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政府地方自治政策及其影响

关于清末的地方自治思潮与地方自治运动,已有一些专文作过论述,但大多限于从立宪派、革命派以及资产阶级的角度加以探讨,对清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及其影响,则迄今未曾涉及。实际上,地方自治在清末的最后几年已成为清政府的一项重要国策,而且地方自治普遍推行于全国各地,也是在清政府由上及下的倡导之后。因此,全面研究清末的地方自治,不能忽略清政府地方自治政策的实施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即拟对此作一初步考察。     

清末城市自治思想及其对近代城市发展的影响

清末,一些有识之士发现城市自治制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性结构后,自觉地将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寄托在争取城市自治之上。清末地方自治的实践主要侧重于城市进行,使城市自治运动实质上成为地方自治运动的主体。政治民主化城市优先发展的思路由此初露端倪,并且成为近代城市在政治层面发展的主线,影响着近代城市的发展走向。城市自治思想使近代城市的发展具有以追求实现民主政治为目标指向的主观精神动力。     

戊戌至辛亥地方自治的发展——湖南保卫局与上海总工程局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湖南保卫局和上海总工程局的对比研究,具体考察了地方自治在清末产生和发展的特点及影响,阐明了地方自治从戊戌时期的官绅商合办到辛亥时期的商办这一发展过程。从自治机构的设置及规章制度的订立方面看,上海总工程局更加完善,并体现出更多的近代色彩。从自治活动内容及职权范围看,湖南保卫局与上海总工程局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总工程局的自治活动内容更为丰富,而且更具创新性和建设性,其职权范围显然也更宽。保卫局和总工程局的自治活动在许多方面都曾产生积极影响,但后者的影响更为突出,涉及的面也更广。这些都表明,辛亥时期的地方自治较诸戊戌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本文还分析了从戊戌至辛亥时期地方自治在中国获得发展的原因和局限性。     

清末民初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权势转移——以上海拆城案为中心

上海拆城案是在清末自治运动兴起、城市商业发展、与租界竞争以及城墙自身功能消退的背景下进行的。该议案从提出到最终执行,几乎经历了整个清末民初自治的全过程,其间经历了前期激烈的争议和后期犀利的施行阶段,形成了"拆城以利通商"和"保城以卫家园"对立的两派。拆城派大多属于商人领袖,具有新学背景,而保城派则主要是拥有传统功名的地方士绅。在两派激烈的争论过程中,随着时局的演进,保城派逐渐由强势转为弱势;反之,拆城派由弱转强,从而完成了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新旧群体权势的转移。     

官治与自治之问：清末州县劝学所述评

内容提要 在清末的兴学热潮中,州县出现了一个新机构——劝学所。劝学所总董和劝学员由本地人担任,办学经费主要是自筹,职权上包揽地方一切办学事务,具有很强的自治特点。但是,由于当时地方自治并未成立,劝学所更多的是秉承提学使指令,并在地方官的监督下开展工作,所以只是一个半官治半自治的机构。随着劝学所的出现,州县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劝学绅董群体,他们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官府的札委,职责范围涉及官办学务和自治学务两个方面。虽然他们并没有被纳入正式官员的行列,但却具有正式权力,成为半官半绅、亦官亦绅的双面人物。劝学所的这一特点充分反映了清末地方机构改革中新旧交替的内在矛盾和基本特征。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65元清末民初的中国面临着数千年历史变迁中的又一次大变局,在这个被称之为"转型时代"的历史过程里,关注世界、国家和自身命运的读书人为因应西潮掀起了种种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全书利用了大量报刊、日记、文集等资料,从受众层面和地方视角对"排满"思潮、辛亥革命、清末民初的学生生活、江浙地方读书人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变迁、教科书以及清末咨议局、地方自治选举等问题做了细腻而     

浙江省历史上地方自治回顾

清末民初,浙江省推行地方自治在各州县乡镇已普遍存在。虽然各地自治遭遇各种顽固势力的抵制、扼杀,但地方自治的精神却已影响和改变着基层社会。辛亥革命的成功为浙江地方自治的发展准备了政权基础,推动了浙江省议会的成立和自治法律的颁布,探索了城镇乡的基层社会自治,对民间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即从浙江省自治制度的演变和基层自治实践角度着手,对浙江省地方自治作一简要回顾。     

黄东兰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黄东兰教授的近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以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发端———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形成与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分析外国地方自治对中国的制度形成产生的影响。作者从中日两国地方自治制度相互关联的角度入手,着重考察了中国吸收、改造日本     

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兼论商业市镇的政区实体化

随着清末民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展开,以及国家对基层自治区域划分的制度设计的不断变化,近代江南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个由清末"城镇乡制"向民国初期的"市乡制"、1928年的"市乡街村制"、1929年的"区镇乡闾邻制"、1934年后的"区镇乡保甲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传统的商业市镇也逐步完成了由依附走向独立、由支离走向完整的政区实体化过程。     

近代浙江省地方自治制度与实践

清末民初,浙江省推行地方自治的广度几乎遍及各州县乡镇.虽然各地自治风潮涌动、军阀肆意扼杀,地方自治的精神却已影响和改变着基层社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自治走向由国民党政府引导推行的道路,在制度上和实践中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此间鉴于抗日战争和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加强保甲制度,日渐控制和干预地方自治.浙江省地方自治在短暂发展之后,愈益背离其本质.     

