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前后

1949年9月,我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我所在的单位是区域代表中的北平、天津两直属市代表团。其中正式代表6人,候补代表1人,团长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同志,我当时是中共北平市第二副书记,任副团长。团员有郭尚     

深情系黄梅——记滁州市黄梅戏剧团团长杨子美

采访滁州市政协委员杨子美是冬天的一个日子,我电话和她约好后,就前往剧团所在地,杨团长准时在迎街岔路口等我。早在滁州市政协一届二次全会上．我就结识了杨子美团长,她那双明亮传冲的眼睛,给人印象很深刻,坦诚的性格中洋溢着朴实、自然的气质,使人很容易接近。见面后,我们边走边说,左拐右拐就到了市黄梅戏剧团。     

我采访了波尔布特

1974年2月间,我被任命为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新闻代表团访问战乱中的柬埔寨.代表团中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闻纪录电影厂等单位的记者.副团长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黄群同志.当时,越南战争已到决战阶段,西贡的阮文绍政权已岌岌可危.美国举国上下反战情绪十分强烈.柬埔寨的金边朗诺政权同西贡政权是...     

跨世纪的异国情缘——黄远医生与朝鲜战场英国俘虏兵的传奇

在泉州市西街台魁巷一处幽静的私家宅院,笔者访问了平生具有传奇色彩的黄远先生。年逾八旬的黄远老人气色依然很好,一说起他与英国战俘彼得长达半个世纪的情谊,黄远先生兴致很高,他高兴地说：“彼得9月份又要来中国和我见面,这是他第四次来中国,去年我和我的儿子也应邀到英国去探望他。他这次来要先去北京登长城,然后去游三峡,再到苏州、杭州游览,最后到厦门、泉州和我见面。”     

虽千万人吾往矣——访陈立夫先生

我有幸从2000 年起,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一员连续三年间三次到过祖国宝岛台湾,更有幸的是,第一次去台湾时,2000 年6月8 日,我拜访了国民党元老、时已101 岁的世纪老人陈立夫先生。据说,我是大陆最后一位见过陈立夫先生的人。对于那次会见,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同昨日,尤其是他关于呼吁祖国统一,提出国共联手打击台独的主张言犹在耳,令我难忘! 说来是一种缘份。先生在大陆的侄子陈小薰先生乃北京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他为筹拍《陈英士》的电视剧,几年间奔波于上海—— —湖州——北京之 —间。我们是朋友,常有交往。他听说我要去台…     

我与田汉先生同行

田汉先生有不少令人景仰的头衔：国歌歌词作者,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和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等。1954年3、4月,田汉先生参加了“全国人民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第三』总分团”,由北京来到西南边睡——昆明。当时,我奉西南行政委员会文艺处派遣,由山城重庆乘飞机赶赴昆明,到第三总分团报到,有幸在田汉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真是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我的主要任务是,为一部1953年苏联新出影…     

少奇同志来到北方局

我和少奇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36年的5月间。当时少奇同志到天津后,住在法租界的一家包子铺的楼上。林枫同志被派给少奇同志当秘书。我是工作人员。当时,我在青年会办的一所女工夜校当教谈工作,一般都是在我去女工夜校教课     

回忆周炳琳老师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那时,周炳琳先生早已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了。但我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内,没有机会同他见面,也没有机会听他的课,因为二、三、四年级同学和系里的许多教师,都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到广西土改去了。参加土改工作团的教师先回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学生们晚回校,大约在1952年初夏才回到北京大学。     

从出访意大利谈文化遗产的保护

一、出访概况 应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斯特罗奇宫基金会主任布拉德伯恩先生的邀请,我们一行四人（张行,任代表团团长;姜捷,陕西法门寺博物馆;赵古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王锋均,西安博物院）组成的中国文物展览学术代表团于2008年5月21日离开北京,5月29日回国．在意大利境内逗留8天。主要考察访问的城市有意大利首都罗马,佛罗伦萨市以及水城威尼斯。在佛罗伦萨期间还访问了该市周边的古镇路卡、比萨等地。     

访问苏联的所见所感——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之十三

<正>1949年12月，我见过周恩来总理，回到南京时，柯庆施同志已经由副市长提拔为市委书记了。他对地下党员的态度是很有保留的，我的处境非常困难。正好这时中央发来一个通知，要各省市派组织部长去苏联考察，我就趁机参加了考察团。代表团叫“组织工作考察团”，约30余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苏代表团。团长张秀山，副团长王尧山、王甫，任务主要是考察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特别是怎样领导党政工团的工作。刘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接见了代表团，少奇同志说，这次去主要看看1934年后苏联共产党是如何领导的，     

