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49年广东侨汇逃避问题

194 6- 194 9年间 ,国民党政府为内战需要 ,加紧控制侨汇业。但是由于国统区经济恶化、通货膨胀剧烈 ,国民党政府又大肆搜刮人民财富 ,采用不合理的外汇汇率政策 ,因此引发大规模广东省侨汇逃避现象。海外华侨汇往广东的侨汇纷纷通过外商银行、民营侨批局、钱庄、银号等机构流入黑市 ,使国民党政府外汇收入大量流失 ,财政困境更无法解脱。     

抗战前后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转变——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

论文通过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揭示了从大萧条到战后初期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重大转变和战后初期侨汇运营实态。大萧条使中国从货币银本位进入纸币时代,此后,侨汇汇兑经常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战时的特殊环境,使民间侨汇运营体系进一步衰落和中断,官方银行主导和垄断了侨汇运营。官方银行为主的侨汇运营体系不仅强化了官方银行对民间金融的控制,也加强了乡村自治机构的控制能力。战后官方银行运营能力的不足及其繁琐的领款手续,使侨汇兑换令人望而生畏,这和通胀压力一起催生了广阔的侨汇兑换的"中间人"市场,而国家控制能力的强化使"中间人"随时可能成为侨汇的"冒领者"。     

波动与稳定:1957～1977年的中国侨汇政策

华侨汇款是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和国内广大归侨侨眷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其管理政策也长期是国家任务政策的重要内容。但1957年"大跃进"开始后侨汇却一度受到"左"的社会运动影响而不断减少。为提升侨汇收入,国家不仅一再重申侨汇的重要性,而且还在增加侨汇物资供应、避免侨汇遭受侵犯、提高侨批业经营积极性等方面制定     

侨批--华侨侨眷的情感纽带

现今也许很多人不太清楚什么是侨批,在闽南方言中,批就是信,寄信称寄批。但侨批并不是普通的侨信,侨批是侨信、侨汇的俗称,是出国华侨和国内家眷及亲友进行经济联系和通兑信息的纽带。     

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的调整及影响（1950—1953年）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等文献,对1950—1953年反禁运斗争、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期间的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旨在探讨社会运动对侨务政策的内在影响以及国有化方针在侨批业中的深化过程。随着全国反禁运斗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的先后进行,国家在打击华南外汇黑市、划分兼营土地的侨批业经营者阶级成分和改善侨批业劳资不公基础上,逐步强化了对广东侨批业的管制,初步达到侨汇归公、严禁黑市的管理目的。尽管在各类运动中一些过激举措和工作偏差对侨批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在国有化方针和争取侨汇政策影响下,侨批业管理政策在不断调整,改进、补救和纠正运动中的各类问题并维护了侨汇稳定。在此过程中,广东侨批业的国有化力度显著增强。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私营侨批业经营关系研究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私营侨批业曾走向合作经营。研究表明,战时环境是促成这一转变的诱因,互利互惠则是双方合作能够持续至抗战胜利的深层次原因。在此过程中,广东省银行依托自身的官方背景和地利优势为侨批业提供批路安保、转驳侨款、接济头寸等服务,侨批业则解决了该行在侨汇揽收和解付环节上的短板,并在经营管理方面提供了一些经验借鉴。双方合作卓有成效,为充实正面战场的军备物资、赢取日伪发动的华南经济战乃至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牟利是侨批业的本质属性,抗战时期与政府银行的合作妨碍其实现利益最大化。抗战胜利后,为寻求更大的汇兑利益,侨批业势必要挣脱广东省银行的控制而寻求自主经营,而战后彼此关系的调整又缺乏强有力的机制化保障,由此双方重新走向了竞争和争夺。     

从国际侨汇新动向看我国侨汇政策

近 3 0多年来 ,国际侨汇的数量急剧增长 ,侨汇的作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据国际基金组织 2 0 0 0年度国际收支报告 ,目前全球侨汇总额已超过 1 0 0 0亿美元 ,约为 3 0年前的 5 0倍 ,其中60 %流向发展中国家。印度侨汇每年多达 1 0 0亿美元 ,高居榜首 ,紧跟其后的是墨西哥和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值得注意的是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侨汇发展经济的时候 ,中国对侨汇工作却由于外资输入的不断增加而有所忽视。中国 1 982 1 999年 1 8年的侨汇收入总额只有 1 1 0亿美元 ,仅相当于印度1 999年一年的侨汇收入。笔者认为 ,我国有关部门应当关注侨汇工作 ,充分认识侨汇资源的重要意义 ,采取有效措施 ,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民国时期汕头城市商业地理的初步分析——以侨批业为中心

1860年,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汕头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成为沟通海外与整个韩江流域的枢纽港,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繁华的都市,吸引了海内外商民在此经营和居住,专门服务海外华侨和国内侨属的侨批业的发展引人瞩目。海外大量侨汇输入国内,对汕头埠及其腹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通过提取近代日用类书《汕头指南》中商业名录等地理信息,以及房地产卡片中的土地利用信息,利用地籍图和GIS技术,可展现并分析20世纪40年代汕头埠侨批业的空间分布情况。当时较多的侨批业机构聚集在"四永一升平"街区这一商业中心,这种分布整体上呈现了城区范围内的人居变化,反映了侨批业经营网络与汕头商民的籍贯、房地产投资以及海外华侨的密切联系。     

