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宗教之变：瑜伽密教影响下中国宗教新格局的确立

瑜伽密教即指唐代密宗，有理密和事密(法事),在唐代，瑜伽密教称为瑜伽教，事密称为瑜伽教法。会昌法难，瑜伽密教理密丧尽仅存事密，即是瑜伽教法，明代称为瑜伽教。瑜伽教法对唐代以降的中国宗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理解唐宋以降中国宗教发展变化的关键。宋元新道教(法)、民间宗教等均与瑜伽教法关系密切；水陆法会是瑜伽教法的一种，也称为水陆法。唐宋以降中国宗教新格局确立，华夏文化在儒释道三教彼此交融中创新和发展。     

天人岂相契?——宋代地方官祈雨的一个侧面

宋代地方官员在地方旱时通常依据一定的程序祈雨。从人和自然的角度看,受自然环境及人为因素的影响,祈雨有时并非一帆风顺。他们所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祈后无雨、降水量少、降雨未及全境等,因此他们必须运用各种手段来应对这一窘境。而且在祈雨的过程中,他们也可能遭遇各种出乎祈雨程序之外的事件。此外,当时许多官员对祈雨活动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有相当的认识。因此,"天人"并非总"相契",这是当时"天人感应"观念笼罩下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侧面。但总体而言,祈雨仍是当时地方官府应对旱灾的重要手段之一,这是当时的现实和历史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宋代的离婚与妇女再嫁

《宋刑统》规定:“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不相安谐”就是夫妻性格合不来,“和离”就是双方私下协议离婚,不必惊动官府。但在封建社会,离姻习俗同样受封建制度制约,妻子如犯了“七出”之罪,就要理所当然地被丈夫休、弃、去、出。“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这些条件,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家长制和夫妻权的,从而使妇女处于被压迫地位。而妻子则是不能随便提出离婚     

阿骨打拜天射柳

女真人接受契丹人射柳祈雨宗教活动的影响,出现了射柳祭天的文化习俗。在反抗辽朝、凝结民族力量的过程中,射柳祭天发挥了重要作用,金朝建国后,阿骨打改射柳祭天习俗为拜天射柳礼制,在大定、明昌年间这一礼制进一步完善。     

阿骨打拜天射柳

女真人接受契丹人射柳祈雨宗教活动的影响,出现了射柳祭天的文化习俗。在反抗辽朝、凝结民族力量的过程中,射柳祭天发挥了重要作用,金朝建国后,阿骨打改射柳祭天习俗为拜天射柳礼制,在大定、明昌年间这一礼制进一步完善。     

从辽塔造像看密教对辽代七佛造像的影响

有辽一代,崇佛之风甚炽,密教于此时迅速发展,由此形成"密教振兴,显密结合"之辽代佛教宗派特点。七佛造像渊薮久远,随着七佛信仰的传播而逐渐形成和发展。从诸多辽塔七佛造像个案入手,探讨密教对辽代七佛造像体系的巨大影响及七佛与密教陀罗尼经咒的关系,从而揭示出辽代七佛信仰的护世护法功能及现实功利性。     

宋代的婚娶原来如此

相关史料记载,宋代在婚娶方面普遍仪婚过早,有指腹为婚、襁褓订婚等习俗,舅表婚也很流行。娶妇叫索妇,但娶女亲之程序越来越繁。     

瓜州东千佛洞的图像源流与历史价值——兼谈东千佛洞的初创年代

本文根据新发现的东千佛洞老照片,通过和东崖、西崖之间的对比,认为东千佛洞的开创年代始自北魏时代。同时,作者基于长期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对东千佛洞的图像源流和历史价值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东千佛洞第7窟的八大菩萨曼荼罗根据不空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绘制,属不空系密教影响下的产物;东千佛洞第2窟的《文殊五尊曼荼罗》、《尊胜佛母曼荼罗》、《多罗菩萨救济八难曼荼罗》等壁画都与今译传世梵文文献《成就法鬘》有着密切的关联,与之相反,第5窟的《名等诵文殊曼荼罗》、《不空羂索五尊曼荼罗》等壁画,则与尼泊尔流行的藏传密教相关。     

略谈宋代斗茶与茶具

中国的饮茶习俗,自汉、唐以来已有2000年的历史,其极盛时期为宋代。宋代茶叶生产兴盛,饮茶之风普及,品饮方式愈益讲究,鉴赏水平不断提高,“斗茶”之风随之而起。“斗茶”,即一种赛茶活动,参赛者献出各自的精制茶叶,以轮流品尝的方式鉴别、评定其色、香、味、形的优次等级,决出胜负名次。宋代斗茶比较普及,与当朝皇帝爱茶嗜茶关系密切,同时,与宋代瓷器发展也密不可分。不少文人高士和茶专家也爱好斗茶。可以说,宋代“斗茶”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精制香茗与精美茶具的和谐组合。一、名人茶事中国历代帝王喜好饮茶,研究茶学…     

从泽州民间文本看清代华北乡村的跨村社祈雨

祈雨是清代华北乡村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清代山西泽州,村社祈雨仪式一般都会跨越本社界限,长途跋涉.跨村社祈雨可以分为辐辏式和直线式两种.直线式祈雨以社亲为勾连,由横跨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的村落来完成.整个仪式中,浩荡的祈雨队伍、长途的跋涉、繁琐的村社见面礼、复杂的“还功”[1]以及村社权威“社首”在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都说明,此类祈雨活动并非仅为祈雨而来,也是独立的社在其它村社面前的一种权威展示.     