我三次见到叶挺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将军统率新组建的新四军驰骋扬子江两岸。1938年春,在长江南岸的新四军各支队奉命集结于皖南的岩寺。此时,我在彭冲领导的二支队的宣传队工作。不久,该队调到军部的战地服务团。在军部我曾三次见到叶挺军长。我第一次见到叶军长是在安徽太平县野外,朱克靖团长陪同军长来到战地服务团与全体同志见面。朱团长简要介绍了军长的光荣历史：闻名中外的北伐名将。同志们刚刚听到这句话,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是广东人,是叶挺将军的老乡。我在少年时期,家乡的老百姓,谈起叶挺将军无不激起崇敬和骄傲的心情。夏天,叶军…     

陈伯华回忆录（十三）

访问苏联 1954年五一节,为了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我随中苏友好协会观礼代表团去苏联观光学习。这个代表团是由一些文学家和艺术家组成的,钱俊瑞任团长,阳翰笙任副团长兼秘书长,团员中还有黄佐临、周小燕、陈书舫等。从北京到莫斯科,坐火车要横穿浩渺的西伯利亚。     

怀念亦师亦友的“老廖”

正2017年2月11日,是农历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是家人团圆亲友会聚的节日,然而从微信中得知,廖东凡先生在当天上午的十时在医院去世。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不禁使人悲从中来,一些往事也浮现在心中。和廖东凡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1991年秋天我从青海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北京藏学讨论会。会议是在21世纪饭店举行,当时他是在中国西藏杂志社担任总编辑,经朋友介绍在会议报到的大厅认识了。此前我已经听     

欧行杂记

初秋九月,天高气爽。中国钱币代表团一行8人,登上了飞往欧洲的飞机,去参加将于布鲁塞尔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钱币学大会。我会在1986年曾派员以观察身分出席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届国际钱币学大会,而这一次,是我会被批准加入国际钱币学委员会以后,第一次以正式会员的身分参加国际钱币学大会。我们的代表团由中国钱币学会和一些省、市、自治区的钱币学会联合派员组成。团长是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戴志强,我担任代表团的秘书长,聘请中国人民银行印制总公司王志强副处长担任译员,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来自五个省区,有     

三进中南海演话剧

1956年春天,北京举行全国第一次话剧汇演,全国大概有50多个剧院、剧团参赛.我所在的话剧团是个远在大西北、成立仅两年、默默无闻的剧团——甘肃省话剧团.     

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眼中的共和国领袖

正一作为部队文艺工作者、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原团长,何仿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近距离的接触。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首都电影院听了何仿作词作曲并担任演唱指挥的《淮海战役组歌》后,拍着何仿的肩膀说:"三野仗打得好,歌也唱得好。"1958年秋天,毛泽东在张治中、罗瑞卿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陪同下,到江苏考察,江苏省委     

俄罗斯奥运代表团团长瓦辛：“90枚是我们的底线”

在北京奥运会上俄罗斯能拿多少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第几?回答这些问题最权威的人选,莫过于俄国家奥委会副主席、北京奥运会俄方体育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瓦辛。7月8日,本刊记者在莫斯科俄罗斯代表团制服装备中心的启用仪式上,对瓦辛团长进行了专访。     

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

1954年10月,新中国派出了由李德全和廖承志率领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我担任团长翻译。     

回忆在白区做统战工作

受命传达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 １９３６年４月,我在上海参加抗日救国会后,邹韬奋先生介绍我到新疆协助杜重远办《新生命》刊物。同年１２月,我便启程赴新疆。至张掖时,突然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我万分高兴,认为这是时局的转折点,应暂不赴新,回上海为宜。于是我便回返,１２月底到达西安,又获悉张学良已释放蒋介石并亲送其回南京,我即找救国会西安分会商定行止。１９３７年元月初旬,西安救国分会负责人车向忱介绍我到西安七贤庄会见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他俩和我谈了好几次话,每次谈话时间都在十个小时以上,详细地向我说明西安事…     

回忆在董必武身边二三事

抢救:浴室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董老煤气中毒了。 1946年7月我到南京梅园新村担任董必武同志的随从警卫员后,正逢蒋介石开伪国大,关死和谈大门,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11月19日撤回延安,留下副团长董老领导代表团继续与敌人斗争,环境更加复杂、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