国际侨汇对收款国宏观经济安全的影响分析

论文在简要阐述了国际侨汇发展概况的基础上,着重围绕侨汇对宏观经济稳定、侨汇对国家信用评级的影响、侨汇对宏观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等方面,论述国际侨汇对收款国宏观经济安全的影响。认为侨汇具有保护和加强国家宏观经济安全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缓解收款国的外汇约束、提升国家信用;构成其GDP的重要部分,增强其国家经济总体实力;在收款国遇到经济危机、自然灾害以及军事冲突时,扮演经济安全"保险者"的角色,等等。同时,侨汇大量流入也可能会给相关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潜在的威胁。因此,在关注侨汇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加大对其负面影响的研究,以积极防范由侨汇流动带来的潜在安全威胁。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旅美华侨与华盛顿会议

依据《申报》、《晨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在华盛顿会议前后的相关报道,对旅美华侨的活动进行梳理考察,认为旅美华侨对华盛顿会议极为关注,如会前要求南方政府派代表与会,会中及时通告国外信息,联络在美国民代表、留学生批驳不利舆论,监督政府代表,反对直接交涉与借款赎路,一定程度上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旅美华侨的活动对华盛顿会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侨乐村:南京国民政府救助难侨措施的新尝试

论文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难侨问题及特点、侨乐村的筹办与运作模式、侨乐村推广之困境等问题;对侨乐村与华侨农场这两种难侨安置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面对30年代初出现的大批难侨问题,以往常规的救助政策已经不能应对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建立、推广侨乐村,从根本上实现对归国难侨的救济。侨乐村的创办具有救助难侨、开垦荒地繁荣经济的双重目的,然而在实际管理、运行中,却过度注重国家利益而忽视垦民诉求;加之其他外部环境的影响,侨乐村最终未能得到广泛推广。但通过垦荒安置难民的思路和举措被社会各界认同。侨乐村模式对抗战时期难侨、难民救助及后世华侨农场的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     

民初华侨联合会述论

针对学术界对华侨联合会研究文章不多的现状,分析了华侨联合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特点,阐述了其在民国初年团结华侨积极参加民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活动。争取华侨权益,以及对民初历史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历史功绩。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团结海外华侨,发扬其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他们积极参加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统一事业,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积极的意义。     

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60年述评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新中国建立后,华侨科学家纷纷回国献身科技事业,贡献卓著;海外华商回国设厂和捐资办学一度非常踊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正确侨务政策引导下,华侨华人掀起支持祖籍国改革开放的热湖。他们大规模来华投资,继续支持科技事业,大力兴办公益事业,积极推动中国统一大业。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史,是国史和侨史不可忽视的内容,其对于制定侨务政策、利用和保护侨务资源、推动祖国完全统一乃至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华侨房屋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问题与对策

论文以厦门市内侨房处理中的法律问题及现实问题为例,结合现行《物权法》的相关原则及规定,对被改造、征收的华侨房屋之“一房两制”问题、“两权分离”问题、华侨信托代管房之清退问题以及城市侨房的拆迁补偿问题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法律对策。主要观点有：华侨房屋的所有人对自己享有所有权的房屋具有完全的权利,必须受到《物权法》的保护;因历史原因被“错改”的华侨房屋应当退还给业主,但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对华侨的非住宅房屋,国家已进行了赎买或者改造的房屋,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不存在退还产权问题;政府机构对确定为华侨的房屋应主动退还给所有人;对已经拆迁的房屋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补偿;《物权法》规定了财产平等保护的规则,因此华侨房屋权益优先保护的观念和处理方式不再符合《物权法》的规定。     

两难的选择：建国初期的华侨婚姻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保护华侨侨眷利益的侨务政策与《婚姻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原则发生冲突。为了兼顾华侨与侨眷利益,相关部门谨慎探索可行途径,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定。但由于外交途径有限,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以及国内政治倾向的限制,也出现了顾此失彼等问题。     

海外学堂乐歌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

本文分析了海外学堂乐歌产生的历史背景、海外学堂乐歌的类别及其特点。作者认为 ,这些学堂乐歌具有明显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极力鼓吹和弘扬中华文化 ;提倡热爱中华祖国 ,为祖国服务 ;勉励学生勤学向上 ,充实自己 ,努力奋斗 ,不断追求进步 ;提倡热爱所在国、文化融合和中外友好。作者也分析了海外学堂乐歌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九三0”事件后中国对印尼归难侨救济安置工作论析

论文根据近年来广东省档案馆陆续公布的档案资料,对“九三0”事件后中国救济安置印尼归难侨工作的具体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广东省是难侨的主要安置点;在印尼反华排华及美苏共同推动国际社会反华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对印尼归难侨采取的救济安置措施,具有维护中国海外侨民权益和国家外交利益的双重意义;该项工作是“文革”期间最大规模的归难侨救济安置活动,在推动国内归难侨救援机制发展方面,特别是归难侨侨生安置和华侨农场机制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华侨家庭留守妇女的婚姻状况——以20世纪30-50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

论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档案、民国报刊、口述历史访谈、留守妻子传记及其他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以20世纪30-50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分析了华侨家庭留守妇女婚姻的缔结、维持、离婚、重婚以及婚外情等婚姻状况,探讨了国际移民对留守妇女婚姻生活的影响和华侨婚姻中的两性关系。本文认为,受到国际移民和侨乡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华侨婚姻呈现出多元性,婚姻状况因华侨夫妇的不同境况而异。华侨婚姻是中国传统父权制婚姻在国际移民过程中的变异体,保留了父权制婚姻的一些特征,同时国际移民重新分配华侨夫妇的社会经济家庭责任,留守妇女往往要承担传统意义上属于丈夫的社会经济和家庭责任,她们的婚姻生活品质和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婚姻家庭的维持依赖各种复杂的内外因素,包括妻子的智慧、能力、坚忍和牺牲。