唐代的祈雨习俗

唐代不论从官方还是民间来说,对天象与人事的关联都深信无疑。唐玄宗就说过：“朕以不德……天久不雨……岂名山大川、修祭名祀尚不及与?”而自居易也大力提倡古人“暴身致雨”的精神。在这种舆论背景下,唐代普遍存在着祈雨习俗。     

大理国乌贤图像及其相关文本再论——基于海内外所藏图像、文本的新整理

在大理国《梵像卷》、明初宫廷写绘本《金刚智经》及海内外金铜造像中均出现了一种“九首十八臂三足”的造像,四川西昌罗卜惹岩画中也有一铺近似的图像。明本经文称其为乌贤大王,但“乌贤”一词实际早见于大理国写经,其图像粉本也应源自大理,大理国写经中与乌贤相关的内容对明本经文无疑产生了最主要的影响。大理法藏寺的《赵州南山大法藏寺碑》碑文即反映出遗存的大理国密教也曾流入明初宫廷,折射出明初云南边地和汉地之间文明紧密交流的史实。     

从华严钟看华严宗与密教的关系

明朝永乐年间铸成的华严钟是华严宗教派下的一个重要产物。本文在对钟上所铸梵文经咒的破译结果作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明朝初年华严宗及密教的传播与影响,华严钟的功能及所铸密教经咒的意义,以及华严宗与密教的关系。     

谈宋代神童举

宋代在贡举中设置神童举(又叫童子举),经考试得官或赐出身者,称神童。这一科制的设立,为宋代士子提供了一条入仕的捷径。于是人们“苦其子弟”,“次教之五经”,争作神童之风大兴,它对宋朝一代的教育,尤其小学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神童举是宋代贡举中非常选科之一。它规定;凡十五岁以下儿童(唐朝规定,凡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十通者予官,通七者与出身),能通经     

大理国写经《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与唐代不空所传经轨的比较研究

大理国写经《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是大理国时期的密教仪式文本,其中记述了佛、菩萨、金刚(明王)等几十种尊圣的启请次第。经过录文、整理发现,该写经绝大部分次第内容与汉地密教经轨有关。尤其通过对比不空所传相关经轨,显示出该写经受不空所传金刚界教法的影响至深,说明了该写经与唐代密教文献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从而折射出唐密在大理国的遗存。通过对该写经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大理密教总体上属于汉地密教在云南的传播,是汉地密教经轨在大理的流布,是中国中古时期汉地密教的一个流脉。     

圆仁亲历的会昌佛难

本文根据日本僧人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引用中国相关史书,就唐武宗时"会昌佛难"之原因及其经过做进一步探讨。     

石刻资料中的辽代丧葬习俗分析

辽墓出土的墓志及墓幢等石刻文字蕴含着虽零散但却十分珍贵的反映辽人丧葬习俗的第一手资料。利用这些珍贵的石刻资料,对辽人丧葬习俗诸如“停柩权厝”、“遴选墓地”、“营造墓穴”、“卜占葬期”、“依礼下葬”、“褙葬先茔”、“特殊葬式”等问题进行探讨,不仅可弥补文献史料和考古实物对丧葬习俗记载、反映之缺漏,丰富辽代丧葬文化之内容,而且有益于进一步深化与丧葬文化相关的辽代社会史之研究。     

越人“断发”再议

自来论述百越习俗,言必称“断发身”,“断发”与“身”并提,意谓二皆为古越人之显特征而普遍盛行于百越之中。窃以为,“身”习俗或可持此一说,至于“断发”习俗则未尽其然。     

上海“三城隍”的由来

旧时,凡县治所在之地,城中必建有一所神祠,俗称城隍庙,为供奉祭祀一地的城隍神所用。城隍,民间传说是主管某个城的神,故凡“祈雨、求晴、禳灾诸事”“公私每有祈祷”。古人还认为：“生而为英,殁而为灵”,故天下之城隍,往往生前实有其人。     

越人“断发”再议

自来论述百越习俗,言必称“断发身”,“断发”与“身”并提,意谓二皆为古越人之显特征而普遍盛行于百越之中。笔以为,“身”习俗或可持此一说。至于“断发”习俗则未尽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