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反对“文革“而就义的陆兰秀烈士

我与陆兰秀素不相识。我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被调到中共苏州市委工作时,才有机会从法院借来的七大卷所谓“罪证材料”中,看到她临刑前的照片上,那激愤的眼神,读到她多篇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现代迷信的娟秀文字的。在“文化大革命”被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在现代迷信笼罩全国的恶劣环境下,被囚被斗,面临生死抉择的陆兰秀,竟能如此鲜明、如此深刻地批评党的最高领导人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斥责“文化大革命”“使历史大幅度地开倒车,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大智大勇,使我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不知为她流下了多少激动的泪水。尽管当时党中央还没有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我还是冒着风险为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被总结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即按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言、所行,其内容,可概括为：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这“三个全面”（或曰：“三全”）是文革灾难的思想理论的根源。何谓“全面阶级斗争”？何谓“全面夺权”？何谓“全面专政”？本文先来讨论关于“全面阶级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60年代的中国外交

从1966年开始,中国外交逐步走入困境。这个困境,是由中国的内政问题引发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文化大革命”是在战略的背景下发动的。在“内忧”和“外患”之间,毛泽东选择了首先解决“内忧”的道路,因为他认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样,革命、生产、备战,就成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必须认真处理的三个重大问题。“备战、备荒、为人民”便和“抓革命,促生产”一起,被确定为处理三者关系的基本方针。     

工农兵学员入北大

20世纪70年代,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我国高校,曾对招生制度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革命”,这就是你只要被推荐,不管文化程度高低、年龄大小,不经考试,就能进入大学上学,这些人被冠名以“工农兵学员”。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其发端在北京大学,“工农兵”上大学,其肇始也在北京大学。我是当年第一批进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经历了一些有趣的事情,略述在此。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成立的一个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因而也是“十年浩劫”的具体制造者。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怎样的？这是讨论文化大革命应该和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里,我用“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题目谈谈这个问题。     

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党内高层领导围绕着工作组的存废问题发生争论。这实质上是对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的争论。主要表现为对“乱”的不同看法,是要“天下大乱”与有领导、有限制、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分歧。毛泽东是主张“乱”的。7月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8月23日,他又在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各地对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持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1967年夏…     

论邓小平的历史评价方法

在史学研究中,有一种公认的看法：治史之难莫难于对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因此,只有经过较长时间沉淀后作出的历史评价才有可能是科学或客观的。然而,历史发展常常容不得时间沉淀,当有些人物或事件一成为历史,就要求立即作出评说,并把它看作是影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就使得历史评价变得十分沉重和紧迫。“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四人帮”搞的一套东西如何评价？建国后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如何评价？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反复思考的重要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     

王稼祥一次防“左’纠“左”的尝试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把王稼祥1962年上半年提出的关于对外工作的主张,说成是“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对各国革命运动支援少）、“三降一灭”（即所谓投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地进行批判,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说明凡是在指导思想发生错误或偏差的时候,往往会把党内思想上、路线上的是非弄颠倒,把本来是正确的东西说成是错误的,把本来是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历史已经证明,王稼祥提出的这些主张,…     

老歌的记忆

著名作家王蒙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革命战争中,歌曲属于革命者,属于人民。对立面的窘态之一是无歌可唱。自古中国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的遭遇就叫做‘四面楚歌’。”“无怪乎据说一些老解放区的歌唱家聚会的时候,在酒过三巡以后,他们宣告：革命的胜利是从他们的唱歌儿的胜利上开始的。”我出生在胶东革命根据地,自幼学会了许多革命歌曲,至今一些歌曲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用“十年失误”代替“十年浩劫”是不对的

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张荣生写的、题目很长的文章《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该杂志的编辑在此文的“摘要”中,把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不仅是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涉及政治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讨论清楚。     

我的“三反”铁证的肯定与否定

这里说的“三反”,不是1952年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我在而立之年有幸躬逢史无前例的“革命”,荣获“三反分子”的桂冠,蒙受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的洗礼,实在是人生难得的际遇。     

“文革”中的陈毅

陈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投身革命,是红军著名将领,新四军军长,三野司令员,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市长、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共和国元帅,一生功勋卓著,在党内和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陈毅一直认为是类似党内整风的运动,是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保持思想纯洁的运动,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夺权的内乱。     

抗联的木盆

抗联斗争生活的艰苦卓绝,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史上是罕见的。在日寇实行反动的“归屯并户”和所谓“大讨伐”以后,尤其如此。当时,活动在桦川县七星磖子山区的抗联部队,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没有武器就自己造,缺乏生活用具也自己动手做。他们利用森林这一天然资源,制做了许多生活用具。这个木盆就是     

向陈云同志学点哲学

当我重读了《陈云文选》和《陈云年谱》之后,深感陈云同志是一位具有广博哲学智慧的 革命家,也开始了我对陈云同志哲学思想的再学习。 1.也是个实事求是派 我首先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称谓陈云同志的哲学思想,这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 国的运动历程。毛泽东同志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他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同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它的中国化的表现形式:实事求是,并把它规定为我们党 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重申”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     

“文革“中的外国专家造反派

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飚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之后,不仅大陆上的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和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投身其中,就连当时正在中国大陆帮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国朋友们,也被席卷进去,与中国人民一起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一、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公开宣传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所写的大字报为开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对聂元梓等人这张大字报作了高度评价,誉之…     

爱读书的罪过

1966年,我在湖北汉川搞“四清”运动,夏秋之交,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提前结束,10月初我回到了湖北应城县三合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还充满了信心。殊不知,我是区委书记,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     

谁也无法垄断历史

在1966-197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按国家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通过任何法律手续,一下子就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和整死了。他在去世以前,丢下一句铿锵有力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当时,他的这句话当然不能公开,但是,是有知道的人的。这些知道的人中,当时都没有把这句话当回事,钦定的案子还能翻得了吗？不可能。中共中央还作了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大家是举了手的,     

“文革”初期的“四帅三老”

“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林彪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等人,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野心,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人民群众对一些社会阴暗现象的不满情绪,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极端。     

《聂元梓回忆录》指误（二）

聂元梓是“坚决保卫周总理”还是耍两面派手法颠倒是非 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陈伯达、江青、戚本禹一伙,干了一系列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勾当,但她在《回忆录》中却说“拥护周总理的态度从来没有动摇过”,把自己打扮成“坚决拥护周恩来”、“保卫周恩来”的“英雄”。真相究竟如何？就让我们摆一些事实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