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蔚起,黔书中兴——明代贵州书法谈之二

正贵州土司对教育的重视,加上流官在贵州文教方面的大力推进,使贵州文化在明代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其后,贵州乡试开科,为贵州培育本地人才奠定了基础,贵州开始了广而深的文化建设,书法艺术也不断兴盛起来。在此背景下,走出去的贵州人日渐增多。在那些通过科举之路走上仕途的人中,不仅在学识上声名远播,政治上也有所作为,在书法上亦是造诣非凡,且留下了一定的书法印迹。南明王朝最后建立于贵州安龙,这段     

论明代镇守内官的设置、地位与作用

镇守内官是明代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代"双轨制"中内官体制在地方的集中体现。镇守内官设置范围的普遍性表明其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加以推广,公署及其附属人员表明镇守内官体制的日益稳定及其权势的扩张,敕书、关防、旗牌是明代官员行使权力的必备之物。明代镇守内官不再仅是皇帝的家奴、亲信,而是逐渐成为参与地方管理的公职人员。明代镇守内官体制在各地的运转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明清西南土司承袭制度和文书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统治．承袭汉代以来的羁糜制度．建立完善了土司制度。本丈就明清西南土司承袭制度和土司承袭文书进行探讨研究．以揭示明清封建中央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统治措施。明朝统治者在经营西南地区的过程中．“磁元故事．大为恢拓”．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土司官僚体系。明初西南少数民族土司的来源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任用元代的少数民族士官。明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c’其二是新增设的主官。《土官底簿》卷下贵州部分记载：明代该地交职土官15人．其中巡检7入．全系新设…     

方志所见明代地方道官的选授及演变考述

明代地方府州县道官普遍设置于洪武十五年,国初定制,以地方保举-礼部考试-吏部注授的程序选授,以道法修明为标准,至景泰年间偶开纳米授职之例,到成化朝,纳米授职在时间、空间上广泛开展,地方道官成为开放性职位,孝宗朝稍稍收敛后,在武宗朝以后成为选授的主流方式,地方道官的选授生态因而被破坏,并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影响了整个道官体系。     

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

军管型政区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划类型,不是明代专有的现象,但历代类似性质的政区皆不如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之完善、严密及分布之广泛。卫所制度是在总结以前历代边疆行政管理制度与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贵州都司既是一军事地理单元,又是一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对其卫所的分析是研究明代贵州的基础。     

吾乡山水杨与马,一时名噪三吴下——杨龙友、马士英山水画合论

正明代以前的贵州书画,除一些地方史籍文献中有相关叙述外,已难见留存,而今所能见者,也只是诸如石刻摩崖、墓室壁画之类的少量遗迹。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之前的贵州书画史,几乎是文字记载的艺术史,而非图像呈现的艺术史。在文化发展上,贵州也未与国家主流进程同调。直至明初贵州建省,尤其开科考试后,方有可观。故晚清目录学家、书法家莫友芝感慨道:黔自元上而五季皆土官世有,致汉唐郡县,几不可寻。英流鲜闻,安问风雅。逮有明开省增学,贡士     

改土归流与土官儒化——以明清云龙盐井社会为例

在西南边地的广阔空间中,土酋政权逐渐整合入王朝版图的过程极为漫长、复杂,每一个小地方、小事件都是“改土归流”这一宏大政治过程的重要元素。云龙州的改土归流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缩影。本文以土官杨氏和武官赵氏两个大姓家族为例,以家族墓碑为核心史料,从当时当地的人物立场出发,厘清云龙盐井社会的文化变迁过程,进而剖析边疆地区在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上逐渐内地化的转变。云龙土官的儒化历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边地社会的文化发展进程。从云龙州数百年的儒化进程中,可以看出“改土归流”并非只是朝夕之间的制度嬗变,而是历经铺陈、过渡和完善的长时段文化濡染。     

明代贵州军屯浅论

在中国历史上,军屯是一种通过军事编制把劳动力与土地相配置从而进行生产的组织形式。历来的研究者大多从明初军制、卫所与军屯、军户制三方面来立论下笔。本文以明代贵州地方军屯问题为视角,主要从明代贵州卫所旗军数、明代贵州军屯生产两大方面来探讨明代贵州军屯的历史状况,通过对明代贵州军屯研究一丁点肤浅的探析,以期对明代贵州教军屯能有个一般性的了解。     

元代贵州土著民族内附考论

元代前期贵州土著民族的内附大致经历了"附→叛→附"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总体上是以"附而复叛"、"时附时叛"为主要特征的,金山洞摩崖是元代贵州土著民族内附的有力见证。元中央政府对贵州土著的管控前期宽严相济,后期趋宽趋柔,以土司制度为主,辅以郡县制度,呈现出以土官为主,土流结合的趋势。随着内附平稳期的到来,元代贵州各土著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也为贵州在明代建省打下了基础。     

明代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研究

明代辽东为朝鲜使臣陆路入贡明朝的必经之地。朝鲜使臣行经辽东时,不时地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是明鲜宗藩关系的内在要求。明朝优礼朝鲜使臣的主要动机是密切中朝关系,巩固以明朝为中心的藩贡体系。事实证明,朝鲜使臣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后,更多感恩于朝廷。这无疑有助于中朝关系的发展。试梳理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并对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的原因、效果加以阐述,以期有助于中朝关系史的研究。     

