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中法战争论析

李鸿章是清末重臣,参与了中法战争期间的主要活动,其思想和行动与这场战争的关系十分密切。牵鸿章并非始终主和,而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态度和表现。同时,李鸿章的态度及变化与朝廷的态度及变化有密切关系,对此应该给予具体分析和客观评价。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李鸿章参与了中法战争中的对外交涉。与人们一般看法不同,李鸿章并非始终主和,而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态度和表现。李鸿章的态度及变化与朝廷的态度有密切关系,他不是决策者,而是执行者。     

甲午英魂永存——纪念邓世昌殉国100周年

在一个世纪前的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尽管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英勇作战,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掌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的李鸿章采取避战求和,招致战争失败和北洋海军覆没,被迫签订结束战争的丧权辱国的     

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的抗法保台策略

1883至1885年,法国发动了一场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分别在越南北圻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战役又主要集中在台湾。因此,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如何坚持抗法保台、维护对台湾的主权,成为其对法军事斗争中的核心问题。本文拟对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抗法保台斗争的策略演变做一系统探讨。     

论中外战争中的李鸿章

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防战略的主要制定者,是对外战争中方关键人物之一。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根据国际形势及力量对比,制定了这样的战略总方针: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以守为战,以战为和。李鸿章是如何实施这一战略总方针的?效果如何?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法战争史研究

中法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间的第三次战争,对晚清内政、外交和边疆均产生深刻的影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的中法战争史研究从资料整理、出版到专题论著的发表,均取得不俗成绩,并对中法战争的背景、性质和分期,战争的结局与影响,以及相关战役、外交问题、清政府的战争对策和相关人物研究等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相比晚清一些其他重要历史事件,中法战争史研究还比较薄弱,今后可在外方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对法方和越方的研究,以及研究队伍的建设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     

“公车上书”一百周年──读梁启超《水调歌头》词有感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为了实现侵占朝鲜,入侵中国的目的,用不宣而战的手段,偷袭中国驻牙山的海陆军,清政府被迫于8月1日宣战,战争正式爆发。在整个战争中,清政府都执行妥协投降的政策。当日军极力挑衅时,掌握清政府军事、外交实权的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极力主张妥协,乞求俄、英、美等国调停,致使中国陆海军遭到惨重失败．并于第二年（189）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卖国《马关条约》。消息传来,群情激愤,举国哗然,掀起了反对割地求和、拒签《马关条约》的…     

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

甲午中日战争促成的言路一派愤切和群起高亢,使十年以前因中法战争的起落而在政府压抑下一时星散的清流,重起于时势危迫之中。同时,由战争造成的政局变动,使渊源於清流一脉的翁同稣与张之洞各自因李鸿章的挫跌而走向高处,分别成为政府里和疆吏中的重心。重起的清流既以其议战议和的彼此呼应相感染,拢集朝野士人,又以其群聚和群鸣影响了时事的走向与朝政的起落。这个过程由追究战争与议和的责任开始,又步步深入触及中国社会的积弊和时弊,并最终由除弊而走向以西法变成法。在甲午之前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襄,清流曾代表了儒学的固性和刚性,与借法自强的洋务一派相对峙,因此他们在甲午战争之后急速地越过借法而走向变法,同时又写照这个群体在时势逼迫下的剧变。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怎样始终主张投降?为什么竟会在胜利的局面下签订卖国条约?

在整个中法战争过程中,李鸿章最初是主张不战而降;战争已经开始,它主张速败早降;当战争偶遭失利,它就大减赶快投降;即令在战争获得大胜时候,它又嚷着乘胜投降。总而言,一句话,投降。最初,它首先散布失败主义,说中国“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争”。法国是“船械之精,操练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还认为法国并“无与中国失和之     

宗藩之破：中日《天津条约》第一款朝鲜撤兵问题考述

中日《天津条约》第一款撤兵条款从提出到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甲申政变失败后,日本为将清军彻底撤出朝鲜,谋划和主导了中日撤兵交涉的全过程。日本先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撤兵策略,以双方共同从朝鲜撤兵为幌子,诱使清政府同意从朝鲜撤兵。而清政府正值中法战争,担心日法联手而两面受敌,同时希望借机让日本从朝鲜撤兵,以“转圜之计”的暂撤考量同意共同撤兵。天津撤兵谈判中,由于李鸿章受到伊藤博文避重就轻、软硬兼施等谈判策略的误导,以及倚恃作为宗主国的将来派兵权,在撤兵时间和范围上均做了妥协,且在没有限制日朝条约内日本在朝驻兵权的情况下,形成了尽快撤尽驻朝两国兵弁的撤兵条款。此条款基本按照伊藤要求形成,反映了日本侵略朝鲜的手段和东亚扩张思想,是李鸿章失策的妥协条款。     

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农村金融--以农村合作金融事业为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认识到抗战将是持久战,持久抗战的关键之一在于农村能否持久地提供支持。因而,维持和发展农村经济就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一环。而维持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为农村提供金融支持。本文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关资料为中心,特别是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系所作的农村金融调查资料,辅以其他史料,对1939年至1944年间国统区15个省的农村金融借贷、放款利率、放款期限、借贷办法、放款机关等情况进行具体考察,分析和观察其成效与特点,并与抗战前后的情况进行比较,以期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和演变情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李星沅与"青浦教案"

