。”     

一次冲动的教训

今天去参加"我从军营走来"读者群军人子弟聚会,我们众子弟在群主沙沙的提议下,一起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跟着共产党走》(你是灯塔)。唱着唱着,我想起了我的岳父,一名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军队干部,于是我把岳父故事讲给子弟们听——岳父是一名老兵,也是一名战斗英雄,同样作为军人的我对他很崇拜。一次,在帮岳父复印档案时,我意外发现他的档案里记载着抗美援朝期间受过一个处分。     

路遇陈独秀

1940年寒假,我和三个好朋友考入江津中山中学高中二年级。开学前,我们一起乘船由重庆去江津,看见船长室里坐着一位很有风度的长者,一打听,他是陈独秀,就住在江津城墙脚下。我读过他写的《我对抗战的意见》小册子。从这本小册子上我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因和目的,我们必须奋起抗战才能挽救中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命运;又知道他是有名的学者,     

张恒 折腾出来的领军人物

一个劲儿地问张恒:“你就没想过失败了怎么办?”张恒哭笑不得:“你怎么老想着我失败啊。”“因为你确实屡战屡败过。”现在的张恒已经是中国户外用品零售业的领军人物,他创建的三夫户外用品店在全国同业中规模最大。但在这之前,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他退学、种地、流浪,衣食无靠,负债累累。那些年的生活中,他一次次地摔得四脚朝天后,爬起来,再上路。     

《秦晓走出乌托邦》

第二次采访秦晓先生是在招商局的一个会所,隔壁房间里放着一张不大的李鸿章照片。照片里秦晓的领带是黄色的,在很多场合,我都见到他佩戴这条领带。他烟不离手,如果谈到围棋兴致极高。孔丹是他多年朋友,中学时代他们因组织“西纠”而闻名中国。     

诸葛亮是怎样受到崇拜的

诸葛亮是三国时代一个最小国家中的丞相,他的志愿是(?)灭魏复汉,可是七年里边,六出祁山,半没得到决定性的胜利。正如曹彬所说:「疲蜀汉军民,不能恢复中原万一」。没有了不得的惊天动地的事业。但一千八百年来,他几乎在每一个中国人口里传颂着,其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仅就个人见解所及,提出几点来作个讨论,错误地方一定很多,希望大家多予指正。     

我背着长大的兄弟

兄弟情,仅3字相连,却包含了很多。2012年12月6日深夜3点20分,是我60多年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在北京309医院的胸外科病房里,我最爱的同胞兄弟德顺走过了他55年的生命历程,永远离开了我们。站在冰冷的走廊里,我呆若木鸡,浑身僵冷,两眼发直——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在他走之前的两三个小时,陪床的小邢还在给他做按摩;他还不顾病痛,和我说着话。他是抱着一丝希望从结核病房     

里约热内卢酒神之子

Celso是我见过最搞怪的外交官。抱歉,我总以这句话作为开头来形容他。即使在北京,他也爱阳光、美酒,当然还有美女。还好他的公寓朝南,上午要是没事,他就会躺在床上晒太阳,就当自己是在依帕内玛海滩（Ipanema beach）了。他喜欢在自己的小公寓里搞聚会,每次都叫一堆美女。常常听说他疯狂地陷入爱河,可过后不久就以悲剧收场。不,对于一个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人,生活里永远不会有悲剧,在他们,生命是用来享受的。     

台湾明星们喜欢的高雄小吃

我和孙巍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一起在杭州西湖边弹唱过吉他,也一起在香港旺角的小餐厅里大声唱过歌。但自从他赴台签约滚石之后,就罕有见面的机会。这次他回杭州,在参加完一个商业活动之后,终于抽出工夫和我小坐了一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