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

1958年下半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阵阵浪潮,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趋严重.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有所觉察,并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力图纠正“左”倾错误.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十年规划中的钢铁指标等问题,起草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草案等文件.会后,毛泽东连续写了三封信,提出要为召开武昌会议“先做思想准备”.     

论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反右斗争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其与紧随其后的“大跃进”运动的相互关系来说,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埋下了祸根,并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进一步助长了报喜不报忧的虚报浮夸风气的滋生与蔓延,使错误得以延续更长时间,并且加重了困难的严重程度;助长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盲目乐观和盲目决策的情绪;强化了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的“左”倾错误。     

共产国际与中共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述论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内曾经连续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危害一次比一次严重。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历史条件虽不尽相同,但其与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着一定关系。总结经验教训,那就是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之路。     

政治运动，要查六父六母

20世纪60年代,“大跃进”和人民公衬：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使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针对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毛泽东在八腾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全圜范围内展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发展到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这场运动从1963年一直持续到1964年,其间发生了诸多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     

亳县反右倾和整风整社运动

1959年8月29日安徽省毫县县委召开了县直党支部书记和公社大队书记以上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在当前大好形势下,主要危险是：少数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右倾思想严重的人和阶级异己分子,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大跃进”的成就。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之后,城乡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全面展开,打出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彭德怀。从此“左”倾错误更变本加厉。我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始末。现将这场运动情况及其严重后果作一回顾。     

彭德怀“里通外国”冤情始末

1959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勇于直言,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在肯定“大跃进”成绩的前提下,提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浮夸风”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受到错误的批判,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8月16日,全会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报纸宣扬“三面红旗”的教训

1958年以来,在党的“左”倾错误领导下,报纸与其他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宣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出现严重的困难。1958年底虽然有所察觉,但仍然坚持“三面红旗”和反右倾,后果更为严重。     

经济困难时期随刘少奇等进行农村调查

1960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都深人到农村基层,了解实际情况,听取广大农民的意见和要求。1960年1月,我由零陵（现永州市）县委书记岗位重又调回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曾参加由刘少奇和省委负责同志组织的几次农村调查。     

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李先念的心路历程

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早日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强烈愿望。1957年末,毛泽东开始发动“大跃进”运动,很快得到广泛的响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也头脑发热,在财贸战线提出一系列紧跟措施,造成严重损失。但他始终存有疑虑,发现问题早,在毛泽东提出纠“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