“青浦教案”系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起教案。英国领事阿礼国欲乘机突破原有条约框架的限定,谋取更大的利益;中方处理此事的主要人物为两江总督李星沅,他曾亲身接见前来违约“投诉”的巴夏里。李星沅在本次教案中的所作所为,代表了当时清朝官员观察中外关系的视角和处理中外交涉的手段。通过此教案可以看出,清朝官员在处理中外交涉时,仍然处于完全的劣势。     

“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

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辛酉政变三个相继发生的重大事件,促成了湘军、淮军和总理衙门等一系列新制度的创设。这一制度创新的共同特点是王朝应对外部危机而采取的横向分权,在体制外形成新的制度和权力中心,并与共同的对手之间构成三角权力制衡,呈现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的特征。在战时体制向常规时期体制的过渡中,曾国藩和所统湘军走上战后复员老路而趋于衰微;左宗棠和李鸿章则在变化了的大环境下,寻找到自强新目标,将战时外移的权力延展到新的体制外新机制中。最终,以李鸿章和淮军为核心的洋务体制,整合了由内转外的各种新势力和新制度,形成与王朝旧体制并存的双轨制结构,并在与外国势力抗衡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权力架构。由此可见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才是甲午战争前权力结构变动的主导趋势;而中国内部纷繁曲折的制度创设和权力结构变动是这一时期历史之变最重要的内涵,也是晚清史真正意义之所在。     

评1868年中美《浦安臣条约》－以华工出国及华侨保护问题为视角

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黑奴贸易的被禁,西方列强将其寻求廉价劳动力的目光转到了亚洲。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出国佣工形成高潮。签订于1868年的中美《蒲安臣条约》进一步促进了华工出国之步伐,同时也将西方社会保护本国侨民的观念融入其间,对清政府侨政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     

“误国之忠臣”?——再论庚子事变中的李秉衡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秉衡是起过重要作用的一位历史人物,尤其在庚子事变中千里勤王,以至身殁殉国,身后寂寞,而谤亦随之。通过对他一生最后阶段的事迹考订,可祛除既有认知中的迷思成分,厘清他与清朝中央、东南督抚及义和团之间多种关系,也可由其个案观察晚清政治的时代相。李秉衡心怀报效之忱,反对侵略而力主战议,在因应时变的策略上,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东南督抚明显拉开距离。忠君爱国确为其思想本质,庇拳仇洋则未必是历史事实。近代中国在与西方相遇后,被迫打开国门,由于新旧两股力量长期拼力撕扯,人心国力的凝聚反而变得不可得。李秉衡的身后是非不仅反映其个人所处的困境,其实也折射了时代的复杂性。     

甲午之后清政府对外出租土地的价税政策及特点

甲午战争之后,外商在华的租地方式主要有永租和年租两种．其中年租是最为广泛的一种方式。租价和地价的确定方式多种多样,清政府向外商征收的地价、地税的显特点是：地价较低,而且开埠愈晚租价愈低;租期愈长,租价愈优;地税一般相当于或高于华界．有时甚至还低于华界。当时这种优价优税政策,是晚清土地出租政策的一次飞跃,是清统治主动推动明制度,“变成资产”的有益尝试。     

邓承修与中法桂越段边界交涉——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桂越段边界条约档案为中心

清中期以前,越南被视为藩属,清廷未曾与其划分明确界线。中法战争后清廷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越南与清朝藩属关系断绝,划界之议遂启。光绪十一年,清廷派邓承修与法国官员进行划界事宜谈判,经过冗长的交涉辩论,最终双方签订界约、绘制界线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邓承修与法国勘界官员所订条约、界图和相关档案,是还原这段桂越段边界交涉情形的重要资料。     

从法国档案审视清末国家认同的重建——以“苏报案”交涉为例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遭遇了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国家信任危机。为了重塑其政治权威,清政府采取了比以往更为积极的举措,围绕"苏报案"与列强的"争锋相对"正是这一心态的典型体现。本文通过对法国外交部馆藏《1903-1904年"苏报事件"》档案的解读,借助跨文化视角实现对"苏报案"的历史重构,以期对清政府希图通过融入当时国际体系以重建国家认同这一设想的审视,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国家独立是重建国家认同的首要条件。     

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历程

1881-1892年,以李鸿章为主的清政府官员,一致主张联络罗马教廷,废除法国保教权,稳定中国基督教局势。总理衙门采纳这种主张,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却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扰而未能成功。1892年后,清政府官员对联络罗马教廷的主张发生分化。陈其璋等人建议继续实践,而薛福成等人则认为不能将解决中国教案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罗马教廷,主张另辟蹊径。总理衙门的意见与薛福成等人相似,自1896年后放弃与罗马教廷建交通使的计划。19021906年,吕海寰等官员发起建议联络罗马教廷的新高潮,但清政府未予采纳。     

葡萄牙与《中葡和好贸易条约》的签订

《中葡和好贸易条约》是近代以来中葡两国草签的一个重要条约,葡萄牙政府在谈判过程中曾采用各种手段,以期从法律上确认对澳门的占领,清朝谈判官员的昏聩,使葡萄牙人几乎实现了他们在几个世纪里梦寐以求的目的。只是清政府在换约前提出修改条约的主张,才使其努力功亏一篑。本文依据中葡双方的档案史料,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这次修约交涉中企图侵占澳门的险恶用心和卑劣手法做一概括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