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税自主与中日交涉

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关税权受到片面协定的束缚,中国海关长期在协定税则的桎梏下丧失了自主权利。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争取关税自主的运动也就此展开。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会,中国首次提出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又提出了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方针及６项具体提案。１９２５年８月,金法郎案结束。华盛顿会议所签署的关税条约由各国政府批准,１０月２５日,北京政府（段祺瑞政府）所召集的北京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     

"间岛问题"的历史真相及中日交涉的历史经验

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朝边界纠纷和朝鲜移民的保护权为借口,蓄意制造了所谓的“间岛问题”,并由此在中日之间挑起了长达三年的外交争端。事实上,早在日俄战争前后,日本就将其军事、政治、经济势力以非法的手段和途径向延边乃至东北渗透。“间岛问题”只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来混淆视听、遮人耳目以达到公开夺取中国延边地区的借口。在中日交涉中,中国官员依据扎实的历史文献考证、实地勘查和国际法条文,通过开展移民实边和加强军备等措施,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捍卫了国家的领土。     

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 ,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从陶德曼调停 ,到高宗武的秘密使命 ,到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往来 ,直至长期以来令人备感神秘 ,却又扑朔迷离 ,莫名所以的所谓“宋子良工作”,许多人都相信幕后的操纵者一定是蒋介石。但新披露的档案显示 ,此中其实有相当复杂的情节与背景 ,蒋未必都是主动者。蒋确实并不笼统地拒绝停战议和 ,但其一 ,所有议和之举显为日方主动 ;其二 ,蒋接受议和 ,向与内外压力有关 ;其三 ,这其中通常又含有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的判断错误。而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 ,无论蒋有否同意过对日议和 ,其态度应当说从未有所动摇。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 ,是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战的观点 ,较多地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 ,因此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如果说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 ,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 ,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思想影响有关 ,当不为过     

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与欧美对日交涉

1937年8月到12月,日军对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以迫使中国政府和民众屈服。但轰炸却波及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在华利益,引起了欧美多国的不满和对日交涉。日本政府和军方却态度蛮横,甚至向这些国家发出要求其机构和侨民限期离开南京的最后通牒式通告。这场交涉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欧美对日首次外交交锋,虽然没有对局势发展...     

一起离奇的中日交涉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得手,气焰更加嚣张,不可一世。南下日军及台湾（当时被日本占领,为日本的属地）驻屯军不能坐视关东军独享在中国的这一硕大果实,垂涎欲滴。1932年初,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场场危机正在酝酿。就在这时,在台湾海峡的对面,发生了一起令国人震惊而又令人费解的凶杀案,几乎酿成一场战争。     

体制、交际与猜疑：论1933—1935年华北对日交涉

长城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构建了以政整会和军分会为主体的地方交涉体制,其运行为中央对日交涉创造了回旋余地。但在日方多头交涉的重压下,两会体制举步维艰,最终黯然退场,华北交涉之责收归中央。黄郛等人一度借助私人交际缓和中日关系,但多方交涉之弊亦迅速显现。且私人交际清晰地反映出中日权势强弱关系,地位的不对等反为日方索求打开了便利之门。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涉始终在高度猜嫌的氛围下进行,信任危机加剧了双方的立场分歧,而激进化手段的采取又反过来助长了猜嫌心理,中日关系在恶性循环中滑向谷底。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日本侵华活动具有清晰的连贯性,日方对中方“诚意”的无理诉求基于一种荒谬的认知逻辑。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从"满蒙领有论"到"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再认识

本对从“满蒙领有论”到建立满洲国的原因、背景、过程,以及“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形成、其内容和范围的演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指出了二的内在联系。本作认为：1、从占有“满蒙”变成建立“满洲国”。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实现整个扩张计划而作的策略调整;2、“大东亚共荣圈”的内容和范围．并非一成不变。其演变同二战前国际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3、和赤裸裸的扩张计划相比,“大东亚共荣圈”不仅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特征。而且是日本各种侵略扩张的综合体现。     