明清时期黔楚边境的府卫纠纷——以黎平府与五开卫为例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贵州布政司,下设八府,而黔东原有卫所仍属湖广,由此造成两省边境府卫交错的局面。此后,因管理不便,历任督抚先后奏请改制,但因朝廷有意以"犬牙相制"的策略控制地方,故终有明一代而未改。清初,随着经营西南的深入,朝廷遂大行地方改制。本文以黎平府与五开卫为中心,叙述明清时期黔楚边境纠纷的基本过程,分析地方行政建置背后所蕴含的诸多复杂因素,以及此过程对日后贵州人文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明代苏州宗族形态探研

明人追求通过修谱与祠祭表达祖先崇拜和宗族共同体的意识。明人的祖先祭祀,依据祭祖地点,可以划分为墓祭、家祭、祠祭。娄坚《徐氏宗谱序》分析了明代江南故家大族与谱牒不盛的问题,认为吴人不能聚族在于习俗的鄙、奢所造成的,强调通过宗族建设移风易俗。明代族谱更加盛行,表现出强烈的以谱法接济宗法的观念。苏州士大夫发扬光大了宋代范仲淹设置义田、义庄的传统,以此赡族进行宗族建设,官府倡导并保护义田与义庄,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宗族形态的特色。明代苏州处于宗族组织化的新阶段。     

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

明清时期,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区交界地带是尚未纳入王朝直接管辖之下的"生苗"聚居区,被称为"苗疆",属于明清王朝的"内在边疆"。明代中期以来,明廷在以湘西凤凰腊尔山为中心的苗疆地区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隔绝"生苗"和"熟苗",加强对内在边疆的控制。明嘉靖《麻阳图》和万历《楚边图说》表现并强化了"苗疆"的存在。清代苗疆内在地缘结构改变,黔东南、桂东北取代湘西成为"生苗"聚居中心,康熙、雍正初年的疆域图中绘有三块"生苗"空白区,标明了清王朝疆域内的"化外之地"和"内在边疆",反映了清王朝的"疆域观"和"族群观"。随着雍正朝经略西南、开拓苗疆和改土归流,清王朝国家权力的空白地带--"生苗"区域逐渐减少并被代之以正式的国家政区,作为"内在边疆"的苗疆最终消失于清王朝的版图之中。疆域图生动表现了清王朝统一的深化和国家的内在拓展。     

明洪武年间湖南卫所设置的时空特征

明初,在湖南地区设立的卫所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属性复杂,具有其独特的时空特征。从时间上看,湖南卫所的设置集中在洪武前期和洪武后期;从空间上看,湖广西南部、湘西北、湖南南部等不同区域因各自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分布差异而表现出相应的空间特征。此外,从卫所分布的空间特征加以把握,可将明代湖南卫所划分为腹地卫所和边地卫所两大类型。在边地卫所中,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交通型、控御土司型、防瑶型卫所。     

明代工赈述论

以工代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方法,明代继承了这种赈济手段。明代的工赈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进行,地方富民(士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家缺乏相应统一的政策和制度。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运用。明代工赈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大批饥民得以生存,但并没有突破其"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其局限性仍然明显。     

明清"滥设官吏"罪

"滥设官吏"罪是明代确立的罪名,清朝因之."滥设"是与"额设"相对的,"额设"是制度上允许的额定员额,由朝廷人事主管部门按缺铨选委署,是职官管理制度的重要构成."滥设"则是制度上不允许的,是所谓定编之外的官吏,不经朝廷人事部门或主管部门按缺铨选委署,则属于犯罪.理清"额设"与"滥设"的关系,分析各种各样"滥设官吏"罪的案情及千变万化的情节,则是本文的重点内容.     

明代贵州军屯述论

明代的卫所屯田制度在贵州“蛮荒”之地的开发史上有着重要的一页。本文通过对贵州社会变迁史的回顾来突出论述明代军屯在贵州的具体实施状况以及所产生的巨大历史作用,这对今天贵州地方经济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明代钦差考

钦差作为由皇帝钦命特遣的官员,在明代国家管理事务中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存在形态,这导致了现有研究中对其缺乏整体、专门的关注,在零散的使用中也往往比较随意,出现许多细节性错误。文章通过对明代钦差的详细考证,认为:钦差称谓出现于元代,而在明洪武时期的官方文书中已较多使用;钦差的选派也要经过官僚体系的运作,是皇帝与官员共同合作的结果;其派遣区域以皇帝为中心,既包括地方,也包括京城;其身份凭证除了敕书之外,有的也有关防,甚或印信;明代钦差并非都是钦差大臣,也包括低级官员、宦官及固定差遣者。     

明代贵州开发的心理准备

明代贵州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中央政府既有大同思想,对贵州各民族施行怀柔政策,希望天下归心,形成四海一家的气象,又有明显的等级观念和大汉族主义情结,坚持汉族正统地位,“明华夏之别”、“谨夷汉之防”。外来移民到贵州求生存谋发展而又疏高贵州,生活在贵州却又有着强烈的故乡情怀;依托贵州而又有傲慢之态,与贵州少数民族相依相偎而又心存排斥。贵州土司迫于政治形势接受开发,却又竭力维护既得利益;下层广大民众热心学习中原封建文化和生产技术,但是在基本生存权力得不到保障时被迫反抗。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推动着贵州的开发进程,另一方面又使开发出现停滞或破坏。     

明代甘青地区的＂土官＂与＂土司＂

今甘青地区在明代时是否设有“土司”,学术界至今存有争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朝中央政府在今甘青地区设立的土官进行了梳理,并与西南典型土司制进行比较,认为明代今甘青地区广泛分布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卫所土司和僧职土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