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

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魏光奇在清末民初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全国许多地区均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县自治财政。这种县自治财政,不仅是当时中国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体现出当时地方自治所蕴含的中国行政体制近代化变革的积极意义。因此,...     

北伐时期的上海自治运动

上海自治运动的开展构成了国民革命的一个环节,上海全浙公会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势力,本文的目的在于,集中研究上海浙公会的活动,进而分析上海自治运动,论证这场运动之所以成为上海市政府建立的主要政治基础之一。     

清末地方自治经费来源、管理使用考

正1909-1910年,清廷相继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在全国推行地方自治。事无财不举,地方自治从筹备到实施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如果没有独立的筹款渠道,地方自治将寸步难行。因此,各国在制定地方自治法规时均对自治经费做出相应规定。日本地方自治经费在府县为府县税及府县的其他收入,在市町村为府县税的附加税和市町村特别税。英美国家则以地方税或地方公债作为地方建设费用。清廷原计划在预备立宪期间颁布地方税则以为将来地方自治的经费来源,但地方税则直至清廷灭亡也没有厘定。在经费尚无保证的情况下,地方自治仓促上马,成为此后自治运行的一个隐患。本文依据有关史料,从地方自治章程和具体实施层面,考察清末地方自治经费的来源、管理以及使用等问题。     

两种自治观的并存与消解:云南省联省自治时期县议事会实际运作之考察

按照《云南全省暂行县地方自治章程》之规定,县议事会有监督县知事行政、审核县预决算、决议县单行规则及其他县自治事项等权力,但实践中则是传统的县政结构使这些制度设计均落了空。其原因除了学界经常强调的官治与自治之冲突外,还因团体自治与社会自治两种自治观的并存与冲突,此两种自治观的冲突与消解现象非联省自治时期的云南所独有,它贯穿着自清末至实施新县制之前的中国县地方自治史。     

清至民初嘉定宝山地区分厂传统之转变--从赈济饥荒到乡镇自治

本文通过揭示赈灾这样的特殊事件及与“分厂”相关连的地方惯习的变化 ,勾勒出有清至民初嘉定、宝山“分厂”制度的确立和衍化过程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厂董”职能的转化以及传统的乡镇管理模式与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 ,指出在清初救荒活动中划分的以市镇为核心的“厂”的管辖区 ,后来逐渐演变成事实上的地方行政区划。至清末民初 ,尽管“厂域”界限纷争不清 ,但该地的地方自治区域还是完全按照原来的“厂域”面积拟定的。     

孙中山与联省自治运动

联省自治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一次重要尝试,是国家政体由君主制走向共和制的变革中地方政制相应变革的补充。孙中山反对联省自治,他认为联省自治势必会阻碍国家的统一;而极力主张地方自治,但强调地方自治不等于忽视中央政府的领导与国家的统一。     

论清末东北宪政改革的特点

以实施宪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是清末东北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具体表现在 :一是通过官制改革调整了地方行政机构 ,加强了地方公署对边疆的控制 ,为东北实施宪政铺平了道路。二是把司法独立作为实施宪政的关键 ,完善了近代地方司法体系。三是以地方自治为实施宪政的基础 ,促进了东北近代民主运动的发展。四是以谘议局为实施宪政的后盾 ,扩大了谘议局参政的深度和广度 ,并充分利用谘议局与商会的特殊关系 ,使公署、谘议局、商会形成一个有机体 ,从而东北的宪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清末地方自治中的广东士绅

<正>中国传统社会实行“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这一基层控制模式，士绅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地方自治是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士绅是地方自治的中坚力量。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开展的地方自治是应对晚清政治改革的自然调适，开启了广东地方政治近代化的先声。广东士绅在设立地方自治研究社、参与咨议局和筹建统一自治机构等方面投入了相当精力，虽然成效有限，但却巩固了传统绅权。对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参与地方自治的原因、     

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设计的演变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场运动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整个"地方自治"的基础,南京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设计的制度由于"过于理想",而没能真正推行。随后,南京政府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断进行修改变通,直至"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整合了此前实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推行了"新县制"。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