从《环境研究》看日本学界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

日本《环境研究》在2008年149号、150号开设专辑,集中刊登了17篇研究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论文,这些研究论文反映出日本学界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中国环境法律法规政策的变化特点和环境行政的最新发展动向;中国环境战略如温室气体减排及沙漠化对策ODA(日本对华开发援助)等各种形式的中日环境合作。随着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话题,有关环境问题的研究与合作正在超越环境问题而扩展到经济、政治领域。在环境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对中日经济合作关系乃至中日友好关系都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建立与蒋张关系

19291931年,蒋张在东北地区建立国民党组织问题上的争斗,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双方的争斗是在统一与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集团和地方集团在政治权力上的分配与争夺。其影响是相互的和多方面的。     

宗藩体制解体与东北亚乱局

东北亚问题成为国际焦点问题之一,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局势再演再变的结果.清政府面对近代化压力不得不放弃"王道政治",直面自己的内部问题,力图建立近代国家.对于先前各藩邦受到列强或近邻的侵害,清政府无力亦无心继续予以救助,于是先前行之有效的宗藩体制解体,并导致至今扰攘不宁的东北亚乱局.     

章高元与中日甲午战争——兼论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的表现

清军将领章高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命增援前往辽东战场,在盖平战役中他不畏强暴.奋勇杀敌,建树了英雄业绩,虽败尤荣,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坚持抵抗态度,但违心服从清廷旨意,对其后丧地负有一定责任.应肯定章高元是一个有作为的抵抗派人物,是功大于过的爱国将领.     

张鸣岐与清末广西近代化

1901—1911年,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新政。时任广西巡抚的张鸣岐抓住契机,立足广西僻处边陲、民智未启、资源丰富这一历史现实,以统筹“边防全局”、“振兴实业”、“培养人才”为指导思想,致力于广西各项事业的建设,客观上推动了广西近代化。     

汉代律章句学探源

律章句学是以自然章句为基础,确定某些律条的分合独立,从而构成一个意义相对完整的单位——"章",与之同时,是进行文字方面的断句,然后是为疏通律文所作的注说。律章句的出现与律令文本的特质相关。特殊字例及符号标识,对理解律令文本的分章断句及含义有重要意义。结合文献中对汉律章句的记载及出土简牍中的律令条文来认识汉律章句的特点,可以看出某些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     

日本的东北亚研究

冷战结束之后,日本的东北亚研究走向繁荣,成立了很多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内容涉及社会、自然等各个领域,每年出版大量的有关刊物与学术专著,举办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等。随着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这一研究还会继续深入。     

“刘言史法，吾言史意”——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歧异探析

“史法”与“史意”是章学诚的重要学术术语,是研究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异同关系的关键,也是把握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关键。本从章学诚所界定之“史学”涵义入手,认为“史意”是针对一家述而言,“史法”是针对馆局纂修而言,“史法”与“史意”能够体现出章学诚与刘知几的分歧所在。     

张廷玉《明史·太祖纪》至正十三、十四年史事辨析

明清史籍关于明太祖早期发家史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存在至正十三年和至正十四年两大叙述系统。前者主要依据于《明太祖实录》,后者主要依据于《明太祖文集》。经过考辨,至正十四年叙述意见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张廷玉《明史》最终采纳的是至正十三年叙述意见,而舍弃了至正十四年叙述意见,从而造成了《明史.太祖纪》在至正十三年、十四年史事记载上存在不少失考之处,点校本亦未作出校勘案语。由此一例,亦可提醒研究者在从事元末明初历史研究时务必首先仔细辨别史料的真伪情况。     

清代宫廷画家唐岱和张雨森

本文以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为主,结合画史中的有关记载,叙述宫廷画家唐岱和张雨森的关系,并由此探讨“四王”绘画风格对于宫廷山水画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四王”绘画及其画派成为清代画坛“正统派”的缘由。     

鹿邑微子墓补证——兼释相侯与子口寻(腯)

鹿邑县太清宫镇即春秋相邑。微子即西周金文之相侯。鹿邑大墓铜器铭文中的子口寻,即微子启之孙脯。长字象拄杖形是商周文字,不应用经过讹变的战国楚简中的长字予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